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美国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为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边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思想汇总：
从文化的适应性的的角度分析中国内陆的多元文化的互动
——以拉铁摩尔的《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为例
岳君惠
摘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不同的种族之间的频繁互动，导致了不同的文化发生了碰撞。无论是在商业的经济贸易方面还是在于政治制度之间的互相借鉴，多民族的背景之下导致了文化的差异性随着地理自然环境的差异性而起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在文化的不同作用中不能够站在自身的角度去审视不同族类的文化，因为文化之间并没有任何的优劣之分，只是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它存在的适应性，在审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的同时，要避免出现“中心文化观”的狭窄思维。在当今的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当中，我们再来重新从历史角度去思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如何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的前提之下进行自身的不断巩固，以及在文化的不断碰撞当中，是如何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关键词：适应性；边疆；长城；多元性
一、从经济组织形式上去理解边疆的作用
首先，王明柯在对族群边缘进行研究时，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说实话，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朝代的不断的更迭，我们起初并没有强烈的大一统的整体概念。在古代历史当中，少数民族与主体的汉民族始终是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作用。边疆和边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准确地来说，边界只是一个线性的，具体化的边疆概念，它代表着一个政权组织发展到一定的区域范围的最大极限；而边疆却不仅仅指的是传统的现实生活中地理范围的对于有限资源的规定的边界线，而应该包含有多方势力，多元文化相互交织的混合型的地带性，它本身就是包含有各种复杂的因素的历史文化界限。可以看出，边疆是处于隐形当中的，它是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的社会活动在移动，具有漂移性和适应性。
最后，在书中拉铁摩尔提到了游牧社会和中原社会的各自需求的差异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从地理环境上来看，中原文化地区位于比较辽阔的华北平原，相对来说气候比较的温和，再加上在中原地区黄河的灌溉作用，相对来说粮食资源比较的充裕，人们在生存的条件上比较的优越，然而，对于资源的不断索取的过程当中，人口在不断地增长的过程当中，于是汉族的首领便会去寻找更大的“汉族环境”，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扩张，另一方面却是文化上的扩张。在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汉族的中原农耕文化会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发生接触，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中原地区的经济生产模式并不适应北方的游牧社会的生产方式，你比如说，小麦的产量在不断地降低，由于灌溉的生产技术在这里无法实现，再加上山地为主的地理地势，所以中原的农耕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征服不了这里的游牧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只能采取文化的征服政策，不断地制造一种情势，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成为他的附庸，促进中原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二、如何维护边疆文化带下的游牧文化，绿洲文化，农耕文化
我们知道边疆地带是文化，经济，政治等各种要素比较活跃的地带。你包括今天的社会为止，在各个国家的边界地区文化的渗透性比较强。这和文化板块中心学说有关，我们知道在文化的板块内部文化的构成成分是比较稳定的，而在于文化板块的边缘地带则是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的融合，相互的寻找出路的出口。在书中，拉铁摩尔提到在亚洲的内陆边疆对于人为的长城和作为自然形成的天山屏障，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王明柯曾经根据拉铁摩尔的《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谈到的内容对于长城的作用是这样说的，他说：“长城的建立是北方的华夏诸国对于扩张资源的需求，以及保护资源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二者之中的折中的选择，长城代表了这时华夏所愿意保护的资源区的极限。”所以在这里在分析长城作为边界的性质以及作用时，拉铁摩尔认为：长城作为一个政治边界不仅仅具有军事的防御的作用，同时也是族群的边界。游牧文化具有它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策略，只不过是游牧文化的资源具有不确定性，它在不能够保证资源的大量积累的前提下，不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的运行当中，才会不断地和中原的农耕文化发生不断地碰撞，甚至以战争作为他争取资源的代价。
在中国的北方地区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便是由于自然原因形成的绿洲文化。在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绿洲文化的形成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便是天山的作用，第二个便是在后来的贸易交往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古道对于绿洲社会的作用。天山的自然屏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绿洲社会，在天山的南部，由于大片区域的冰雪融水，从而在不断地灌溉着沙漠中的绿洲，从而形成了边际比较鲜明的沙漠绿洲文化，而在天山的北部则会形成不是片状的农耕生产区域，在被草场包围着的绿洲，成为固定的点状分布的状态，成为边际模糊的绿洲。从文化的发展的趋势来看，绿洲文化的形成完全是自然地状态下形成的，对于在人为的社会组织的状态下形成的经济组织形式来说，反而更加的活跃和多元性。
