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为我国粮食政策指明了方向，对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波动为切入点，突破“就粮论粮”的传统思路，结合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以创新视角对维护我国粮食安全提出系统性建议，对于新时期我国应对形势变化、把握规则主动具有积极意义。
乌克兰危机引发全球粮食安全担忧
（一）粮价观察：乌克兰危机导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
二是国内粮价比国际粮价受危机影响程度小。在危机爆发后的两个月内，国际小麦价格涨幅达28%，高于国内小麦价格17%的涨幅；以样本期内最高价格为基准，国际小麦价格的波动幅度接近70%，远高于国内小麦25%的波幅。较低的价格波动体现出我国粮食市场具备一定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二）地缘观察：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地位
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国际上重要的粮食生产与出口大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乌克兰被誉为“欧洲粮仓”，玉米、小麦、黑麦和大麦等是其主要粮食作物，危机前产量持续上升，优势突出。以玉米和小麦为例，2021年两国玉米的出口量全球占比合计超过16%，小麦的出口量全球占比合计接近29%。两国在油料市场也具有重要地位，以葵花油为例，2020年出口量全球占比合计接近77%，其中乌克兰达到了54.69%。俄乌在国际粮食市场地位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对多区域（包括北非和亚洲等）粮食稳定的地缘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约50个国家和地区高度依赖俄乌的小麦供应，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土耳其和苏丹等国家。此外，俄乌是全球农产品生产资料重要供应者，主要表现为两大生产资料的供给：一是为全球提供氮磷钾肥等粮食生产的基础肥料；二是为全球粮食生产和加工提供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必需的生产资料。
乌克兰危机对粮价的影响
（一）基本逻辑：粮食兼具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
金融属性又包含了“美元化”和“能源化”的内嵌双重特征。
首先，商品属性是粮食自带的初始属性。在商品金融化初期，粮食相对基本金属的价格更多由其商品属性决定，即遵循一般商品交易逻辑，通过供给和需求力量变化对国际粮价产生影响。与能源、矿产等非农大宗商品相比，粮食需求端相对稳定，因此供给变化在国际粮价波动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美元化”是粮食金融属性的第一特征。随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形成，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和贸易结算均以美元作为媒介货币，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渐成为影响国际粮价的关键性因素，这是“商品金融化”带来的直接结果，也是粮食金融属性的重要体现。
最后，“能源化”是粮食金融属性的第二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凭借其资源和科技优势，积极发展生物乙醇等燃料，引发“与粮争地，与人争粮”问题。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生物质燃料发展，农产品受石油价格波动的冲击越来越大，能源已成为传统因素外影响粮食供求又一突出变量，推动农产品大宗商品产生显著的“能源化”效应，使得粮食金融属性进一步加强。乌克兰危机引发国际粮价上涨受到了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双重驱动。其中，基于供求驱动的商品属性因素是直接原因（显性因素），基于能源价格和货币政策的金融属性因素是间接原因（隐性因素）。
（二）供求逻辑：粮食贸易和预期产量遭到破坏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预测，未来全球粮价将在目前水平上激增8%至20%，并将其归因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贸易受阻和产量削减。该观点充分说明，危机造成的粮食供给恶化通过商品属性最终传导并反映至国际粮价。俄乌是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粮食出口国，两国在全球粮食贸易占比超过12%；特别是乌克兰玉米、小麦出口均占全球10%以上，但其粮食主产区恰恰集中在受危机影响严重的中东部地区。因此，危机对国际粮食供给及国际粮价的冲击不容小觑。
我国粮价受乌克兰危机直接影响较小，主要是间接影响。一是价格关联影响。以小麦价格为例，俄乌小麦出口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五，但主要出口至中东和非洲。因此，国内小麦价格上涨主要是国际价格关联性带动。二是产业传导影响。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化肥出口国，其中氮肥第一、钾肥第二、磷肥第三。我国是化肥主要进口国，2021年我国进口钾肥超过750万吨，其中约30%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危机造成俄罗斯化肥出口受限，进而通过产业间传导使得我国种植成本增加，形成粮价上涨预期。
（三）金融逻辑：能源危机隐患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冲击
从“能源化”看，以往主要是石油价格对农产品价格形成单向影响，但本次危机两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危机对石油和农产品供给均产生破坏，对农产品价格长期影响大于石油价格，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影响，对国际资本市场造成恐慌情绪。从“美元化”看，传统逻辑表现为美元货币周期进入宽松期，流动性过剩推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反之价格下跌。但本次危机爆发恰好处于市场预期美联储货币周期收紧的关键节点，商品属性因素才是导致国际粮价上涨的显性因素，并冲抵了“美元化”的隐性因素。但粮食作为重要战略资源，与美元指数同向上涨，反映了全球在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中均存在同向避险情绪，本质上仍符合美元作为安全资产栖息地的底层逻辑。
（四）量化测度：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粮价溢出效应的预判
针对上述金融逻辑中的“美元化”问题，围绕我国农产品安全问题，通过计量模型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传导效应。研究变量包括反映美联储货币政策汇率渠道传导效应的美元综合指数、反映美联储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效应的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反映产业和贸易传导渠道效应的国际原油价格、主要农产品（包括玉米、大豆和原糖）的国内进口价格或国际价格。
