疫情为什么会导致全球粮食市场异常波动
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以来，印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先后采取粮食出口限制措施，伊拉克、沙特等部分粮食进口国则宣布要增加粮食进口，导致部分粮食产品国际价格急剧上涨，全球市场出现异常波动趋势。初步分析，其成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疫情冲击导致部分国家对粮食供应预期趋紧。据了解，3月中旬以来，随着疫情逐步在全球蔓延，许多国家对粮食供应的预期趋紧。这不仅是他们对粮食安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思维，更是他们对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恐惧记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当时澳大利亚、阿根廷发生干旱天气，引发全球粮价恐慌性上涨，并在高位持续一年多，使全球37个国家爆发粮食危机，全球8亿多贫困人口遭受饥饿威胁。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除部分国家已采取粮食出口限制措施外，还有可能随着有关国家采取愈加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物流中断、交易停顿，加之部分国家蝗灾影响粮食生产，进一步引发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预期，使有关国家对粮食供应的担忧随之加大。
其次，媒体舆论是形成全球粮食恐慌的催化剂。彭博社3月25日发的新闻稿“多国纷纷禁止粮食出口”，虽然翻译成中文只有500字，但直接造成全球市场的恐慌。一方面，这则新闻加剧了部分国家对粮食供给的恐慌预期。如最初只有2个国家限制粮食出口，但经舆论发酵后，又有10多个国家加入限制粮食出口的行列（尽管后来越南宣布4月份重新出口40万吨大米，但具有明显的出口管理和数量限制特征）。另一方面，引发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粮食市场波动。特别是，虽然我国粮食库存充裕、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具有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坚实基础，而且我国舆论引导及时，在总体上没有出现粮价大幅波动情况，但部分涉农股票、期货以及现货市场出现上涨行情，部分地区的居民也出现囤粮现象。其中，对于彭博社这则新闻，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为何误读中国的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将这一实施多年的政策解读为中国新建立的国家粮食库存计划，这足以引发其他国家对粮食市场的不稳定预期。二是，是否存在引导全球市场预期的潜在倾向，为后期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充分释放后，投机资本进入农产品市场进行试探、准备？
第三，部分国家蝗灾也形成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预期。据报道，7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目前正冲击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南苏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将给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威胁，使全球市场形成不稳定预期。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全球粮食并不存在短缺问题，供需形势总体稳定，没有出现粮食减产、供不应求问题。特别是美国、巴西等部分主产国，粮价低迷、存在一定下行压力。这意味着，即使后期出现全球粮食危机，也不会是全球粮食短缺的危机。
疫情对全球粮食市场究竟有何影响
第二，全球粮食市场不稳定预期有可能愈加恶化。若后期世界疫情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加之部分国家蝗灾影响粮食生产，全球粮食市场预期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目前虽然越南等国已恢复粮食出口，但不排除后期疫情恶化后，其他有关粮食出口国再度收紧出口，而部分进口国加大进口，最终有可能演化为全球抢购、限卖以及物流不畅的恐慌叠加效应，使全球粮情更加趋紧，全球粮食市场异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中国有能力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风险
综合而言，目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以主粮为重点的国内粮食生产体系，二是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和紧急状况的粮食储备体系，三是能够有效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和农业资源的全球供应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口粮绝对安全为核心的三位一体保障结构。国内粮食生产体系与储备体系体现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刚性要求，而全球供应链则反映了以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为核心的“适度进口”政策设计，通过进口大豆、肉类等非主粮农产品以集中国内资源保口粮生产重点。三者互为支撑、协同一体，构成我国应对粮食安全风险的三位一体保障结构，也是多年来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等各类突发事件对粮食安全严峻挑战的根本支撑。
第二，不断强化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一方面，持续增强国内粮食生产能力，通过不断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逐步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连续16年丰收，从2003年的4.307亿吨，增长到2019年的6.638亿吨，连上2个亿吨级台阶。特别是2015年以来，连续5年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6.5亿吨以上的水平。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和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储备体系建设。其中，中央储备自2000年建立，主要担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战略性保障功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对于地方储备，要求主产区储备规模保持3个月的销量，主销区保持6个月的消费量，产销平衡区保持4个半月的销量，是我国区域性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支撑。
第三，统筹国内国外的农业资源配置机制。我国三位一体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逐步推进形成统筹国内外农业资源的配置机制，即“国内供给+进口补充”资源配置模式。以2017年为例，如果要保持我国农产品供需总体平衡，按照现行国内农业生产水平测算，约需要38.5亿亩种植面积。从资源供给看，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国内供给25亿亩（2017年我国农作物种植总面积，国家统计局，2018），即土地资源自给率为65%。其中，粮食17.7亿亩，占国内种植面积的71%；其他非粮农作物7.3亿亩，占29%；二是通过进口农产品来弥补国内不足的13.5亿亩，即土地资源对外依存度35%。这种农业资源配置机制，实质是通过“适度进口”非主粮农产品，解决了35%的耕地缺口，以腾出国内宝贵的耕地资源来确保水稻、小麦生产。
今后全球疫情若不能得到有效防控，后期全球粮食市场异动升级为粮食危机的风险将越来越大。但无论后期可能的粮食危机以怎样的方式、在多大的程度上爆发，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均可从容应对。
特别是如前所述的以口粮绝对安全为核心的三位一体保障结构，使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例如，我国稻谷自2007年以来连续13年产大于需，小麦自2013年以来连续7年产大于需，具有长周期阶段性供大于求特征，积累大量库存，两者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消费量。与此同时，水稻和小麦进口依存度较低，进口主要用于品种调剂，占国内消费仅1%、2%，具有保障绝对安全的物质基础。因此，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升级，对我国国内市场的冲击将非常有限。相反，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内粮价上升预期，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稳定今年粮食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消化积压的粮食库存，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即使后期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引发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危机，我国完善的粮食储备调控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也能够有效发挥稳定市场预期、安定人心的压舱石作用，实现粮食保供稳价目标。
强化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建议
应对当前全球粮食市场异动以及后期可能出现的全球粮食危机风险的挑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国粮食安全方针，进一步强化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第一，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一要加强和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继续推进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实施更加有效、合规的支持补贴措施，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务农的积极性。二要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夯实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三要加大农业基础建设支持力度，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有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第二，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从粮食生产到消费全程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的宏观调控水平和风险治理能力。
第三，加强和完善重要农产品储备体系。要进一步优化国家粮食储备的区域布局，完善品种结构，健全物流体系，创新配送机制。
第四，强化农产品全球供应链管理。一要建立和加强全球农产品市场风险监测评估体系，进一步提高大豆等大宗进口农产品风险管理能力，有效应对和防控国际市场波动风险。二要加强和完善全球农业食品供应链管理，研究制定综合支持政策，鼓励我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农业食品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及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
第五，加强国际政策协调。要加强国际农业政策协调，确保全球农业与粮食供应链安全运行与有效运转，不断完善和强化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共同维护全球农业贸易和市场秩序。建议联合欧洲有关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起限制对农产品投机炒作、避免全球粮食剧烈波动的国际倡议，有效遏制投机资本扰乱全球粮食市场、引发全球粮食危机的行为。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协调研究”〔编号：71933004〕、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农业支持政策保障研究”〔编号：kx01200202000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