通过拉铁摩尔提出的亚洲内陆边疆的学说，我们今天的学者重新审视了边疆和中国文化的多元化的互动性的关系。考虑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取得成就来看，我们更加切身的感受到西域与中原在处理边缘地带时所展现的文化精神。更加地理解文化的超地理界限的活跃性，以及在整个中国文化的板块之中所起到的调节与适应的作用。
三、对于文化的多元性和重新理解自身文化的再思考
在拉铁摩尔的书中，作者在不断强调着文化的不断地互动和适应。拉铁摩尔之所以注意到亚洲内陆的边疆的问题，主要也是无意之中的发现而已。我们知道依据文化板块理论来解释的话，文化的发展往往是在板块的交汇地带，在板块的交汇地带，文化的形式更加的多元化，不同的文化会根据血缘的融合，民族的体制等做着不同的同化行为。你比如说，中国的文化版图当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不断漂移的线性边疆，它并不是完全和地理意义上的边界相互吻合。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版图基本上确定下来，在从辽东文化走廊一路南下，沿着河套走廊，顺着河西走廊，直接绕过喜马拉雅山，到达位于青藏高原地区的陇南（羌中）走廊，最后再到临南走廊等，这样一条文化带，把中国的文化分成了基本的四大块。在不断活跃的文化带上，文化得到了长久的保存和保持着族群之间的约定成俗的集体记忆。
在书中，拉铁摩尔也存在一些自己的局限性。首先是，作者过于强调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拉铁摩尔对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互动的分析中，常常提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拉铁摩尔将农耕社会的封闭性与长城的建立联系起来，将农耕社会的低于发展的限制归结为是对于自然地理灌溉技术的不适应来加以解释。显然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具有自己的固定的稳定的文化模式仅仅归结为经济生产方式显然是不恰当的。其次，拉铁摩尔过于强调自然环境的作用。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外在的自然环境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的确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并不是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在书中，拉铁摩尔运用大量的篇幅在不断地解释外在的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的作用，却忽略了在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其他因素的作用。而且在分析古代亚洲的自然地理环境情况与气候情况时，也缺乏一些实际的数据。所以对于整个中国的内陆边疆问题的分析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是却让我们意识到边疆的重要性。
总之，在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文化是在不断地传承的过程中进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拉铁摩尔让我们很清楚的意识到了文化的研究当中，对于边界文化的重视，在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并没有优劣之分，而只是存在着文化的适应的问题对于我们看待文化采取“去文化”的态度的转变具有很深远的意义。同时，在文化的研究过程当中，不能只是一味地对于文本资料的分析，而应该能够在了解不同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之下，结合人类学的知识，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1、【美】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D】文汇报，2007，05,07
3、【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M】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岳君惠，女，河南安阳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审美文化。
多民族文化交融下的地区差异
——读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刘晓伟
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写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该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这对我来说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因为我来自一个纯的汉文化的地域，生活的环境也是纯的汉文化环境，以至于来到青海学习一年多之后，还对这个地方有些恍惚。
偶尔会想起第一次来青海，那是研究生考试的复试。车票是头一天晚上十一点多才买的，站票。火车是从北京西站开过来的，车里面满满的人，想挪动一下都很困难。车厢里有几个包着头巾和戴着白色帽子的人，以前在书上见过这身装束，但这是第一次离这样的民族服饰这么近。我是个胆子很小的人，远远的看着他们，不敢走进，看见他们从自己身边过都要悄悄地屏住呼吸。不是恐惧，更不是歧视，而是一种莫名的拒绝。身边的大叔好像看我神情不对，宽慰我说：姑娘，没事，过了吕梁这车上就没几个人了。我知道大叔是在安慰我，但是我好像更难过了。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很好的朋友，她的男朋友是承德的回族人，所以他们的恋情一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如果没有民族或者信仰的问题，她的男朋友对她的体贴和爱护真很让人羡慕：每周末从工作的石家庄到她家所在地陪她；鲜花和礼物从不间断；在女孩父母面前苦苦哀求、好话说尽……父母可能都会比处在热恋期的孩子想得长久一些、实际一些，那种决绝的态度最终让女孩放弃了。他们真的分手了。据说男孩颓废了很久。其实对于人的基本的情感，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是共通的。
