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东晋和南朝的统治和南方经济的开发
东晋和南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状况，是两汉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状况的继续和发展。就地主阶级来说，在西汉前期，还可称作新兴地主阶级。此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地主阶级自身的发展变化，其上层先后有豪强地主、世族门阀、士族等不同名称，其积极的历史作用越来越小，消极的作用越来越大。到东晋南朝时期，则日益走向腐朽反动，亦逐渐没落。其中、下层，也就是中、小地主，庶族地主或寒门地主，其经济、政治地位却在上升，并逐渐起着较大的作用。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东晋后期至南朝整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发展。
一、东晋的建立及其统治政策
1、永嘉南渡
永嘉四年（310年），刘曜攻陷洛阳，纵兵大肆屠杀焚掠，洛阳化为灰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晋朝的官民实在无法忍受，就大量南逃，史称“永嘉南渡”。
当时，琅琊王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驻建邺（建兴元年（313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称建康）。江南比较稳定，当权的官僚们极力设法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安插到江南任地方官吏，以为将来自保之地。在永嘉南渡时，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达到数万之多。有的逃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镇江）以南。
2、“王与马，共天下”
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西晋灭，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领们于次年拥立司马睿为晋王，又次年称帝，是为元帝，建都建康，史称东晋。
司马睿在洛阳时，就与王导“素相亲善”，“契同友执”。后以王导为高级幕僚。王导属琅琊王氏，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他随司马睿到建邺，建议睿争取“侨姓士族”的拥护。又建议拉拢江南“吴姓士族”。司马睿称帝，王导和其族兄王敦的功劳最大。他以王导任丞相，掌大权。以王敦任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朝廷和地方官吏，几乎都由侨姓或吴姓士族或其子弟充当。当时，“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东晋王朝一建立，就显露其为士族门阀大地主的政权性质，政治和社会情况一直比较混乱。
二、东晋北伐
东晋建立之前和建立以后，曾几次出兵北伐。影响较大的是由祖逖和桓温领导的北伐。
1、祖逖北伐
祖逖是范阳遒人，士族家庭出身，曾做过职位不高的官吏。在刘曜攻陷洛阳时，他率亲族邻里数百家，南逃至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他被流民推为“行主”。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后又调他到京口，任军谘祭酒。祖逖上书司马睿，要求北伐。可是司马睿只想在江南建立他的统治，对北伐并无兴趣。永嘉七年（公元313年），祖逖毅然率领自己原有的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祖逖在淮阴（今江苏清江）治铸兵器，招募士兵，队伍扩大到二千余人。他进军至今河南地区，联合当地的起义武装，大破石虎军三万余人，又连破石勒军。可是正当祖逖准备渡河北上，司马睿派来了戴渊为都督兖豫幽雍并六州诸军事、征西将军，以牵制祖逖。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加剧。祖逖忧愤成疾，于公于321年病死于雍丘，后来祖逖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去。
2、桓温北伐
桓温是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晋明帝之婿，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吏、荆州刺史。公元347年（永和三年），他率军入蜀，灭了賨人李氏的汉国，声威大振。他后来曾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公元354年（永和十年），他亲率步骑四万八人，连破氐族苻健军，直抵霸上。桓温因军粮不继，未能攻克长安，退返襄阳。桓温向晋穆帝建议还都洛阳；又建议自西晋未年南迁的士庶人等，一律返回故乡。可是这时自皇帝下至达官贵人，均安于江南一隅，不愿北还。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和其他已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掉。第三次北伐是在公元369年（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人大破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可是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只得退兵。在退兵途中，晋军遭到前燕骑兵的追击，死者三万余人。
桓温北伐，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可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却勾心斗角，破坏北伐，所以很难成功。
三、肥水之战
1、北府兵的建立
桓温死后，其弟桓冲为中军将军、扬豫二州刺史，代掌兵权。这时氐人建立的前秦已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对东晋的威胁日益严重。桓氏原来与另一世家大族谢氏有矛盾。桓冲为了缓和桓氏与谢氏以及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起来抗击前秦，就主动解除了自己所兼扬州刺史一职，让与辅政的谢安。他出镇京口，与谢安协力，加强对前秦的防御。
谢安为了组织一支归中直接指挥的得力军队，就让其侄、广陵相谢玄招募来自徐、兖二州的侨人或其子孙，组成军队，并进行长期严格的训练，号为“北府兵”。北府兵的将卒都深受匈奴和羯人的仇杀之苦，因之有抵御苻兵秦，保卫江南的决心。
2、肥水之战
前秦于公元382年统一了中国的北方，苻坚于统一北方的次年，就决定调士卒九十余万人南下灭东晋。秦军前锋为二十五万人，由苻坚之弟苻融率领，很快攻下寿阳（今安微寿县）。东晋以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八万人迎击秦军。将军刘牢之以精兵五千人袭击梁城垒（今安徽怀远），歼秦军一万五千人，掳获大批粮草器械，取得首战的胜利。谢玄乘胜进军肥水东岸，与西岸的苻融军相对峙。当时，苻坚曾派朱序至晋营，劝说谢石投降。朱序原是晋的梁州刺史，镇守襄阳，在与秦军作战时，城破被俘。他心向东晋，建议谢石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谢石采纳了这个建议。
谢玄遣使和苻融相约，秦军自肥水西岸“小退”，晋军到肥水西岸决战。苻融企图乘晋军半渡之时，加以邀击，全歼晋军于肥水中，便下令士卒稍退。可是秦军内部民族复杂，氐人很少，十之八、九是汉和其他族人民，他们被胁迫而来，不愿作战。特别是汉人，心向南方。因此，一旦退却，不可遍野。晋军乘势猛攻，秦军大败，苻融被杀，苻坚中流矢，单骑北逃。苻坚逃到洛阳，收集散乱士卒，剩十余万人。各族首领乘机反秦自立。两年后，苻坚为羌族首领姚苌所杀。
