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1957）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验证了威廉配第关于收入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学说（配第―克拉克定理）：三大产业间相对收入的高低不同，引起劳动力流向较高收入的产业；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加，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
沃尔特罗斯托（1971）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根据投资率（资本积累水平）和主导部门（主导产业）两项指标，将经济发展（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传统阶段、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2.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1）关于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陈颂东：工业化的阶段性与工业反哺农业
（2）关于各地区工业化阶段的差异
（1）工业化中期论
（2）工业化后期论
尽管有的研究同时以钱纳里模型、霍夫曼系数、配第―克拉克定理等为依据判断了我国的工业化阶段，但没有注意到各种判断标准的优势和劣势。霍夫曼系数只考察了工业内部结构，配第―克拉克定理只考察了就业结构，库兹涅茨标准只考察了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罗斯托的理论不适合用于判断调整工农关系的工业化阶段；而钱纳里模型以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城市化率为依据，涵盖了以上各种不同的判断标准，但在上述文献中却很少单独被使用。至于开始工业反哺农业是在工业化中期还是后期，上述研究各有道理。但这些研究均忽略了“反哺”的经济学含义，即只有当对农业的“予”大于对农业的“取”的时候，才算是工业反哺农业。
二、我国工业化过程的阶段性判断
1.修正后的钱纳里模型
根据经济学原理和工业化先行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工业化演进不仅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上，也体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上。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产值占一国GNP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先上升、后稳定，第三产业产值占GNP的比重先稳定、后上升；与此相伴随，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也发生的相应变化，城市化率逐步提高。
2.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自1953年起，我国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着手工业化建设，从此，我国进入工业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
（1）基于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工业化阶段由于上述钱纳里模型中的人均GDP是以美元衡量的，因而需要将我国的人均GDP换算成美元。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一般以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PPP）把一国的GDP换算成美元，但由于市场汇率只反映了贸易品的相对比价，并且短期内易受资本流动、政策扭曲等的影响，据此换算出来的GDP容易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而根据PPP换算的GDP能更好地反映一国生产的经济实物量。因而，本研究采用PPP来换算我国的人均GDP，并据此判断我国的工业化阶段。为了把我国的人均GDP和钱纳里标准相比较，还需要把我国不同时点上的人均GDP转化为同一时点上的人均GDP，再对美元和人民币的购买力差异进行调整。这样把人民币人均GDP换算成美元人均GDP的过程才具有合理性，据此进行的比较才具有可比性，由此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判断才是正确的。
（2）基于结构转换的工业化阶段划分
（3）我国工业化阶段的总体判断
三、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学诠释与工农关系的演进
1.工业反哺农业的内涵
工业反哺农业是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农业哺育工业政策的逆向调整。工业泛指第
二、三产业，农业泛指“三农”。“反哺”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过程中，政府对农业的“多予”“少取”“予大于取”，或者“只予不取”“取等于零”，表现为政府更多地支持农业。这是因为，工业对农业的“取”“予”是非对称的，不是“取大于予”，就是“予大于取”，“取予相等”只具有理论形态，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工业化初期也存在政府对农业的“予”，只不过是“取大于予”，“予”服务并服从于“取”。
工业反哺农业并不是指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生产要素自动地从工业、城市流向农业、农村，而是特指政府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强制地从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到农业、农村。比如，财政对“三农”的多予、少取。同样，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高工资的利益驱动下，自发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也不能算作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只有当政府介入资源的配置，强制实现生产要素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才称为城市对农村的剥夺。比如，我国曾使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既然工业反哺农业意味着政府对农业的“予大于取”，政府来自农业的收入小于财政对农业的支出，那么工业反哺农业可能发生在工业化的中期，也可能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但绝对不会发生在工业化的初期。或者说，工业反哺农业的起始点可能在工业化的中期，也可能在工业化的后期。
2.我国工农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
（1）工业剥夺农业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选择了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封锁，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本不能从国外获得，而只能通过国内产业的积累来解决。并且，当时我国的工商业饱受战争的严重破坏，根本没有自我积累的能力。因此，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就只能依赖传统的农业部门，国家通过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途径强制性地把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1世纪初的50年间，尽管政府也以低价为农民提供了农业生产资料，财政也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但总体而言，国家工农关系上的政策是工业剥夺农业。
（2）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时期
四、结论与启示
既然工业反哺农业表现为农业资金的净流入，则这一工农关系的转变必须以雄厚的财政实力为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在财政比较富裕的时候，政府才能拿出一定的资金投入农业，实现农业资金的适时回流，促进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当然，工农关系的转变还取决于一国对工业化阶段的准确判断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否则，即使财政实力增强了，工农关系转变的工业化阶段到来了，政府也可能不会及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制约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并没有破除。因而，应加快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体制、机制，促进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形成。在农产品价格已经放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复存在的背景下，应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中央基建投资应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要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农民增收、农村重大改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民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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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hestagesofindustrialization；industrynurturingagriculture；pricescissorsbetweenindustrialproductandagriculturalproduct；agriculturetax；financialexpenditureonagriculture；urbanruraldualstructure；citysupportingcountryside；CheneryH.BModel；relationsbetweencityandcountryside；relationsbetweenindustryandagri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