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是在大二，那时正在东北读大学。大二宿舍重新调整，我们宿舍新搬来一个吉林姑娘，蒙古族，但三年室友相处下来，我并没有从她身上感受到多少少数民族文化，因为她跟我们一样，衣食起居也毫无二致，可能因为她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点觉得她比我更像是汉族人了。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汉化吧。传统思维中，东北也是个民族聚居的地方，像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朝鲜族、白俄罗斯族等等。但是与青海不同的是，东北的民族界限很不分明，不分明到你可以完全忽略（当然更可能是我根本没有对民族差别的敏感细胞）。以我现在在西北生活的经验再回忆起东北的种种状况，我不得不说抱歉：我对民族真的不敏感。
去东北读大学，那是我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一天一夜的火车让人疲乏。满火车基本上都是学生和送孩子的家长，一路上说说笑笑也算融洽。下了火车，各奔东西。我站在火车站长长地吸了口气——那口气可算得上我这辈子吸的最特别的气了，即使之后我在东北待了四年，那样的空气却再也没有了——很清很凉。天空那么高那么蓝，纯净地让人很想去亲亲它。火车站对面是一个二人转剧团。瞧，浓浓的东北味。
说是东北有个地方叫双城，双城有个历史名人叫金兀术，就是在宋朝跟岳飞打仗的那个。前些年关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不管大家都持有什么观点，不管讨论结果如何，总之在双城，金兀术是个绝对不比岳飞差的豪杰。东北以前也被很多人认为是蛮夷，哪怕到了现在，很多人受小沈阳、宋小宝等人的影响，仍然认为东北文化恶俗。记得以前一个东北姑娘说她从小看的二人转跟现在电视里演的根本不一样；另一个东北同学开玩笑说他若是文化厅长第一个封杀赵家班那些人，因为不仅不能代表东北文化，还严重扭曲和丑化了东北人。其实现在看看，哪里的文化不被扭曲？谁又不认为谁的形象被丑化了呢？
相比于汉化，我甚至一度认为东北更像是西化。以哈尔滨为例，哈尔滨据说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俄国人将一个小渔村扩建成今天的哈尔滨的，所以哈尔滨的建筑都是欧式的，现在哈尔滨还存留着大量的苏联房以及所谓的中华巴洛克建筑。哈尔滨街头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还要多。二战期间，犹太人在欧洲被疯狂屠杀，很多犹太贵族移居哈尔滨。日本电影《望乡》的后面，南洋妹们在日本被排斥，成群结队喊着“回哈尔滨去”。这样看，东北也的确是多元文化交融地。
青海，我实在不了解。真的，它与我生活过的每个地方都如此不同。复试的火车果然如那位大叔所说，过了吕梁就没什么人了，留下的人和继续上车的人很大部分都穿着民族服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一个回族小男孩跟我聊天，说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谁跟他一样是回族人。我好奇也佩服他这样的本领。说到底，因为相同的文化基因和相同的信仰背景肯定会有更多的话题。下车之后，我发现车站就是依山而建的，这是我第一次离山这么近生活。
我偶尔会想想离开青海之后的生活，但是我想不出来。也许是自己现在正处身其中，我很难说清青海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时候站在校园里，我会惊异一个大学为什么只有这点学生。这里太安静了。周五晚上的锅庄算是一个热闹的集会，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锅庄这两个字是这样写的。
作者简介：刘晓伟（1990.02—），河北省邯郸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审美文化。
关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方法论思考
许琪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共十七章，分为两个部分。前八章为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及其边疆的状况，并对长城边疆区域、黄土高原、以及中国东北、西北、西藏等地域进行了总体论述。接下来的9九分别论述了从传说时代到帝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和边疆问题。该书将中国的边疆和社会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考察了诸多理论性的问题，如关于长城的历史地位、陆权和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以及中国边疆的形成以及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循环等问题。而拉铁摩尔在本书中表达的主要思想在于，他认识到中国的边疆从古至今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建设的，我们不仅要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等有强烈的认可，还要有包容、忍耐与不同于己的族群有和谐相处的心态，学会尊重、欣赏不同于自己的族群的文化，才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而繁荣的社会。
一、工业化手段对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整合
二、文本的方法论体现
（一）文化人类学
关于历代的中国的边疆研究，更多是历代疆域沿革史，多偏重于整理故籍，校补各史地理志。而拉铁摩尔则独树一帜，他对中国内陆边疆的研究采用人类学的方法。长期的旅行和广泛的阅读为他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材料，通过实地考察与调研，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广泛利用田野调查，试图以中原中央与边疆地区的互动来探索和理解中国内部文化及族群的多样性。认识到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在构建中国边疆史中都具有主体性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研究中国边疆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比较研究视野
拉铁摩尔出身于美国家庭，接受过较好的西方教育，同时还具有在华的成长和游历经历，再加上在全国地区的考察旅行，集多元文化于一体。拉铁摩尔摒弃“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他从边疆入手，重新建构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规律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就体现出他的全球视野和整体史观特点，因而在对中国的边疆研究采用了一种比较研究的视野。比如拉铁摩尔认为中国南方的边疆犹如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疆界，属于同质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具有流动性和融合性的特征；而北部的长城边疆则犹如西藏和印度之间的疆界，属于异质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具有相对静止性和排它性的特征。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他还将中国周朝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相比较，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比欧洲更具共同性，差一方面是不大重要的。与欧洲相比，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官吏是从封建社会制度中发展起来的，而欧洲的官吏却是以反封建为职能。
