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的历史启示
中国粮食进口历史悠久，北宋真宗时期曾经输入占城稻3万石，用作改良稻种。清初康乾之际，为满足东南沿海经济商品化、人口增多、军粮需求，清政府鼓励商人从东南亚输入米谷，高峰期年约三四十万石。鸦片战争后，据海关1867—1947年记载，中国进口粮食（仅指米谷、小麦、面粉）种类、数量、价值渐趋增加，20世纪30年代前期到达顶峰，全面抗战爆发后数量减少，1943—1945年进口断绝，1946—1947年急剧缩减，1948—1949年几乎再次完全断绝。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大致可以分为曲折发展（1867—1921年）、迅猛增加（1922—1937年）和逐渐减少（1938—1947年）三个时期。1867—1947年的81年中，78年有粮食进口，其中大米、小麦、面粉分别进口约6.607亿、1.568亿、1.391亿担，三项合计共约9.0266亿担。81年中只有1917、1919、1920三年粮食贸易出超，分别约出超26万担、750万担和1190万担，其余78年分别共约入超6.02亿担、1.104亿担、1.127亿担，三项合计共约入超8.2517亿担。
纵观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历史，品种由单一的米谷增加到小麦、面粉和少量杂粮，进口数量在波动中不断上升，销售范围由沿海向内地逐渐扩散。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原因复杂，影响广泛，对于当今中国粮食安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粮食产量不足是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的一个关键因素
1920年代之后，粮食大规模进口，“粮食问题”随之出现。关于中国粮产，“不足论”占据主导地位，一般认为正是由于产量不足，才导致大量进口。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中国米麦自给计划》说“今日之米麦问题有三”，第一即是“生产不能自给”。但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粮食可以自足，例如蒋学楷估计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供求约盈余2.5亿余担。
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3年调查，全国平均借粮农户48%；据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卜凯1929—1933年对中国19省148县151个地区调查，农户平均粮食购买率达35%；据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5年调查，中国乡村人口主食结构中杂粮占51.6%。凡此，均说明中国粮食市场属于“卖炭翁型”消费，市场上的商品粮并非绝大多数农户的余粮。总之，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一年糠菜半年粮、干少稀多、农闲一天两顿稀饭等史实，说明近代中国粮食没有真正满足国人消费需求。
总之，近代中国政府没有从战略上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安全，粮食产量不足，是导致粮食大量进口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全面看待粮食进口的影响和作用
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对中国粮食市场、贸易平衡和工业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却对调剂民食、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粮食进口对中国粮食市场产生的影响，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国产粮食价格，从而导致“谷贱伤农”。上海市场洋米价格低于国米，因而国米价格决定于洋米价格。不仅如此，上海米价又影响安徽、江西、湖南米价。例如1930年上海米价飞涨至20元，不久洋米倾销，沪上和内地国米价格大跌。又如1932年广东晚稻因洋米竞销，价格较上年跌落15%—20%。二是洋粮抢占了国粮市场。就米谷而言，主要体现在米市萎缩、闽粤等地国米减少、洋米由缺粮区向余粮区和自给区扩散等方面。例如芜湖大米主要外销广东、浙江，潮汕最多时年购三四百万石，宁波最盛亦达四五十万石，1902年以前年均出口600万余石，但1920—1930年间仅1925年出口610万担。1912年以后洋米在广东销路急剧上升，1912—1931年国米输入量平均占输粤大米37%，洋米平均占63%。福建1875—1892年输入国米比重大于洋米，1893—1899年互有高低，1899—1936年洋米年均70%。不仅洋米进口冲击了国内大米市场，小麦亦然。尤其是1931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向美国借款换回的小麦，对国内麦市冲击尤大，致使华北小麦严重滞销。
粮食进口对中国贸易和工业的影响主要是加剧了贸易不平衡，从而限制了工业原料进口，不利于工业化。据海关记录，1912—1932年米谷、小麦、面粉共计约入超20亿关两，1927—1932年是近代中国粮食进口最多的6年，历年粮食进口值分别占入超总值14.7%、49.6%、57.9%、40.2%、34.9%和35.5%，平均达38.85%，粮食进口值所占比例之高、数量之大，不可谓不惊人。巨额的粮食入超限制了工业生产资料的进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
总之，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的历史启示我们，在保证粮食生产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国际市场，按照需要进口，积极利用国际粮食资源。
粮食安全需要建立生产、消费、储备、流通、进口等有效协同体系
自由流通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近代中国却盛行“米禁”。尤其是1905年清政府颁布《运米出省章程》，除特许者外一概不准运粮出省，致使省际粮食流通更为不畅。民国时期虽然政府迭颁粮食自由流通条例，但是中央权威有限，地方各行其是，效果甚微。近代中国灾荒不断，产米区域特别是余粮省份，在遭受自然灾害或者粮食减产之时，担心本地民食不足引发事端，每每实施“米禁”，限制粮食流通。产米省份的米禁令，往往引发广东、福建、上海等需要国米调剂民食地区的恐慌，于是纷纷订购洋米，导致大量洋米进口。
进口粮食补充国产不足，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有助于粮食安全。一是粮食进口必须具有自主权。清初康、雍、乾时期明文允许东南亚输入米谷免税，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章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等也有同样规定。虽然粮食进口关税被认为是粮食进口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粮食输入数量有限，粮食进口在当时主要发挥了弥补国内粮食不足的积极作用。二是一战和二战期间的中国粮食进口历史，说明必须保证在需要粮食的时候能够进口，不被“卡脖子”。一战期间各国忙于战争，粮食生产受到影响，产量下降，需求增加。为此，北美非参战国家和欧洲交战国家都实施粮食管制政策，对殖民地粮食生产和贸易也采取管制，这是该时期中国输入粮食减少的主要原因。1937—1941年中国海岸还未被日军全面封锁，海上交通线尚未遮断，广东、福建和上海能够按照需要进口粮食，但是1942年之后海上交通中断，粮食进口完全断绝。
综上所述，粮食产量满足消费需求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进口是必要的补充，除此之外，还需要有适量的储备、完善的流通体系和高效的运输能力，只有这些因素协同作用，才能达到粮食安全保障的目标，然而近代中国却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粮食安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