肥水之战后，东晋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今山东、河南、陕西等部分地区）。
四、侨置与土断
1、侨置
南方原有的郡县叫收“土郡县”，江南的土郡县原是吴姓士族的势力范围。永嘉南渡，尤其是侨姓士族南下，吴姓士族的利益受到侵犯，因之两士族集团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2、土断
土断是东晋和南朝废除侨置、将侨人的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办法。
东晋设侨置，本来是一种临时措施。侨置设立后，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
一是版图混乱，“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只在今江苏南部一带，就有侨郡三十三，侨即使在侨置中，也并不全是侨人。许多原有郡、县内也有或多或少的侨人散处。又由于侨人居处并不很固定，经常流动，致使侨置郡县常改变。
晋成帝（326——342）时，已开始推行“土断”。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曾大规模地实行“土断”，称作“庚戌土断”。土断由桓温主持，严厉清查户口，对隐匿户口的豪族地主也给予惩处。这次“土断”的成果很大。“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
五、东晋的灭亡
（一）东晋的黑暗统治
1、士族地主的残酷剥削
东晋的士族，是地主阶级的最上层，其中较著名的，约有数十个大家族。侨姓士族中，王、谢、两家又是这其中的首姓。这些士族在政治上把持军、政大权；在经济上，疯狂地强占土地，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
官僚地主的田庄别墅，布满于建康附近和东南诸郡。广大农民失掉土地和其他生产条件，贫困破产，沦为地主的佃客、部曲或奴仆。一家地主竟占有佃客、奴仆数非法、数千乃至上万。
2、政治黑暗
士族出出身的官僚在生活上日益消极腐朽，在他们把持下的政治也日益黑暗反动。他们多安于逸乐，沉湎于酒色；尚“清谈”，自鸣清高。
官僚、贵族贪污成风。他们连国家蓄备的军粮也大量偷盗，朝廷却不敢追究。
在这样一个腐朽反动的集团的统治之下，赋税、徭役有增无已。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废除了度田收租制，改为百姓不论有无土地或土地多少，每口人一律纳税米三斛，以后又增至五斛。这样不税田而税人的制度对于田连阡陌的大地主非常有利，但对于无田少土的广大劳动人民十分有害。东晋的徭役之重，名目之多，达到惊人的地步。
3、统治集团割据混战肥水之战以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兖青二州刺史、皇舅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反对宰辅司马道子。第二年，广州刺史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广大地区。长江下游江北地区也脱离东晋朝廷的控制，成为独立王国，朝廷所能控制的地区，不过是东南八郡（东南八郡：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而已。
（二）孙恩、卢循大起义
内战刚刚结束，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掌大权。元显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强制征调东南八郡的“免奴为客”的农民至建康当兵。官府在征发“乐属”时，乘机侵扰勒索其它农民。司马元显征调“乐属”之举，成为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
1、孙恩起义
孙恩，琅邪人，世代信奉五斗米道。他的叔父孙泰是著名的道教首领，曾任东晋王朝的太守等官。后因密谋起兵，被司马道子诛杀。孙恩逃到海岛上，聚合了一百余人，准备起事报仇。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抗。孙恩乘机率众登陆，攻破虞（今属浙江），杀县令。又被会稽郡治山阴，杀内史王凝之，声威大振。东南八郡的广大农民纷起响应。这时，孙恩自称征东将军，率领起义群众，与东晋王朝展开了斗争。东晋王朝征调卫将军谢琰和辅国将军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前往镇压。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义军第二次登陆，次年五月三次登陆，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四次登陆，给东晋王朝造成很大震恐。最后一次被晋军击败，孙恩投海而死，余部由他的妹夫卢循率领，继续战斗。
2、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
元兴二年，卢御率军进攻东阳（今浙江金华），后又南下进攻永嘉。刘裕军至晋安（今福建福州），卢循率军泛海到番禺（今广东广州），俘虏了东晋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在番禺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东晋派刘裕北伐南燕。当时，起义军有众十余万人，分为两路。一路由卢循率领，从番禺出发，沿湘北上，进攻长沙。一路由徐道覆率领，从始兴出发，沿赣江北上，直取豫章（今江西南昌）。大军大败东晋卫将军、北府名将刘毅于桑落洲，乘胜顺流而下，直抵建康城外。
这时，刘裕已灭南燕，率领南归，进驻京口。义熙七年三月，卢循退至广州，此时番禺已为晋军所占。卢循连攻不下，又西南进攻交州，战败投水而死。徐道覆退至始兴，二月间，与晋军作战，英勇牺牲了。
3、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前后共有数十万人参加，战斗了十二年之久，几乎扫荡了东晋的全境。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由于起义军的英勇战斗，给予以士族为核心的封建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
一是基本上摧毁了东晋王朝的反动统治。
二是沉重打击了反动的士族地主。
三是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刘裕代晋
在孙恩、卢循起义之前的数年间，东晋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历过长期而激烈的混战。在这些斗争中，司马氏贵族和当权士族遭到沉重打击，朝廷的军、政大权迅速落入寒族出身的北府兵将领刘裕之手。
1、平定叛乱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割据长江中游地区的桓玄攻下建康，杀掉司马元显，掌握乾政。次年，又废晋安帝司马德宗而自立，国号楚。桓玄还大杀北府兵将领，以巩固本集团的统治。
这时，刘裕在京口起兵，声讨桓玄。桓玄兵败，逃到江陵，不久被杀。刘裕复立安帝，并从此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义熙元年（405年），东晋的安西府参军谯纵又在巴蜀叛乱，杀东晋益州刺史等官吏多人，占据巴蜀，自称成都王。次年，向羌族建立的后秦的国君姚兴称臣，准备顺流东下，以夺取东晋的帝位。义熙九年（413年），刘裕以朱龄石为帅，率两万人西上，进讨谯纵，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
2、灭南燕、后秦南燕是鲜卑贵族慕容氏建立的国家，在今山东和河南东部，以广固（今山东益都）为都城，屡次击侵，杀掠东晋的官吏和百姓，东晋的北边很不安宁。
后秦在今陕西、甘肃和河南西部，以长安为都城。桓玄、谯纵叛乱，都得到后秦的支持。义熙十二年（416年），后秦的统治集团发生争权斗争，刘裕乘机出兵两路，于次八月攻破长安，灭掉后秦。
刘裕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有千数。”
3、整顿政治、经济
