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汉墓出土的“单于天降”瓦当作者供图
河套地区汉墓出土的铜灶（明器）作者供图
河套地区汉代墓葬发掘现场作者供图
河套地区汉墓出土的鸮壶（陶仓）作者供图
鄂尔多斯出土战国时期北方民族的王冠作者供图
阴山脚下战国至汉代高阙塞障城遗址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阴山南侧的黄河大回折区域，北有著名的河套平原，南为沟壑纵横的鄂尔多斯高原，自春秋战国以来，这里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繁衍生息和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尚书·虞书·尧典》载“申命和叔，宅朔方”，《诗经》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可知当时朔方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反复争夺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汉武帝时设置朔方郡，成为中原王朝在北部边塞行政设置的历史标志性事件，而朔方郡的治理和民族融合，也成为中华民族共融共建的历史缩影。
一、设郡安边的考古实证
汉朔方郡的设置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体现。汉朝建立后，汉武帝时期为抵御匈奴，集中力量对河套地区的匈奴开展了军事行动。《史记》记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朝击败盘踞此处的楼烦、白羊王，“遂略河南地”，汉武帝派平陵侯苏建修建朔方城，置朔方郡，下辖临戎、三封、窳浑等十县。朔方郡设置于汉武帝元朔二年，三年后，始筑临戎县城，这是朔方郡最早且唯一筑有城垣的县城。故朔方郡初创时，郡治设在临戎，后来迁至三封。
1992-199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巴彦淖尔盟文物工作站为配合基本建设，对磴口县包尔陶勒盖、纳林套海、沙金套海和补隆淖四处墓葬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各类汉代墓葬132座。在这四处墓群附近又分布着陶升井、保尔浩特、河拐子三座古城。
包尔陶勒盖墓群紧邻纳林套海墓群，墓群西侧为陶升井古城，该城故址大部分已被流沙覆盖。从古城现存城墙看，其规模较大，是三座古城中面积最大的，符合西汉时期郡治一级城址的等级；再结合《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记载，以及附近考古调查等情况，我们判定包尔陶勒盖与纳林套海墓群应属汉朔方郡的郡治——三封县故城。
沙金套海墓群紧邻的是保尔浩特古城。此城西南是陶升井古城，东南为补隆淖古城，三城呈品字形分布，各自相距约30公里。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保尔浩特古城应为汉朔方郡窳浑县故城。此处汉墓延续的年代最长，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时期，这也与文献记载古城的存续时段相吻合。
补隆淖汉墓群分布于河拐子古城的四周，侯仁之、俞伟超先生考证其为汉代朔方郡临戎县城，认为现在的黄河河道已东移，汉代的河道应在补隆淖古城以西，即该城原本在北流黄河以东的鄂尔多斯高原地区。补隆淖古城出土的陶器组合，同陶升井和保尔浩特古城周边墓葬所出差异较大，有较多后两者没有的器型，如鸮壶和扁壶等。究其原因，应是该城址原本位于黄河之东，与陶升井和保尔浩特古城分踞黄河两岸，因而其墓葬的随葬内容呈现出的是河东的文化样貌。后因黄河河道东移，才形成了目前所见三座城址同位于河西的状态。此四处墓群的发掘，为临戎、三封、窳浑县城故址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二、民族交流的生动例证
朔方郡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融合之地，是中国古代民族交往的历史见证。汉朝军事力量的增强，使得匈奴不断南归降汉。《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于单亡降汉，汉封于单为涉安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休屠王降汉，汉朝赠以丰厚物资，并妥善安置，“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西汉末年，汉匈之间融合越发频繁。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单于呼韩邪遣子入侍汉朝。数年后，呼韩邪单于朝汉，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朝汉的匈奴单于，并在长安待了一个多月，获得汉朝的隆重接待，后由汉军护送出鸡鹿塞，留居光禄塞下。
