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国粮食尤其是大米进口量大幅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前二位大米进口国，而我国大米出口维持较低水平，与之对应，我国国内稻谷增产、库存高企，对我国大米市场形成双向挤压，这种情况经过连续三年累加，使得当前矛盾尤为突出。
回顾我国粮食进出口量变化的历史，2012年以前我国大米进口量总体变化不大，年进口量总体在25万吨-75万吨之间（见下图），2012年我国进口量出现大幅增长（环比增加约3倍）达到236.8万吨，之后维持较高水平，2014年进口则达到258万吨的历史性高点，接近当年玉米进口总量。根据目前已有数据推算，今年大米进口量仍会在上年基础上继续有所增加。此外，我国玉米、小麦进口近几年也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大米、玉米出口量稳中下降。2014年玉米、小麦分别进口260万吨、300万吨，全年我国谷物进口达到1951万吨。同年出口大米41.9万吨，玉米2万吨，谷物总出口量仅71万吨，全年净进口谷物1880万吨。
二、近几年粮食进口大幅增加的原因分析
近几年我国以大米为主的粮食进口大幅增加，既有品质差异的原因，又受国内外市场价格差距不断变化的引导，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后者。以2013年为例，我国大米进口227万吨，其中从越南进口154.51万吨（占68%），巴基斯坦进口57.96万吨（占26%），泰国进口17.54万吨（占8%）。越南出口大米以早籼米（白米）为主，品质上远不及泰国（虽然越南也在不断提高其大米品质），泰国大米出口的主要品种是蒸谷米33%（非洲和中东），茉莉香米22%（亚洲地区），白米22%（中东地区）。2013年越南含碎5%大米价格为每吨393美元，比泰国同等级大米494美元低20.4%，2013年我国从越南进口大米数量上远超泰国，说明价格发挥了主导作用。
那么，我国大米价格高于国际是不是由于我国最低收购价政策所引起的？2011年泰国、越南大米价格连续上涨，我国也将粳稻最低收购价从105元提高到128元，提高幅度21.9%，客观的说，最低收购价的提高对我国大米价格产生了底部支撑，但是，这一政策并不仅在我国实行。泰国政府对稻谷实施价格支持计划、价格保险计划和大米典押政策等一系列价格支持政策，越南政府实行稻谷收购价政策，两国政策的实质和立足点与我国实行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全球大米市场是在全球普遍托市基础下的市场化运行，各国的托市价基本上也是根据供求关系制定的，从长远来看，供求关系仍然主导全球大米价格的变化。
三、国内粮价低于国际是“常态”还是“新常态”
针对连续多年的国内粮价低于国际，是否需要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弄清楚这种现象是不是“常态”，会不会是“新常态。”
分析研究历年来国内外粮价长期对比，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常态”。我国于2004年、2006年起分别对稻谷、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如上图所见，从2004年到2010年间，广东粳米批发价一直高于我国进口大米成本，例如，在2008年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大幅攀升时，黑龙江、广东市场大米批发价格比进口泰国大米到岸价低50%-60%；2009年3月份，国内进口的泰国大米到岸价为3927元，比黑龙江市场批发价高33%，比广东批发价高6.3%。
分别比较历年来玉米、小麦进口成本和批发价格，得出的结论是：2008年以前，国内玉米批发市场价格持续低于进口到岸价，受到2008年下半年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国内玉米批发市场价格与进口到岸价差距迅速缩小，至2009年初至今，我国玉米进口成本低于国内批发价格；小麦市场与玉米相似，以2009年初为节点，之前国内市场一直低于进口成本，如最高时的2008年3月份，国内小麦批发价格为每吨1640元，比进口到岸价低62.2%。
今后国际粮价会不会长期低于国内市场，即会不会成为“新常态”？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包括大米在内的粮食价格走势总体是一致的，大约10年为一个周期，国内国际市场价格的高低转换也8-10年左右出现一次。目前，国际粮价已经有所反弹，根据当前全球粮食产需形势，以及粮价周期波动的特点，我们的判断是，目前国际粮价已经进入周期上升的初期，近一两年会缓慢上涨，3年后涨幅会比较大，也会远高于国内市场涨幅，2016年、2017年左右国际粮价水平将会高于国内市场，届时各国的粮食贸易政策将转移到如何控制粮食出口上来（与2006、2007年情况类似）。因此，粮食大量进口的局面可能还会延续1年至2年，但并不会是“常态”。