（三）二元论
作者简介：许琪（1993-），汉，女，山东省济宁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
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
方芳
和国内外许多关于游牧民族和文明起源的论著不同，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本书里超越了传统的“游牧民族”和“定居农民”的二分观念，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论述了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民族演变和历史发展等关键问题。
一、本书中的三个观点
1.“内生说”
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拉铁摩尔持“内生说”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曾受其他文明的影响，但并非外来民族取代了原住民，而是原住民自身分化演变的结果。“......中国地里范围内逐渐加速的人类群体的‘前进’与‘落后’的分化。这种分化多半集中在同一地理环境中存在地方差异的范围内。从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起初模糊，但后来变得清晰的趋向：落后地区的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一个进化迟缓的原始集团，而活跃地区的社会组织则与之分离，自行成为一个迅速进化的集团。到了后来，一个就成了‘蛮夷’，一个就是‘中国’。”与此相比，“中国文明外来说”就显得十分具有文化中心主义与非客观性。最初谈到中国文明起源的是外国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古老与落后是矛盾的，何以一个有着悠久文明起源的民族会如此落后，由此怀疑中国文明是否是自己产生的，于是有了“外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外植入的，特别是以“西来说”为主。而拉铁摩尔保持着客观审慎的学科态度，对中国文明起源作了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等方面的考察，由此得出“内生说”的观点。
2.“多元起源论”
拉铁摩尔在本书中的另一个明显观点是“多元起源论”，他认为夏商之间并非前后相继，而是相互重叠，知道商文明通过较好的利用外来技术后才脱颖而出。“商的继承者周人，认为商是夏的继承者。但是这种继承不一定是直接的。商朝历史并不一定是整个夏朝的土地、居民、文化的持续或发展的产物。
相反地，它可能是一种加速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或者在夏朝文化的中心，或者在它的边缘而只影响到夏朝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也许是旧有夏朝的一部分，迅速发展而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商，而其他部分仍保留着比较死板的夏的人文方式。”与此相比，国内于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便颇显呆板和生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后期武丁一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或许此工程的疑点在于，必须作一个前提是假设夏代是可考的，为了证明夏代的存在而寻找证据，按照二重证据法的原则，这有着极大的困难，也极容易陷入一个桎梏的循环当中。
3.“华夏同源说”
对于匈奴等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中国传统上一贯持“华夏同源说”（或“戎夏同源说”）。例如从古文献中探取证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因国内政治斗争，奔狄逃难。生死危急关头所选逃难的地方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晋国的公子为何会选择一个今人认为是异族的地方避难？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一语道破：“狄，其母国也。”
而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历史学说的传入，该观点早已被冷落。但拉铁摩尔却能从中翻出新意，认为匈奴等游牧民族并非独立演变而来，而是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较快的部分压迫较慢的部分退往草原地带，他们由于适应了草原等生存环境才形成了所谓的“游牧民族”，在与中国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带交互的过程中才逐渐强大，开始影响中国历史。
二、边疆与生产方式的分界
尽管长城构成了华夏中国与游牧部落的分界线，但这并非绝对的地理事实。更常见的是，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地理边界，往往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在这里，混杂着精耕的农业经济和粗放的畜牧经济，水平和程度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稍微往外一点，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使人脱离农耕；往里边一点，就会使人进入农耕社会。而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看，边疆并非孤立和隔绝的存在，它受到军事干预，维持边界国家及边外部落的发展，双边贸易和其他问题的影响。因此，边疆其实已经超出了地理本义，变成了一个包括疆内农耕社会、边外游牧部落、帝国治理政策等多重内容的地区体系。
无论从任何一方，农耕社会或游牧社会来看，边疆地带都具备双重意义。它是防御线，是抵抗边外敌人入侵的最前沿；但它也是一条限制线，约束疆内的人离开。进而言之，边疆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这一限度，最终取决于环境因素。无论华夏中国怎样强大，都不可能将其精耕农业推广到北方草原；同样，游牧部落也不可能把粗放的畜牧经济带到中原地带。
