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毛言论一：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粮食就大幅增产：
驳：
（一）粮食增产实际原因：
粮食增产，不是因为分田到户，而是因为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以下内容引自逍遥散人《“人民公社”与“单干”之随笔漫谈》（有删改）］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增长因素占粮食增长因素的57.1%,若扣除这一因素，这一阶段的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2.1%，（其它的科技因素如化肥农药家农机等还未计入）这就是说还没有合作化、公社化时期的增长率高（3.5%）！再综合第三阶段的年增长率（1.2%），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村推行私有化以后，中国的粮食增长其实是呈现递减态式！
2、化肥革命、农药革命。60年代末70年代处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农药厂，使我国1975年的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增产幅度一般达20%-50%。另外新型高效农药六六六、敌敌畏等更是有效的消灭大量害虫，为提高农业产量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3、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义务工）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
4、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
5、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综上所述，‘单干’刚刚开始时产生的农业丰收，是我国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而所有这些前期投入都是在人民公社时代、在毛主席时代、东方红盛时期，在响应党的‘共建社会主义、共建共产主义’的号召下做到的。”①
（二）小岗村：
有以小岗村为榜样的，说小岗村单干后粮食产量是比上一年提高了，据说是由4万斤提高到12万斤。但这种说法却不敢提到上一年是大旱，而集体时候的正常产量是17万斤。
而今的小岗村呢？猝死的小岗村书记沈浩说过：“2004年2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4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小岗村'、‘大包干'等也都被别人注册了。”
小岗村农民徐家松说，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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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76至1987年间，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参见新华网《感动中国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推算，在第二阶段的六年间，袁隆平的科技成果增产了500亿公斤的稻谷，即0.5亿吨。而这六年总的粮食增长量（以1978年的3.048亿吨为基数，按平均增长率推算）为0.876亿吨，也就是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增长因素已占其中的57.1%。
--据央视一台报道，2007年开始，重庆市拟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水库进行维修，以弥补30年来在农田水利上的欠账，需拿出300亿资金。这仅仅是一个重庆市针对水库这个单项的维修资金，若将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水库、塘坝、人工河、沟渠、梯田、农路网、标准农田等用资金来衡量，那将是个天文数字。
反毛言论二：当年亚洲四小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得很繁荣：
（一）“四小龙”的经济，都是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严重依赖国外资本，所谓经济繁荣并非独立自主，1997年经济危机一袭击，全部垮台。
（二）“四小龙”有三者在中国周边，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前哨这样的“标杆”，以对付中国。拿台湾来说，1950年到1965年，美国给台湾经济援助15亿美元，1952年到1960年台湾岛内投资外资占40%；拿韩国来说，1962年前，美援占总投资80%，1962年至1968年，外援占总投资47.2%。而香港，这些年可以看出，其经济随着中国大陆的起伏而起伏，实是受惠于中国大陆。同时，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已有经济基础，更加上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财富（参看第六章第二节第三点），自然容易发展。
（三）再看“四小龙”当时的政治体制：韩国60年代是朴正熙集权官僚体制；新加坡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台湾是两蒋独裁统治；香港完全由英国委派总督统治，无政党与民选议会，只在1991年才让人民投票选举18名立法局议员。“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还能归功于资本主义所谓“民主制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