刘裕从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开始掌握东晋王朝的大权，至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代晋称帝。在这期间，他除了长期征战之外，还对东晋各弊已久的政治、经济进行了整顿。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整顿吏治——他当时罢官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划士族或皇族出身的。
二是重用寒族——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瘐、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刘裕掌权的，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是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或侨人。对于士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四是整顿赋役制度——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赋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官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价，不得征调。
4、刘裕建宋
刘裕由于功高权大，在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即授相国，仍兼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并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封宋公，以徐州、兖州之十郡为宋国。次年，进爵为王，益封徐州、豫州十郡。又次年，安帝死，恭帝立，刘裕辅政。元熙二年六月，恭帝禅位，刘裕正式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年号永初。
六、南朝各代的更替
刘裕代晋之后，建立宋朝。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南方进入南朝时期。南朝相继出现的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每个朝代都很短暂，各存在了仅几十年，最后为隋所统一。
（一）宋
1、整顿内政刘裕称帝以后，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继续进行整顿。重点是减轻赋税，发展农业生产，以稳定社会秩序。文帝时期，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时为“元嘉之治”。
2、宋的灭亡
刘宋时期，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公元450年（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曾以六十万大军南侵，为宋军击退。宋在北方的领土如青、冀、徐、兖四州和豫州的大部，先后为北魏夺去。
宋的统治集团内部又一再发生争夺帝位之事。元嘉三十年（453年），宋文帝被他的长子刘劭所杀，刘劭自立为帝。不久，刘劭又为其三弟刘骏所杀，刘骏即帝位（孝武帝）。从此，宗室诸王间，内战连年不断，政治更加黑暗，横征暴敛日益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各地人民不断起义。
刘宋末年，皇族之间又连年混战，大权集中右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升明三年（公元479年），萧道成废宋顺帝刘准，自立为帝（齐高帝），国号齐，史称南齐或萧齐。
（二）齐
1、黑暗的统治
萧道成称帝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他的统治，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主要有继续实行“土断”政策，整理户籍，减轻租税等，还下令“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
可是，萧道成在位四年就死了，他的子孙生活奢侈腐朽，对人民的剥削十分残酷。萧齐整理户籍时，官吏们乘机鱼肉人民，往往诬指穷人的户籍不实，进行勒索，或罚充军戍边。
萧道成死后，他的子侄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斗争，后来爆发为内战，父子相杀，祖孙相杀。萧鸾（道成侄）于公元494年，连杀两个新立的皇帝，夺得帝位。
2、齐的灭亡
萧道成死后，社会就日益动荡不安。和帝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镇襄阳）萧衍率兵进入建康，任大司马录尚书事。次年，衍为相国，进爵梁王。不久，自立为帝（梁武帝），国号梁，史称萧梁。
（三）梁
1、腐朽的统治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北魏的统治日益衰弱，南北战争很少，所以此时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
梁武帝为了麻痹广大人民，还极力提倡儒学和佛教，以粉饰太平。建康城内外修建了许多寺院，他自己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群臣又聚钱把赎出。
就是在他这样的统治这下，“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门。眚灾亟降，囹圄随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2、侯景之乱
侯景，东魏司徒、河南道大行台，有士卒十万人，驻河南，兵权仅次于高欢。高欢死，欢子高澄惧怕侯景叛变，欲夺其兵权，召景至邺，景于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降梁，封河南王、大将军、董督河南南北诸军事，仍驻守河南。后连为东魏所败，退至寿春（今安徽寿县），与梁临贺王萧正德勾结，举兵反叛，渡江进攻建康。梁武帝的子孙虽在各地拥有兵众，并带兵前来救援，但因都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想保存实力，不肯进攻侯景。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建康。建康城内原有十余万人，在被围困了一百多天后，几乎都被饿死，剩下的只有二、三千人，梁武帝也被饿死。侯景纵兵焚烧抢劫，建康化为焦上。江南一带也万里废墟。
侯景立梁武帝之三子萧纳为帝，是为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年），又废简文帝自立，国号汉。时梁武帝之七子萧绎镇守江陵，派将军王僧辩和陈霸先周败侯景军，于承圣元年（552年），攻破建康。侯景被部下杀死。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是为元帝。
3、梁的灭亡
承圣三年，西魏攻下江陵，杀梁元帝，江陵城也被抢动一空。这时，王僧辩迎立北齐扶植的萧渊明（梁武帝侄）为帝，陈霸先杀王僧辩和萧渊明，另立梁元帝之子萧方智为帝，是为敬帝，自掌大权。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又废敬帝而自立（陈武帝），国号陈。
（四）陈
陈霸先只在位两年，就病死了，由他之侄陈蒨继位，是为文帝。陈自建立后，江陵、襄阳以西为西魏（北周）所夺，江北则为北齐所占。江南的土地，中央能控制的也不多。如湘州、桂州、广州等地的刺史或郡守等，多拥兵众，割据一方，不听中央的命令。
陈朝末年，陈叔宝为帝，大建宫室，奢侈荒淫，政治黑暗，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攻破建康，陈叔宝被俘，陈亡，隋朝统一中国。