此外，还应该看到的是，国与国之间粮食价格的形成和比较，不能脱离一个国家自身的自然禀赋。美国耕地成片，适合机械化生产，成本低廉，这就导致了美国大米单产全球最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出口稻谷的国家。泰国稻谷亩产虽然只有我国的42%，但气候条件优于我国，大米质量高，推行以质换量的出口政策。越南大米质量上虽不如泰国，但越南大米生长期短，一年可以种植三季，单产居世界前列。玉米、小麦市场都有同样的问题，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在小麦、玉米生产上占据天然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全球前几位的农产品出口国很少发生变化，只不过在排名上调换而已。这点是农产品与工业品的最重要的区别，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生产条件和机械化农业生产条件的共同作用对大米价格的形成产生长期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四、几点看法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实施中引发出来的问题和争论，实际上是粮食体制改革中市场配置资源与国家宏观调控两个目标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从长期看，我国粮食供求仍然是呈现紧平衡的趋势，但在气候、国际粮食市场等诸多因素叠加作用下，阶段性的“三增”问题以及时段性、区域性过剩引起的市场粮价下降、农民收入减少，也都会发生。对此，中央财政应做好足够准备，将其视为目标价格实施前解决粮食供求长期偏紧问题所必须付出的公共成本。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种粮农民收入的长期稳定，持续激发种粮积极性，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
（一）我国大米（主粮）政策应坚守底线。
针对农业领域的“三增现象”，个别学者和媒体刊文提出“粮食安全是谬论”，“应大胆放开国内进口市场”，“高价补贴政策导致了我国粮价高企和种种浪费”等观点，对此应引起警惕。我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增加粮食的供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大量进口粮食对我国并不现实，粮食尤其是主粮应作为战略性物资生产、储备，这点不能因为短期财政支出增加而发生动摇，不能因为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而改变18亿亩耕地红线。
如果肆意放任大米等粮食进口，必然导致国内土地荒废，整个粮食生产停滞，粮食市场受控于人，那么离美国世界观察所LesterBrown先生1994年断言的“中国能饿死世界”也就不远了。因此，正如我国著名粮食问题专家丁声俊所言，当前“决不可放松粮食安全这根‘弦’”，要将粮食安全作为底线坚守。
（二）我国粮价形成机制是否需要改革？
针对目前国内国际价格差导致的我国粮食进口激增，有人因此而质疑甚至否认当前我国的粮食政策，这也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粮食政策、粮价形成机制仍有诸多不足，我国实行托市收购，对粮食价格产生了一定的扭曲。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我国粮食政策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纵观当前全球主要国家所使用的粮食政策，其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都是根据各国具体情况逐步完善发展而成，而且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印度是产粮大国，却也是高出口、高饥饿的国家，饥饿指数一直在全球排名靠前；美国实行目标价格，但是是建立在高补贴的基础之上的，且美国的目标价格政策已经实行近43年，目前才相对完善。
因此，必须在深刻总结棉花、大豆目标价格试点经验基础上，逐步完善方案，待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机制基本捋顺，并取得明显成效后，再推行到粮食品种上。而且，考虑到粮食的战略意义，在三大品种中，应先推行玉米，其次再考虑大米、小麦。
从长期来看，我国还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欧美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演变逻辑显示，采取保险方式支持农业是一种市场化的途径，是大势所趋。我国农业保险与美国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我国农业保险大多保成本，而美国侧重保产量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