三、“戎狄入侵”的文化态度
如果说边疆代表着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的分野，那么它的形成，同样由于华夏农业经济的扩张，并非草原民族的入侵。“在早期的记载中，多半是汉族及少数民族的直接冲突，而在后期的记载中，‘少数民族威胁’多半是汉族国家联合少数民族盟国对那些少数民族同盟较弱或没有盟国的国家的战争。”在中国古代的华夷关系论述中，华夏总是遭受游牧民族入侵的一方。从西周绵延到战国时期的“戎狄入侵”就是这类传说的开端。但在拉铁摩尔看来，这不过是文化较先进民族掌握了历史书写与话语权的结果，“‘戎狄入侵’的累积结果其实是中国的土地扩张。”
“既然如此，为什么坚持少数民族入侵的传说呢？我想，答案就在文化进步民族与文化落后民族间战争的特点，以及记述并保留历史材料的是比较进步的民族。一个自命为文明的民族，虽然事实上是在侵略一个落后的民族，但仍说自己不过是‘巩固自身的地位’。另外，尽管落后民族实际上是在自卫，但其战争的方式却是突袭，于是常常被看作是攻击者，而成为优越民族的藉口。”
从“戎狄入侵”的历史记载来看，这些写战争并非集中发生于华夏的西北边境，而是普遍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东部，即当时华夏诸族的聚居地。也就是说，华夏诸族与少数民族还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地域对立，而是犬牙交错的重叠混居。以为华夏诸族从一开始就铁板一块地占据着中原地带，并与游牧民族相对而立，这是莫大的误解。钱穆先生曾说，周代的中国不是一片完整的土地，并没有划出与戎、狄两族的边界，因为他们就立足于中国的内部。因此，“内夏外夷”的说法在此时只是一种文化态度，而非空间分布的地理事实。拉铁摩尔甚至认为，戎和狄不过是华夏内部从事相对落后农业，因而遭到排斥的一群人。
作者简介：方芳（1993-），汉，女，安徽省池州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博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初探政治经济对内陆边疆融合发展的影响
——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说起
杜毓婕
关键词：内陆；边疆；民族融合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渊源。但正如拉铁摩尔在第六章中提到的“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中国的内陆与边疆也并非是一条明晰而固定的界限，这条界限是不稳定的，随着历史进程有一个变化迁移的动态过程。
历史上曾在汉族内陆地区建立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主要有元、清两朝，由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急速扩张但在内陆地区迅速瓦解，而由满族建立的清朝则相对稳定繁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究其原因，这与蒙古族、满族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汉族的融合不可分割，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一、政治制度的改变对原有社会结构发出挑战
少数民族统治者想要占领内陆地区，首先面临的就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这不仅是对内陆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发出挑战，同样也挑战着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结构。能否适应经济制度带来的变化和发展，几乎是关乎其统治是否能长久的决定性因素。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16世纪后期蒙古土默特部的重要首领俺答汗，他在统治包含有农耕、手工业居民和游牧民的社会时，采取了避免采用中原内陆文化的手段。因为内陆文化不但不能稳定他的统治，反而会将其同化于内地。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的是使用喇嘛教来稳定统治。
蒙古统治阶级接受喇嘛教是想利用它来造成国家的统一团结并自别于汉族，但造成的问题是，游牧经济被限制于部落和土地的界限之中。寺庙取得合法的不动产权。许多召庙拥有自己的土地，完全超然于部落制度之外，在这些地区内，居住的平民受活佛而不是王公的统治。
再如，满清时期的蒙古各部落对皇帝转为附属与宗主的关系，蒙古统治阶级有权者的利益增加了，实际上，蒙古在经济上就成了汉商的附属。但另一方面，蒙古部落居民又得听命于拥有新、旧权力的召庙与王公，他们同时受权力和法律的管辖。在这种政治制度导致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不协调的环境中，40％-60％的男子都成了喇嘛，严重制约着蒙古族经济的发展。
而在满清统治的早期，努尔哈赤已经认识到政治制度适应的重要性。努尔哈赤在占领东北地区南部的辽河平原，即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地区，也是汉文化的边缘地带后，也意识到仅仅占领这块“汉边”地带还不够，必须要讲它的农业经济及政治组织结合到满族势力中去，这就需要满族社会及东北汉族社会都进行重大转变。针对这个问题，努尔哈赤融合性地发明了满族的旗制。在这种制度下，小国寡民的募兵和远地首领的部属都变成了职业的常备兵。并相应增加了“蒙旗”和“汉旗”，与满族“八旗”共同拱卫着满清皇室的安全。可以说是满族与汉地政治制度融合的成功典范。
二、经济制度是决定内陆与边疆是否融合的重要因素
中国北方地区的长城线大致可以看作是中国内陆与边疆的分界线，从古至今，长城线也是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线。历史上，由汉族统治的政权曾屡次试图越过长城，事实上这种跃进看似锐不可当，实则总是犹豫不决的。同样，草原民族也曾屡次侵入内陆地区，但事实证明，他们也不可能在长城以南永久地建立草原经济和游牧社会。
这是因为内陆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制度有着一个永恒的矛盾——即内陆地区的农耕制度与草原地区的游牧经济是根本对立的。
历史上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国家，即同时掌握长城内外内陆与边疆的统治者，不管统治者是汉族或是少数民族，他们都面临着一个经济制度上的根本性的选择，即在广大的统治范围内，究竟是选择精耕的农业经济还是粗放的游牧经济。虽然历史上也曾屡次出现试图调和二者的社会或国家，但都没有获得成功。
这是因为广阔的中国地区分布着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因此就难以用单一的经济制度去统一。对于内陆地区来说，环境上的优良条件显然能使人们优先进步道较大规模的经济经营、社会组织及政治的统一。内陆地区一般的耕作方式就是把多数人集中在生产力最高的土地上，种植多种作物以便充分利用土地。汉族的集合实际上是由许多小单位合并而成的，虽然各有差异，但大体上是相似的。即每一个单位有一个农业地区，被一座城池控制，城与城的距离一般只有一天的路程，但每一个区域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如果转变这种已有的精耕制度，就会导致人口的分散，已经成为规范的行政方法也会崩溃。