七、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政治，总的说来，是比较黑暗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战争较多，人民的生活困难，阶级矛盾和斗争比较尖锐。但由于建康成为南方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东晋建立前后的数十年间，中原地区以百万计的人口涌进南方，其中有大量的劳动力；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也随之南来，这对于南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农业
1、生产技术
两汉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以种水稻为主，“火耕水耨”。虽然铁农具和牛耕在推广，但还不普遍，许多地区亦未开发。三国时期，孙吴建都建业，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东晋建立前后，自北方南来的人口中，有许多农民，他们带到南方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也迅速传播开来。其中最重要的技术是牛耕技术的推广，有二牛抬杠，亦有不少用单畜耕田的。深耕细作、积肥粪田技术、区种法等也在推广。主要铁农具有犁、锸、镢、锄等。
2、水利
这一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有新的发展。东晋时期，在晋陵曲阿（今江苏丹阳）修建的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在乌程（今浙江湖州）修建的荻塘，溉田千顷。又修复芍陂，溉田万顷。南朝时期，在荆州枝江开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
与兴修水利的同时，各地大量围垦湖田。沿海的一些地区还修建了海塘，以保护农田，免受潮水侵袭。
南方的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三吴地区（苏南浙北一带）最发达。此外，鄱阳湖、洞庭湖沿岸和成都平原，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其他地区仍相当落后，铁农具和耕牛缺少，以火耕水耨为主，耕作粗放
（二）庄园经济
南方的地主庄园经济相当发展。庄园有两种，一为官僚地主庄园，一为寺院地主庄园。
1、官僚地主庄园
官僚地主主要是士族地主。自东晋建立以来，官僚地主利用其政治特权，在一些富庶之乡，疯狂侵夺土地，招弱点劳动人手，“封锢山泽”，建立起一个个地主庄园。例如刁逵兄弟，“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固吝山泽”。吴姓士族孔灵符本来是山阴大地主，他除在本乡“产业甚广”之外，“又于永兴（今萧山）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之处。”
这些官僚地主的庄园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庄园广大，田地众多。一般庄园，都有良田沃土数十顷至数百顷，甚至还会更多。庄园内有山有水，灌溉方便，生产条件比较好。
二是依附民多。一般庄园的劳动者都是依附农民。这些依附农民多在官府无户口，是地主的私家农奴。
三是自然经济。一个地主庄园自成一个经济单位，按照满足地主的生活需要和保证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要求，进行多种经营。以农业为主，此外，还有手工业，手工业者多由农民充当。就整个庄园内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是自给自足的。
四是封锢山泽。山林川泽在西汉中期以前，都归封国家所有，其收入归少府，以供皇帝生活之用。劳动人民亦得定期进入樵采捕捞，以补助生活。西汉中期以后，私人占有小量山林川泽的情况出现。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官僚、大地主已在侵占山林川泽。但总的说来，情况不很严重。可是至东晋、南朝时期，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大官僚、大地主竞相侵占山林川泽，情况十分严重。尤其是今苏南、浙北和安徽东南部一带，许多山林川泽被圈占为私产，不许劳动人民进入。
地主在庄园中武装，又有众多的佃客、部曲和奴婢，经济力量也很雄厚，实际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他们与官府既勾结，又有矛盾，情况一有变化，就成为一方的割据势力。
2、寺院地主庄园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很发展。南朝的不少皇帝就笃信佛教，并大造佛寺。如宋明帝造湘宫寺，梁武帝造大爱敬寺，都是有名之事。梁武帝时，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每个佛寺都力求宏大壮丽，亦都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其他财产。各个郡县也有很多佛寺，每个佛寺都拥有众多的田产和僧众。
寺院经济和世俗的官僚地主的庄园经济差不多。顶层僧尼就是寺院地主，他们坐食、空谈，生活奢侈，勾结官府，欺压人民。寺院中有人数众多的一般僧、尼和“白徒”、“养女”，原来都是破产的农民或其子女，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他们终年为寺院种田、劳作，不得温饱。寺院还占有佃客，为他们耕种田地。寺院除经营农业外，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
（三）手工业
东晋南朝时期，手工业相当发展，这是南方的社会经济的一大进步。
1、冶铁业
冶铁业以官营为主，这和这一地区的开发较迟、商业不甚发展分不开。中央设置主管采冶的官吏，经营冶铁。地方官府亦有经营冶铁的。所制铁器有锄、斧、凿、釜等农业和手工业及生活用具，还有各种兵器。地主庄园内也多冶铸铁器。
2、青瓷业
青瓷业有很大的发展，三吴地区是青瓷器的主要产地。所产瓷器多饰以莲花纹，光泽度也在不断提高。三吴地区之外，不少州郡也烧造瓷器，技术水平相当高，有的接近于三吴地区的水平；在造型和釉色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
3、纺织业
纺织业有丝织业和麻织业，相当发展，主要是与农业结合的家庭副业。许多地区的农民，掌握了很高的养蚕抽丝技术。如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一年培育四、五辈蚕；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培育八辈蚕，都能做茧抽丝。所以每年三至十月，都是育蚕、抽丝季节。
江南在三国时期，丝织技术还较落后，没有织锦业。东晋末年，刘裕灭后秦时，将长安的百工迁于建康，建立锦署，让他们生产锦，从此织锦技术也传于江南。
用亚麻织布的技术有进步，夜间浣纱，天明即织成布，叫做“鸡鸣布”。
4、造船业
江南多水，自古以来重视造船业。三国以后，南方的人口增多，经济发展，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内河有较小的船只往来运输，海上有巨型船只往业沿海各地，或远航外洋，大船载重可达二万斛。刘宋时，荆州作部已能“装战舰数百千艘”。
5、造纸业
南方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南方的造纸业的迅速发展。造纸的原料除用麻、楮皮外，还有桑皮、藤皮。由于造纸原料多了，造纸技术有提高，纸的产量增多，质量提高，成本降低，所以纸就代替了简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四）商业
1、国内商业
江南的商业也有发展。不过由于地主庄园很多，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特点突出，使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三吴地区和长江沿岸是商业最发展的地区，内地的政治或军事中心地区的商业也比较活跃。主要商品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有粮食、绢、锦、纸、席、青瓷器、漆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盐等，此外，还有玛瑙、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主要是供给贵族、官僚和大地主享用的。