研究发现，一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指标（汇率和利率等）和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出口价格存在关联性影响。其中，汇率渠道对农产品存在共性效应影响；利率渠道对对外依存度高的农产品（如大豆）存在显著影响且叠加投资组合再平衡和预期效益等政策效应渠道的干扰或增强；石油美元主导的贸易效应存在非市场因素，农产品价格体系能源化效应，但存在异质性和时变性。
俄乌冲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与风险预警
（一）我国粮食安全存在负面冲击
（二）警惕金融制裁和保护主义破坏
当前国际市场环境出现恶化，在应对粮食安全问题时，要警惕金融制裁和保护主义产生的破坏影响。
二是保护主义引发粮食危机。面临重大地缘冲突，传统粮食出口国基于本国利益出发，秉持“本国优先”原则，限制粮食出口将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粮食市场供给短缺，导致全球性粮食危机。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种业控制，或将破坏种子国际贸易市场规则，形成具有制裁属性的保护主义，如德国著名的种子公司拜耳集团已经启动对俄罗斯等国的种子出口限制。
粮食安全事关民生福祉和国家安全
（一）促进农业发展，落实增进民生福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一是促进农业发展才能牢牢抓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具体而言，要坚持“口粮绝对安全”，确保“中国碗主要装中国粮”，评估地缘风险、提早响应防范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基本国情，粮食安全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前提。当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极大提升，解决了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提升了人民生活的满足感、安全感，更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是增强民生福祉应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农业要坚持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走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凸显人力资源优势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要求农业观念和生产模式顺应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壮大，方能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构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屏障。
（二）保障产业安全，强化国家农业安全观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从粮食安全问题的视角，必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从产业安全出发，就是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安全等。乌克兰危机警醒我国在农业发展战略思维上亟须调整，即从竞争力转向安全观，重构国家农业安全观并不断强化。当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爆发时，农业缺陷尤为突出，如内生的高自然依赖性、弱产出连续性、短产品储存性和低需求可控性等，造成了农业遭受损害首当其冲。
国家农业安全观应在产品、生态和社会等多维度形成安全目标和保障策略。首先，产品安全是基础，在数量上始终保持绝对的粮食自给率、构建完备的种养结构体系等；在质量上避免食品安全事件，消除健康危害等。其次，生态安全是红线，涵盖资源保护与环境修复。党的二十报告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包含了对维护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要战略部署。最后，保障社会稳定是农业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底线，内容涵盖农民安居乐业与社会长治久安等。
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和粮价稳定的政策建议
（一）以加强粮食储备为手段
粮食安全储备具有战略安全和经济安全双重意义。我国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包括战略储备和托市收储，前者主要应对自然灾害和战争危机等突发事件；后者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以平抑市场和稳定粮价为目的。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威胁，主要经济体相继启动粮食安全储备，其中既有应对突发事件又有缓冲市场的考虑。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各国对于粮食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出口国提高粮食安全防护等级，限制粮食出口，导致供应链紧张；进口国则加大储备力度，增加粮食进口，导致供求缺口拉大。我国粮食储备策略应对内延续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互补的格局，对外则稳定进口渠道，在不盲目扩张的同时，保持适度储备，防范潜在的粮食危机风险。
（二）以优化粮食产业布局为基础
从维护我国长期粮食安全的角度看，进口保障只能作为外部补充，优化国内粮食产业布局、“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才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产量方面，应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锚定粮食稳产增产目标；结构方面，应注重不同农产品兼容发展。以大豆和玉米为例，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中玉米占比40%、大豆仅为2.4%。长期产量不足造成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大豆进口占全球贸易量的60%，更容易被供给链所制约。
（三）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增强在定价和贸易中的话语权为助力
在基于美元货币体系的“商品金融化”大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已成为长期影响全球农产品价格稳定的因素。而基于一国信用的货币体系本身在机制上存在缺陷，容易造成定价和结算货币的不稳定，这对产业链上供求双方均存在金融风险，最终导致国际社会的抵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石油等大宗商品定价更频繁地转向美元以外的其他国际货币或一篮子货币。
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理应在稳定国际粮价方面发挥更重要的金融职能。一方面，推动人民币获得主要农产品定价权，并在区域贸易内体现货币锚的功能，即成为贸易货币；另一方面，推动人民币国债成为国际储备，为全球流通的人民币提供安全栖息地，即实现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完整闭环。
（作者为国家开发银行资金部资深经理；本文研究为个人学术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