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即使在土地耕作条件比较好的内蒙古，耕作也必须从精耕改为粗耕，并且更倾向于“混合农业”，也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牲畜。大部分边疆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实行灌溉农业，因此转而发展与内陆经济相差两级的牧畜经济，这是符合草原人口的移动性以及畜牧业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制度。与汉族地区的“集中式”形态相反，边疆地区人民的移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人必须跟着移动的牲畜走。在这里，“自给自足”是建立在放养牲畜的基础上——羊可以供给人们羊毛，制造盖蒙古包用的毛毡，羊皮（硝制带毛的）可以做衣服，夏天有羊乳，还可以做奶酪和奶油，冬天还有羊肉，羊粪可以做燃料。这样看来，尽管都是内部的“自给自足”，但内陆和边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
因此，尽管边疆与内陆地区的商业往来频仍，比如在内陆与边疆的交界地区，即两个文化区域的边缘地带，自由贸易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但在经济领域之外依然难以真正融合。例如清朝时期的蒙古族，在满清的统治之下，蒙古社会的上层——即部落的贵族和宗教的领袖，业已接受了新的权力规范与统治方法，但蒙古社会的下层——即普通牧民仍然受草原游牧生活的支配。
满清统治之所以能够相对稳定繁荣，是由于满族兴起后首先做的就是把汉族的农耕、城池和工艺吸引到满洲内部，甚至比比明朝的发展更加深入，这为满族入关做了一个良好的铺垫。而这种转变对于东北少数民族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东北地区原本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而东北地区多样的环境形态使民族部落文化并不限于单一的活动，而是具有多方活动的特点。
作者简介：杜毓婕（1992—），汉，女，山西省太原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试论民族扩张下的“流动边疆”
——从拉铁摩尔《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说起
王俭锋
和以往读的社会学的书不一样，其他的书让我了解到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这本书纠正了或者说改变了我以往的思维。对于边疆，在我的认知中，最长的边疆线是长城。长城以北是游牧区，经济形态以放牧为主；长城以南是农业区，经济形态以农业种植为主。在高中读到贾谊《过秦论》“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时，不觉拍案叫好，认为这才是汉家儿郎之雄风，读完这本书，发觉自己的理解实在过于狭隘。长城到底能不能认定为一个固定的边疆，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讨论中国边疆的时候，我们必须分辨边疆（Frontier）和边界（Boundary）这两个名词。地图上所划的地理和历史的边界只代表一些地带——边疆——的边缘。而政治、文化上所认定的明确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边缘概念的缘起，必然追说道国家学说上去”，即“边疆”概念是以“国家”政权建立为前提，只有有了国家政权，才会有边疆，否则，就没有边疆。马正大曾指出，“边疆”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这个地区它具有跟邻国相交界的边界线，也强调边疆是一个国家政权与邻国交界的地区。
可以看到，拉铁摩尔是将中华帝国放在亚欧大陆各大帝国比较的整体观照之下的。他早就指出，英印帝国都兰线之外是“类似外蒙古的阿富汗”。他还认为，黑海北岸，多瑙河，莱茵河一线乃至哈德良长城（北部边疆的西段）之于罗马帝国，与长城（“内亚”作为“北部边疆的东段”，还包括伊朗边墙）之于明代中国，意义相同。中国的长城线是世界上公认的绝对边界之一（西起西藏，东至大海），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一个社会被认为是“自然”的分界线，对其他社会却不一定是地理障碍，他们也许只认为那是一种政治障碍。换句话说，一个被认为是防御的、用以隔绝游牧民族的帝国界限，实际上作用有两种：它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早期的中原人或者说汉民族，是一个进攻型的种族，所属版图也在不断地扩大。
显而易见，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伴随中原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角力而发生变化，大体是围绕长城线发生变化。另外我们要明确边疆绝不是一条线，边疆是带状的，在边疆的过渡性地带，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都是多元文化碰撞的产物，文化往往是复杂多变的，不是单一的某种文明，而是多种文明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生活方式相对粗糙，交往方式相对发达的不平衡现象（前者表现为经济基础，后者表现为社会基础）。很可惜的是拉铁摩尔并没有就此“世界历史民族”问题展开论述，也说明了此书在认识中国边疆问题的某些理论困境。
作者简介：王俭锋（1993—），汉，男，甘肃天水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
具有流动性的族群边界-----长城
——读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有感
毕晓琼
接下来，我要说读完这本书后的第二个感想就是长城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族群边界。在中国历史上长城是区分中国土地与蛮夷之邦的界限。但由于政治上确立的边界在各个朝代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被模糊化，因此在一定时期长城一带既是中原王朝的边境又是草原游牧王国的边疆，具有双重的边缘性。另外在游牧民族向南和农耕民族向北接触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受中原人影响的游牧人和受草原人影响的汉人的过渡区域。当政治衰落时期，过渡区会变得极为混乱，进而会变得狭窄，因为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影响生活在过渡区的草原居民会自觉地退回草原而汉地居民也会退回汉地。相反在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过渡区的人们会生活的安居乐业，从而各种交流交往和贸易活动会变得极其频繁，过渡区会随之扩大。这样不断地扩大缩小就形成了拉铁摩尔的边界漂移学说，也就是族群的流动性。