京师建康的商业最发达，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两岸的市集很多。此外，江陵、山阴、成都、寿春、襄阳、番禺等，都是一方的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也是一方的商业中心。
南方的交通运输，以水路为主。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赣江、湘江、沔江和郁水及其支流，几乎遍布于南方各地。
2、海外贸易
东晋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相当发展，番禺是最主要的口岸，当时有载重两万斛的大船远航南洋各国，西经印度洋，远达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等国。这些国家的海船也经常成批的到来。东晋末年（399年），高僧法显赴印度取经，去时自长安出发，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印度、尼泊尔。回来时，乘船赴狮子国，又到爪哇岛，本来可航行到番禺，因中途遭遇大风，于公元412年（义熙八年）漂到青州长广郡劳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登陆。当时我国自西亚、南亚和南洋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玳瑁、珠玑、琉璃器、香料等，输出的商品以绫、绢、锦等丝织品和丝为主。
南方和日本之间有海船定期往来。两国之间不仅有商品交换关系，刘宋时期，中国的一些织工、缝工、陶工随日本使者到了日本，对日本的纺织业、缝纫业、制陶业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节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
一、十六国的兴亡
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进入中原的北方各族争夺统治权的战场。参与这一斗争的主要民族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史称“五胡”。建立的主要国家有一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一夏，史称“十六国”。这一历史阶段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其实参与斗争的民族在“五胡”之外，还有汉人和賨人，建立的国家还有代（北魏）、冉魏和西燕。在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到439年（太延五年）北魏灭北凉、统一的一百二十多年中，黄河流域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这一时期按照各国兴亡的情况，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两赵、冉魏的残暴统治
十六国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前赵、后赵、冉魏的相继统治时期（公元317——352年），共约三十六年。
1、前赵
前赵的前身是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公元310年（永嘉四年），刘渊死，其四子刘聪杀太子和自立。318年，刘聪死，再次发生争夺帝位的斗争。聪之族兄刘曜夺得帝位，并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在战争中，表现异常残酷。永嘉五年（311年），他在攻破洛阳时，屠杀西晋官民三万余人，繁华壮丽的京师洛阳顿时变成一片瓦砾。他在建兴四年（316年）围攻京师长安时，“京师饥甚，料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刘曜称帝之后，穷兵极武，征战不已，关中又有瘟疫流行。前赵地区各族人民与匈奴贵族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很尖锐。
2、后赵
后赵是羯人石勒建立的。石勒原为刘渊、刘聪的大将。在匈奴贵族互相争权之时，他的势力迅速发展。刘曜在关中建立赵国，称帝“前赵”，先后封石勒为赵公、赵王。次年（公元319年），石勒自立为帝，以襄国（今河北邢台）为都城，史称“后赵”，并控制了黄河中、下流广大地区。公元328年，石勒与刘曜大战于洛阳，杀刘曜，击败前赵军。次年，攻入关中，灭前赵。
石勒在他的统治区内采取了不少巩固、加强他的统治的措施。他很注意提高本族（羯）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作为他的基本依靠力量。如称羯人为“国人”，严禁称“胡人”；称汉人为“赵人”。又用羯人和其他北方民族人组成强大的的禁卫军，由勒之侄石虎率领，作为基本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石勒又注意笼络投靠他的汉族士人，把他们编成“君子营”，作为自己的幕僚。他用汉族士人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他还在襄国设太学，选送将吏子弟受学。又下令各郡、国立学校，提倡尊孔读经。这些做法对拉拢汉族地主、士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石勒称帝时，石虎为太尉、守（代）尚书令，封中山王。石勒死，石虎几乎全部杀光了石勒的妻子和儿子，还有主要大臣。石虎对于汉族人民更疯狂屠杀，残酷奴役。他在战争中，“降城陷垒，坑斩士女，鲜有遗类。”他夺得帝位后，迁都于邺，大造宫殿，建台观四十余所。为南侵东晋，一次就征发人民数十万之多，阶级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
公元348年，石虎的太子石宣杀其弟石韬，又欲杀石虎。石虎得知，杀宣，把东宫卫士十余万人发配凉州。卫士都是被征发来的农民，沿途受尽了虐待。其中的一万多人行至雍州，推举梁犊为首，发动起义，队伍发展到十万余人，攻破长安，东出潼关，又攻占洛阳、荥阳、陈留等地。次年，这次起义失败了，梁犊在荥阳战败被杀。可是石虎也由于惊悸而病死。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皇位而互相残杀，皇帝最后为汉人冉闵夺去后赵亡。冉闵建国号魏，史称“冉魏”。
3、冉魏
冉闵是汉族，是石虎的养子，冉闵很得石虎的信任，曾参加镇压梁犊的起义军。冉魏仍都于邺。冉闵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一再挑起民族间的互相仇杀，下令大杀羯人，凡杀一羯人的，即可封官晋爵。羯人在一天中被杀的有数万人之多。前后被杀的贵贱、男女、老幼共约有二十余万口。后来凡是“高鼻多须”的，就被滥杀。
冉闵制造民族间的仇杀事件不仅不能使冉闵的统治得到巩固，相反的，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公元352年，前燕国君慕容儁率军南下，攻破邺，冉闵被俘而死，冉魏亡。慕容儁自立为皇帝，国号燕，史称“前燕”。
（二）前燕、前秦的兴亡
十六年时期的第二阶段，是前燕和前秦统治的时期（公元352——383年），共约三十二年。
1、前燕
前燕贵族是鲜卑族的一支，姓慕容氏。慕容氏原成于今辽河流域，公元286年，慕容炜建立政权。337年，其子慕容皝称燕王，后以龙城（今辽宁朝阳）为国都，招徕中原地区的汉族流民，组织垦荒屯田。在中原地区连年混战的情况下，这里是比较安定的。中原地区的许多劳动人民逃到这里，带来了这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慕容部在这里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较大，社会发展较快，逐步走向封建化。
