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的小说《民谣》呈现出一种反“伤痕”写作的叙事风格，相对于伤痕写作而言，这类写作以更加平缓、克制的叙事口吻来处理此类背景下的伤痕题材，为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伤痕文学提供一种新的美学风貌和叙事路径。在这种写作风格之下，《民谣》的语言呈现出其独有的“调性”，作者在“民谣化”语言富有节奏和张力的叙事链条中，建构起小说独有的审美秩序。这样的写作对王尧所提倡的“小说革命”做出了有效回应，也在当代小说的图谱中为乡土书写和革命叙事开拓了新的阐释空间和实践路径。
小说《民谣》的创作使诸多身份加身的学者王尧步入了小说家的行列。这部处女作以“迟缓”的姿态进入了读者视野，但作者已在多年前写下了开头。虽然作者坦言到他这个年纪写小说，被朋友们形容为“老房子着火了”，但《民谣》的出现确实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燃起了一把火，并与他本人提倡的“小说革命”形成了某种互文。小说在充满政治运动与事件的历史背景中，讲述了一个患有神经衰弱的少年的成长史，并以他碎片化的记忆复活了一个村庄的历史。作者在寻找记忆中重建记忆，在书写村庄时复活村庄，在回望历史处抚摸历史，那些如民谣般的语言在江南水乡的码头上缓缓苏醒，而关于历史与记忆的暗潮涌动于日常。《民谣》反“伤痕”写作的叙事风格，“民谣化”的叙事语言，成长史、大队史、革命史三线交织的叙事脉络，建构起了王尧小说的美学图景，是作者对于江南水乡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对那段革命历史的现代性注解。
王尧
一、“霉味”的记忆：
反“伤痕”写作叙事风格的建构
小说《民谣》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此时正值“文革”期间，政治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对于这一历史的描述，以往小说多以“伤痕”叙事为主，并以此来反映极“左”运动带给人们的创伤。但王尧在小说中以一种极其克制、平静的口吻，用主人公“我”的视角来讲述发生在江南水乡的生活与斗争，通过水乡充满田园气息的环境和人与人之间平淡却又真诚的情感关系，抚平政治运动带给人们的恐惧和伤害，并尽力消解这种叙事的“伤痕”，我们暂且可以称这种叙事风格为反“伤痕”写作叙事。在这种叙事风格之下，小说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是在情节事件的推动中，都保持着一种温和、平缓的叙事态度。《民谣》在片段化的叙事网格中，通过神经衰弱者“我”的视角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中打捞着记忆深处的人与事，无论是以外公为代表的长辈，还是以“我”为中心的同辈，他们虽然身处时代的洪流之中，却依然保持着善意与温暖，在充斥着“霉味”的记忆中建构起历史暗潮中的故乡。
反“伤痕”的叙事风格，也表现在对死亡事件的处理上。《民谣》中有许多对死亡的描写，小说中关于人物死亡的场景没有多少血腥或恐怖的气息，作者对死亡事件的处理尽量不带“伤痕”，简单几笔便交代了人物的离去，然后将叙事转移到对于人物生前故事的回忆之中，用克制的情感和平缓的陈述，淡化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小说中第一处关于死亡的描写是地主胡鹤义的自杀。当怀仁老头儿“听到桥东边的河面上有噗通噗通的水声，他赶紧放下稻草，再听，声音渐渐小了。他觉得好像有人跳河了，这个人已经沉下去了”。就这样莫庄唯一的地主自杀了，但人们并不憎恨他，因为他生前干过好事。与地主相对应的是英雄人物王二大队长的死亡，“外公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追忆中，我听到他从镇上回来的脚步声，他说：‘下葬吧。’他用席子卷好了王二大队长和他战友的尸体”。对于王二大队长死亡的叙述和对于地主胡鹤义死亡的叙述一样平静，而这两个人物的事迹与“我”的记忆纠缠在一起，在“我”编写队史和成长过程中影响深远。特别是英雄王二大队长和“我”的偶像勇子一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格与三观。
二、绵惆的情绪：“民谣化”的叙事语言
《民谣》作为小说的书名，似乎与故事内容没有太多关联，但“民谣”一词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叙事基调，即所谓的“调性”，而这种“调性”也使小说的叙事语言呈现“民谣化”的倾向。民谣不同于摇滚那般热烈奔放，也不如轻音乐随意温柔，而是有一种绵密的诗意和悠长的情绪。小说正是在这种“民谣化”的语言中塑造人物、推动情节，进而完成整体性的叙事。
三、作为方法的历史：三线交织的叙事脉络
作为与作者所提倡的“小说革命”形成互文的小说文本，《民谣》除去在叙事风格和语言上的独特魅力之外，在叙事脉络上也是独具一格。小说以“我”从大头到王厚平的成长史为叙事主线，以“我”参与编写的大队史和暗藏在大队史之中的革命史为副线，这两条副线一明一暗，与主线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叙事脉络。成长史、大队史、革命史，三线交织，“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参与到村庄历史的叙事当中，这段历史既是“我”的成长史，也是那段特殊时期的革命史。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历史背景不仅应当为小说的人物创造一种新的存在境况，而且历史本身应当作为存在境况而被理解和分析。”大队史和革命史是“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供了小说中人物成长的环境，也承载了故事情节发展的活动场域，激活了埋藏在历史之中的情感链条，它们相互交织，彼此呼应，共同促进了叙事的有效性。在《民谣》这部小说中，成长史、大队史、革命史三条叙事脉络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叙事底色。其中，革命史作为最为关键的叙事底色，凸显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和文学主题之一——革命。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个人、自然、社会、政治与革命存在着复杂的缠绕和互渗关系。
在三条叙事脉络中，“我”的成长史作为主线贯穿于整部小说之中，因此也成为小说中的第一观察视角，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小说的整体气韵和美学风格。“我”看着一个个人物从“我”身旁经过又离“我”而去，在“我”的成长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而“我”参与编写的大队史，则不断补充着这条印记上的细节，使历史的面貌逐渐清晰，并为这些人物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在打捞历史的同时重建记忆。“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作为隐形脉络的革命史，一直潜伏在小说的叙事结构和话语体系中，时而清晰，时而隐密，在渲染气氛、铺陈背景的同时，为人物的行动提供合理性的参照，而“我”正是在对革命史的梳理和辨识中，完成了自己的成长。
“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小说《民谣》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作者用一个少年的视角审视了那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描摹了江南水乡那种水墨画般的乡村景观，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与弥漫着“霉味”的历史迎面相撞，却依然保持着人性的善良与温情，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作者也在记忆的碎片中对故乡和青春做了一次深情的回望。小说中呈现的反“伤痕”写作叙事风格，“民谣化”的语言以及三线交织的叙事脉络，建构起了属于《民谣》的美学图景，这样的创作对作者提倡的“小说革命”做出了有效的回应，也在当代小说的图谱中为乡土书写和革命叙事开拓了新的阐释空间和实践路径。《民谣》的美学气韵正如涌动的暗潮，那种散漫、忧郁却又娓娓道来的叙事，一次次冲刷着我们的记忆与日常，在那个弥漫着“霉味”却又不失温情的江南水乡上，一代又一代人在历史的暗潮中吟唱着属于他们的“民谣”。
责任编辑：吴海洋
原标题：《《写作》新刊︱王顺天：反“伤痕”写作的叙事风格、语言及其他——评王尧的《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