最后拉铁摩尔对游牧经济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游牧经济并非是落后的原始生活方式，反而应该是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扩张到长城边界地带，由于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农耕生产力水平下降，需要获得动物资源进行补给，这才开始有狩猎行为，这种原始的游牧生活方式只能在游牧环境和农耕环境的交叉地带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简介：毕晓琼（1992—），汉，女，青海省海南州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
从“过渡地带”看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与汉族农耕社会之关系
马晓茜
以往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存在着“中原中心”这一观点，并且“将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同中原地区的汉族发生争端的缘由归结于前者对后者的社会和先进文明的渴望与向往”，从而形成了对边疆民族的忽视以及历史解释的偏颇。拉铁摩尔打破了传统史学中将游牧社会同农耕社会隔绝分开的惯性思维，将二者平等地加以思考，共同研究它们之间的“华夷互动”历史。在拉铁摩尔看来，少数民族同汉族并不是彼此隔绝、独立发展的个体，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
拉铁摩尔“边疆学说”中提到了自然地理对于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不同的自然地理因素建立起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模式，两种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模式之间的过渡地带成为“边疆”。边疆地区有着复杂性与不稳性的特点，成为了两种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模式进行互动的通道。在互动的过程中，两种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模式形成了各自的特性。因而，边疆地区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在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提出：这一地域的早期社会并未严格分化出两种不同的社会，早期人群生活在混合经济模式的社会中，这种早期社会必然包含采集、渔猎等经济模式，但是渐渐的便产生了初级农耕以及畜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发展出适应环境的生产方，产生出不同的社会模式，包括不同的经济、政治以及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等。与此同时，不同部落间的发展速度差距，以及产生或引进先进工具（比如铁器）而加剧这种落差，则使得某些落后部落不得不将良好的土地让出给较先进或强大的部落，甚至于产生了民族的分别：汉族与蛮族。这一推论将适应放牧的草原与适合农耕的内陆二者的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这一地域上活动着的人群也成为共同缔造历史的整体，这一融合的思想贯彻在拉氏的这部作品中。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他更注重探讨北疆的历史价值。透过北疆的形成过程和它的特性，他提出并阐发了“边疆形态”思想。他在书中说道：“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显著的‘边疆形态’，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以及边疆以外的统治，一概而言之，也就是草原游牧社会与汉地农耕社会对位于两者之间的边疆过渡社会的争夺，演绎了中国历史兴衰更替的循环过程。”
拉铁摩尔强调边疆少数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他把游牧社会作为与农耕社会平等的一种社会类型进行分析。将历史叙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提升到了主体的地位，拉铁摩尔以边疆少数民族为历史研究的切入点，恢复了少数民族社会与汉族社会平等的地位；强调了少数民族在边疆互动中的主体性，他承认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互动的历史，它内部存在着竞争、共生与融合，从而开启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研究。
作者简介：马晓茜（1993—），汉，女，湖北省宜昌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拒绝“傲慢与偏见”
——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有感
摘要：当今历史中关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阐述往往以中原汉文化为出发点，拉铁摩尔以新视角即内亚视角，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用整体的构成进行分析，给目前的文化研究或文学研究以启示，不主动“边缘化”边疆地区，重视其发展才能实现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多元化。
关键词：边缘化民族主义中心多元文化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从我国大陆内部的四个区域：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来讨论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在互动和依存中展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彩。值得注意的是，拉铁摩尔在分析和研究中，不同于以往的认识是从中国华夏文明为主体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亚洲内陆。从东北开始向北发展到西北，在南边延伸到云南藏区的分界。传统观点是以汉民族为主要代表进行历史进程、文化发展、民族演进等方面的解释，说到边疆地区往往是被“偏远化”和“边缘化”的。站在主动地位和正统地位的是汉文化的中心地区。边疆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能等待“收复”，才能实现统一。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以汉族或者以韩文化为中心的的视角可能有失公允。而拉铁摩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打破了这种传统视角，不以汉文化的先进影响去追溯历史，而是从整体的亚洲内陆着手，从边疆出发分析和探讨历史进程。