汉匈之间的相互融合进一步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对汉元帝表示愿当汉朝的女婿，于是便有了昭君出塞的故事。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归附东汉。归附的匈奴部众成为驻守朔方的重要力量，《后汉书》记载，右贤王率领部众屯驻朔方郡，助汉朝戍卫北地。汉匈之间的融合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今河套地区的汉墓群中，发现诸多带有汉匈民族融合特征的器物。比如，在召湾汉墓群中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瓦当，在汉墓中也出现了用牛羊头蹄殉葬的习俗。随着汉匈关系趋于和平友好，阴山一线的河套地区呈现出“往来长城下，边塞无烽火”的景象，迁徙至此的汉人与匈奴人开始和平相处交往，生活方式也逐渐互受影响，民族交融延伸到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
三、经略治理的历史确证
朔方郡修筑之后，汉武帝开始大规模从内地“移民实边”，边地人口炽盛。《史记·平准书》载：“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汉书·地理志》：“朔方郡……户三万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万六千六百二十八。”《后汉书·郡国五》载：“朔方郡……户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从上述三组数据可以看出，汉朝从关中等地移民实边的人口数量庞大。在匈奴逐渐南归汉朝之后，大量匈奴部众也来到河套之地，充实朔方。当时的朔方郡可谓人丁兴旺。
为了发展朔方郡的社会经济，汉朝还于此设立盐官，兴修水利。朔方郡内有金连盐泽、青盐泽等盐泽，汉朝设立了盐官以规范盐务。此外，还积极兴修水利，开发黄河水利资源。《史记·河渠书》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同时，还组织兵民屯垦戍边，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年至公元前111年）“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呼和浩特博物院藏有一枚汉代“朔方农丞”的青铜官印，便是汉代在朔方“开田官”的实物证明。加之归附汉朝的匈奴牧民，河套地区真正实现了农牧繁盛。到西汉末年，河套之地“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朔方郡得到大规模开发，民殷物丰。
河套之地兴修水利等诸多措施，使得此地农业屯垦发展兴盛，经济生产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汉匈之间的战乱逐渐平息，“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长久的边关和平，进一步促进了河套地区人口的繁盛和农业生产的发达。《汉书·匈奴传》记载，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赏赐呼韩邪单于“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约合今天二百余万斤的“边谷”，应是边地所产，可见边地农业生产积累之盛。
河套之地的物质殷实也表现在墓葬方面，从补隆淖古城（临戎县城）、陶升井古城（三封县城）和保尔浩特古城（窳浑县城）的墓葬发掘可以看到，此时墓葬数量多，用材讲究，整齐划一，且大多系夫妻合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同时，成套的随葬品和大量装有谷、黍的仓储器，如圆仓、方仓、樽、鸮壶等，特别是有持戟卫士把守仓门的长方形粮仓，则充分表现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这时，游牧于汉地北边的部分匈奴人开始进入汉朝郡县，承担起庖厨等家内杂务。临戎、三封、窳浑的墓葬中，常见有庖厨、打水的胡人俑，也证实了这点。由此可知，东汉时较为普遍的汉匈杂居现象，在西汉晚期可能已经存在了。经百余年农垦发展，汉朔方郡所在河套地区边境安宁，经济繁荣。虽经王莽改制、卢芳割据的动乱，但自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附汉后，北部边塞又出现了“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后汉书》）的安定局面。
朔方之地宜农牧，据此地可守卫中原。明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其土肥饶，可耕桑。三面阻河，虏难入寇而我易防守”。朔方郡边城、墓葬等周边历史文化遗存，记录了汉时的行政设置和屯垦戍边的边关生活场景。从汉武帝设朔方郡到东汉南匈奴入塞，中原王朝不断经略其地，朔方之地自此“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两汉时期的河套地区，人丁兴旺，农牧业不断发展，汉匈民族间的交流融合空前。这段历史成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典范。
（作者：魏坚，系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张锐，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