慕容氏灭冉魏后，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五年后，又迁于邺。前燕在迁邺后的十多年中，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亦有发展。可是后来，统治集团的生活日益腐朽，政治也渐趋黑暗。贵族官僚们还大量占有庇荫户，庇荫户总数超过国家控制的户口，致使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都很困难。因此，前燕后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发展。公元369年，前燕贵族内部又生了激烈的斗争，贵族之一慕容垂投降前秦苻坚。苻坚以王猛为统帅，慕容垂为先锋，率步骑三万人进攻前燕，攻占洛阳。次年又以六万人大败慕容评四十余万人，前燕亡。
2、前秦
前秦是氐族首领苻洪建立的。苻洪曾接受过前赵、后赵和东晋的封号。公元349年，他自称三秦王。次年死，其子健继位。公元351苻建自称天王大单于，国号秦，史称“前秦”，建都长安。次年又称帝。公元355年，苻健死，子苻生立。，357年，苻健之侄苻坚杀莅生自立。
莅坚比较重视改善政治状况。他任用家世寒微的汉人王猛为中侍郎，参掌机要。猛尚法制，加强中央集权，限制打击氐族贵族及汉族地主不法势力，整顿吏治。
王猛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开荒，又开放山林川泽，允许劳动人民樵采捕捞，还注意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整齐风俗，兴办学校。
公元370年，苻坚灭前燕。374年，夺东晋的益州。376年，灭前凉和代。382年，又控制了西域。至此，前秦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三）北魏统一北方
十六国时期的第三阶段，是肥水之战后，北方再度分裂至北魏统一北方的时期（公元383——439年），共约五十七年。
1、民族政权的分立
肥水之战以后，至409年北燕建立，仅仅二十六年中，北方就先出现了十二个国家，寿命最短的国家只存在了九年。一般的也只存在二、三十年。先后出现的新国家有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后燕、西燕、西燕，汉人建立的北燕和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关中地区的民族复杂，民族斗争也比较激烈，先后建立的国家有羌人的后秦和匈奴铁弗部的夏国。凉州地区的民族更加复杂，而且长期互相攻杀，生产的破坏和人民的痛苦都很严重。先后建立的国家有鲜卑族乞伏部的西秦，氐族的后凉，鲜卑族秃发部的南凉，匈奴沮渠部的北凉，汉人的西凉。
2、北魏统一北方
北魏接受身是代国，为鲜卑族拓跋部于公元315年建立的。至376年，为前秦所灭。肥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拓跋圭（道武帝）于386年复国，不久改国号为魏。起初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次年，称帝，为道武帝。他在位期间，重视发展社会经济，使鲜卑人“分土定居”。泰常七年，北魏攻占刘宋的青、兖二州。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连年攻战。公元431年（神麚（jia加）四年）灭夏国，436年（太延二年）灭北燕，439年（太延五年）灭北凉。自西晋灭亡以后，北部中国纷纷扰了一百二十余年，至此复归于统一。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北方进入北朝时期。
二、北魏的统治
（一）北魏前期的制度、措施
1、封建化措施
太武帝为了巩固对北部中国的统治，采取了许多促进以拓跋部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迅速发展经济、文化，并建立其统治秩序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基本特点是加速封建化进程，也就是“戎人”华化的过程。
太武帝的封建化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分土定居，发展农业；二是设立太学士人。此外，北魏统治者还令各州郡荐举有才学的人，委以重任。当时中原知名的士族、儒学家如高允、游雅、卢玄、张伟等都被征用，对北魏制度、法律的建立和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2、宗主督护制
北魏政权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就承认了宗主对于苞荫户的剥削和奴役的权利。并且以宗主对于苞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形成“宗主督护制”。
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势力。宗主控制下的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国家不得征调。这种制度只对大地主有好处；对农民只有痛若，对封建国家来说，则只是为巩固初建立的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调发都极不利。
3、九品混通
九品混通是北魏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按照国家规定，在征收赋税时，由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根据资产多少而规定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赋税送到不同地区，这就是“九品混通”。可是实际在征收赋税时，并不按此规定办事。一方面，这是由于世家大族已经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人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富莫辨的情况，另一方面，也由于宫吏们是畏于权势，多与地主勾结地主们所缴纳的不多，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负担沉重。此外，北魏临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是很多的，主要也是强加到劳动人民的头上。所以九品混通虽有其名，而流敝极多。
4、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对于汉族地主阶级有所优容，但对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许多自耕农贫困破产，就投靠地主，作为苞荫户，以避赋役。也有卖身为奴或流亡异乡的。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
孝文帝好位以后，农民起义仍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自孝文帝即位的471年，到480年，仅在关东地区就发生农民起义九起，甚至就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也发生了反抗北魏统治斗的斗争。
上述情况说明了北魏统治者继续使用原有的制度和办法进行统治是很困难的，于是在一些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中产生了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要求。
（二）孝文帝改革
冯太后是魏文帝（孝文帝之祖父）的皇后。她从公元466年（献文帝天安元年）开始掌权，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很有作为。从孝文帝即位，到490年（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在这二十年中，冯太后一直临朝称制。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政，继续推进改革。
1、整吏治理