同理，再看文学方面。在比较文学发展初期，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整个欧洲兴起并发展，尤其是以法国为首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往往强调“以法国为中心”向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虽然此时的法国确实在政治或者经济等方面是先进的、突出的，但是依次为借口延伸到文化方面就是不合理的。甚至在这个时期路易十四提出过，要把法国建立成为继希腊、罗马后的最强大的第三个世界文化中心。所以，以汉民族为中心看待中国边疆是不全面的，拉铁摩尔的观照就是亚洲内陆这一片区域的整体发展。
在跨文化交际学中常说到的一个名词为“民族主义中心”。萨姆纳曾经这样定义：“把自己的文化群体看作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并以此为参照，对所有其他文化群体进行衡量和分等。”美国社会学家孙墨楠（WilliamGrahamSumner）给它下的定义是，“以其个人所属群体为一切事物的中心为出发点来看待事物，对其他所有群体则按照自己的标准把它们分成等级……每个群体都认为只有自己的社会习俗是恰当的，看到别的群体有不同的社会习俗，就会嘲笑。”这种主观的倾向性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所以反观长期以来的我国的历史发展观点是否真正做到了客观。边疆问题不仅仅是地理、气候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民族关系的问题。
因此，民族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人类的共同体，在分化和交融中是与文化相互关联的。有些民族由于不受重视，被主流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忽视甚至抛弃，逐渐成为无足轻重的支流，由此而出现边缘化。当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必然会出现区域或者民族发展的不均衡现象，部分地区由于先天的条件优势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进而产生良性循环并不断向更高级的形式发展，反之就会有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即使在经济、政治或其他方面有优势，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主动轻视其他地区，尤其是文化、民族、宗教等。
最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不仅仅是表达了内陆边疆的历史的丰富多样性，更给人一种新的视角和启发。在进行文化关照的时候，尤其是跨文化传播中，如何面对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以及“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等问题，一定要注意排除“文化中心论”、“民族主义中心”论等因素的干扰。不仅是中国的发展，世界的发展需要多元的文化成分，树立平等的文化观念，坚决抵制人为的、第二次的“非竞争性的边缘化”，才可以排除以己度人的现象。像以汉文化或者汉民族为中心的观点就是一种“傲慢与偏见”，只有摘掉有色眼镜，摒弃不平等，才能更加客观合理的认识世界，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实现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作者简介：郑睿（1993—），汉，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拉铁摩尔的历史循环论
王琳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本书是拉铁摩尔的代表著作，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这本书中，笔者注意到作家在论述中国古代中原政权的更替和游牧民族政权的兴衰时，在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拉铁摩尔的历史循环论观点。简而言之，历史循环论就是主张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简单的重复循环过程的历史理论，可以看出，拉铁摩尔在以中国边疆地带的状况探索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正是持这种历史循环论观点。
欧文·拉铁摩尔是美国近现代著名的东方学家，他出生于美国，但不久就被父母带到中国生活，对中国的历史、语言、地理等等有深刻的了解。早期拉铁摩尔在中国工作期间，曾到蒙古地区和中亚地区旅行、考察，借助学到的当地民族语言的优势，他对那里的环境、社会、人生均有直接深入的观察、接触、体验，获得了许多从书中得不到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就是他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著作，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边疆理论打破了传统以汉中为中心的研究，他以边疆的视角探索中国的历史。
在游牧民族的政权更替过程中，拉铁摩尔认为有中原政权的参与，他没有忽视中原农业社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认为“游牧循环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国循环的结果”，但他最终并未言明两种循环之间的关联机制。拉铁摩尔以草原游牧经济中的财富和移动性来解释游牧民族的历史循环，他说：“游牧民族的统治者永远不停地在追求财富与移动性的协调，由于这种原因，虽然大体上草原和中国是分离的，但二者的互相影响却没有停止过。”他认为，随着草原民族的统治者征服了中原，他们就脱离了本身权力的根源，在经济上的依赖就会发生变化。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游牧民族社会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分化：一部分是生活在草原之外负责守卫领土的人，另一部分是留在草原之内被授予财物和特权的人。如拉铁摩尔提出的“边疆过渡地带”的“贮存地”，即他所说“供给统治中国所需的官吏及守军，并以税赋形式从中国获取大量钱财”，生活在草原之外的这类人相对于留在草原之内的人就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当这种财富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留在草原内部的人就会起来反抗，从而导致战争，国家分裂，于是又回到最初的状态，即集合——分散——集合的历史循环之中。
作者简介：王琳（1991—），汉，女，四川省都江堰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