北魏前期，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制。其长官为刺史，郡为太守，县为令长（亦称县宰）。但吏治混乱，地方守宰不论治绩好坏，任期都是六年。这时没有俸禄制度，官吏到任以后，任意搜刮人民。
这次改革，首先整顿吏治。规定守宰的任期要按治绩的好坏决定，不固定年限，又制定俸禄制度。俸禄统一由国家筹集，不许官吏自筹。为了杜绝贪赃枉法，与“班百官之禄”的同时，又制定了惩治贪污的办法。经过这样的整顿，吏治改善，贪赃枉法之事大大减少。
2、均田制
中原地区经过长期战乱，人口大量的流动，许多土地荒芜，还有大量的土地为豪富之家强占，不少农民脱离户籍，成为豪富之家的私有人口，遭受豪富之家的残酷剥削和奴役。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则有很大困难。公元485年（太和九年），孝文帝下均田令。主要内容有发下四点：
一是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以备休耕。年满七十岁，还田于官。桑田为世业，不还官。桑田按照规定，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等，不宜蚕桑的地区，改授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
二是土地不准买卖。露田不得买卖，桑田亦不得买卖。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
三是奴婢受田数量和办法与农民相同。壮牛一头，受田三十亩；每户限受四牛之数，不再给桑田。
四是地方官吏各随在职地区给予公田，刺史为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新旧任相交接，不许出卖。
3、三长制
继实行增田制之后，于486年，又下令实行三长制。三长就是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组长，五里立一党长。这是用来代替宗主督护制的基层政权制度。
宗主督护制是自东汉以来，世族门阀地主发展和农民的农奴化的产物，北魏前期采用这一制度，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一旦政权巩固，就必然要设法废除，代之以符合中央集权要求的新的制度。三长要挑选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提任，其职责是掌握乡里人家的田地、户口数量，征收租调，征发徭役，维持治安。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是对于世家大族地主的一次沉重打击。
4、户调制
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纳户调帛一匹、粮二石。民年十五岁以上未聚妻的，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能从事耕织的壮年奴婢，八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出一夫一妇之调。产麻之乡，以布代帛，数同。这一新的户调制度的实行，改变了过支租调征收的混乱现象，对于自耕农来说，户调减轻了很多；对于大地主来说，由于户调征收到奴婢和耕牛，虽然比率较低，毕竟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5、迁都洛阳
公元490年，冯太后死，孝文帝亲政，继续进行改革。公元494年（太和十八年），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改变了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有利于控制整个国家，也解脱了一百多年来在平城形成的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羁绊和干扰，有利于继续进行改革。迁都本身虽不属于制度的改革，但却是孝文帝改革的总体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6、改易习俗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开始第二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革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文化。主要内容有如下四点：
一是易鲜卑服装为汉服；二是规定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称鲜卑语为“北语”，称汉语为“正音”；三是迁洛阳的鲜卑人，即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四是改汉姓，定门第等级，改革鲜卑贵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拓跋氏为首姓，取义改姓元氏，为最高门第。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姓于氏，匕奚氏改姓嵇氏，尉迟氏改姓尉氏，这八姓贵族的社会地位，与汉族北方的最高门第崔、卢、李、闻四姓相当。其他稍低一些的贵族姓氏亦改汉姓，其等第与汉族的一般士族相当。孝文帝还设法使皇族和鲜卑贵族与汉族主要士族通婚，以此为光荣。
改革的意义
1、与保守派的斗争
冯太后和孝文帝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受到鲜卑贵族中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太子恂甚至企图从洛阳逃回平城，准备谋反。贵族穆泰、陆睿、拓跋丕等联络宗室王公，在平城发动叛乱，鲜卑贵族八姓除于氏外，都有人参预其事。这些反叛者都被孝文帝坚决镇压下去，太子恂和穆泰等被处死，拓跋丕被废为庶人。保守派的失败和改革派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改革。
2、改革的意义
孝文帝的改革，是在我国北京各族人民长期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影响、推动下进行的，也是北方民族融合和鲜卑族拓跋部封建化的必然结果。改革的意义是重大的。一、整顿吏治，始班俸禄，严惩贪赃枉法，对于消除百余年来的官吏、守宰鱼肉人民之积弊，改造封建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二、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改革户调制，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士族门阀地主，抑制了他们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招引广大劳动人民回到土地上来，开垦荒地，恢复发展生产。三、提倡鲜卑族接受汉文化，推动了北方民族的融合过程
三、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只是在西晋的太康时期，一度有所发展。此后经“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破坏，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北魏统一以后，社会比较稳定，情况稍有好转。孝文帝改革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
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的户调制以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这一情况更加明显。首先表现在开荒上面。在北魏前期，洛阳一带乃到黄河中流的广大地区，到处荒芜，人烟稀少。自孝文帝改革之后，许多过去逃亡异乡的汉族劳动人民相继回到这里，开荒种地，耕地面积在不断扩大，粮食生产也在增加。
从现有资料来看，自三国时期直到北魏，虽然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可是农业生产技术还是在不断改进、提高、发展。牛耕技术、铁农具使用的范围都有扩大，农具种类在增加，式样也有改进。
自改革之后，水利事业也有恢复和发展。太和十二年（488年），冯太后和孝文帝下诏，指令长城沿边六镇和云中、河西、关内各郡，都要开种水田，并要通渠灌溉。不少地方官吏也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水利的兴修对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两晋时期，各地有很多水碾、水磨和水碓。十六国混战时期，几乎破坏殆尽。这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粮食加工工具相继在洛阳和关中一带重新出现。仅洛阳城西的谷水沿岸就有水碾、水磨几十区。
3、畜牧业
畜牧业也有发展。牲畜的品种增多，饲养牲畜的经验比过去丰富，兽医学也有进步。
六世纪初，北魏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南北合计的人口多出一倍。人口数字这样的遽增，虽然和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等有关系，但也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关。
（二）寺院地主庄园
1、寺院的发展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各种宗教都在发展，而以佛教的发展最快。在迁都洛阳的二十余年后，洛阳的佛寺多到五百余所，北魏全国佛寺增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所。到北魏末年，洛阳的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北魏全国佛寺多达三万余所，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后来，北齐有寺院四万余所，僧尼一百余万人。北周有寺院一万余所，僧尼二百多万人。
2、寺院经济
大部分寺院和地主庄园差不多。少数上层僧尼同于大地主，一般僧众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整日从事于寺内的生产劳动和杂役。较大的寺院都拥有较多的僧祗户，僧祗户是由国家拨给的。在名义上，僧祗户属于国家管理寺院的总机构僧曹管辖，实际是归各寺院，成为寺院的农奴。寺院还拥有寺户（亦称佛图户），是由官府拨给的犯罪百姓或官奴充当。僧祗户和寺户都不再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不仅这样，有些自耕农或贫困农民为了逃避国家的赋役，甘愿投奔到寺院的荫庇之下，将田产献给寺院，自己则充当寺院佃农。就这样，许多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劳动人手，并封锢山泽，成为寺院庄园地主。
这些寺院不仅驱使僧祗户、寺户、佃农从事农业生产，还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主要满足上层僧尼的生活需要，也解决寺院本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实是一个知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寺院经营高利贷的极多，寺院地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是极其严重的。
北魏自改革以后，手工业也由恢复而发展。主要手工业有治铁业、纺织业和制瓷器。
当时的冶铁技术有锻铁和铸铁。兵器、铁甲和车马具等，主要使用锻铁制造的。北魏在公元507-509年（正始五年—永平二年）进行的褒斜道工程，比魏晋时期进行的同一工程，在规模上要大得多，这与铁工具的大量使用有密切关系。这时的铸铁技术也有进步，有的铁器错有金银饰，是精工制作的工艺品。
2、纺织业
北魏后期，纺织业亦有发展，主要是丝织技术有很大进步。绢的产量大增，绢价从北魏初年每匹千钱，降落到二、三百钱。织有各处花纹的锦、绮和刺绣，都有新的特点。
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满地施绣的佛说法图残片，是公元487年（太和十一年）在中原地区制作的。在残宽六〇到七〇厘米、残高四一厘米的画面上，绣有坐佛、立菩萨、男女供养人、多样的散花，还有一百五十四个字的发愿文，而且线条流利，还使用了前所未见的两三晕的配色技法，使画面接近于绘画。
3、制瓷业
北魏中后期，制瓷业有新的发展，工艺技术也有进步。在北魏中期，北方瓷器的形态和纹饰，多和长江流域的产品相类似主要是厚釉的青瓷器。此后，北方的制瓷业迅速发展，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不仅出现了各种深浅不同的青色釉，而且在青瓷基础上较成熟的烧造出黄釉、酱釉、褐釉等。器具的种类也增多了，出现了形态不同的罐、壶、瓶、盘等。制瓷工艺已脱出了南方青瓷系统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对后来唐宋时期制瓷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这时北方的制瓷业不仅在技术上有进步，制瓷的地区也在扩大。从考古发掘来看，发现瓷器的墓葬，几乎遍布于今天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北方和商业也在恢复、发展。
1、洛阳的商业
北魏孝文帝自迁都洛阳以后，洛阳的长期荒凉的面貌迅速改变了，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
当时的洛阳有居民十万多户，城内外的居民区共有二百多个里（坊），多分行业或按身份分别居住。洛阳的市场很多，城西面的西阳门外，有“洛阳大市场预测，周回八里”，是洛阳最大的市场。洛阳城南修有四夷馆，还有四个里。其中的金陵馆和归正里，主要是和来安排南朝人来归者居住的。燕然馆和归德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漠北民族来归者居住的。
2、国内商业
洛阳以外的北方各地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商业也有发展。商业有官营和民营。官营盐、铁是专营性质，包括了生产和销售。北魏后期，在沧、瀛、幽、青四州境内，傍海取盐，每年收盐约二十一万斛。大部分冶铁业也掌握在官府手中。北魏王朝还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常平仓，丰年销售绢帛，收购粮食；荒年则压价出售粮食。这样以保持物价的稳定。这项制度在北齐和北周时，亦被采用。
民间出现了不少以贩卖为主的大小商人，主要经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北方和南方对峙的情况下，商业往来也在发展，主要是由民间商人进行的。
魏晋和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和地主庄园自然经济的发展，使商业处理萧条状态。即使有商品交换关系，也多以物易物，货币几乎停止使用。但自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尤其是孝文帝改革以后，商业有所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对货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青铜钱，于是，市场上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渐多，商业进一步发展。
3、海外贸易
北魏和朝鲜半岛诸国（高句丽、新罗、百济）、日本、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诸，都有商业往来，外国人来洛阳经商或居住的很多。洛阳城南的四夷馆中的扶桑馆和慕化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来自朝鲜半岛诸国的日本使者及商旅的。崦嵫馆和慕义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来自中亚、西亚诸国的使者和商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