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牛羊肉逐步由副业生产迈向专业化生产
20世纪80年代，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改革，我国取消了牛与羊的计划派养、统一定价及流通限制，牛羊肉产业化才正式起步。1995—2013年，我国牛羊肉产量的总增长率达到了141%，明显高于肉类总增长率。牛羊肉生产主要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80—1990年，为牛羊肉生产从副业向专业化养殖转变的初期，养殖数量迅速增加；1991—2006年，为牛羊肉生产快速发展时期，增速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至今，为牛羊肉生产的调整发展阶段，增长率放缓，逐步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从生产模式看，我国牛羊肉还是以小规模农户生产为主，但新的模式不断出现，处于生产的转型升级阶段。
（二）牛羊肉已成为我国居民膳食消费的重要组成
我国正由单一的猪肉消费向多种肉类均衡消费转变，牛羊肉在丰富国民肉类消费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牛羊肉消费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是牛羊肉消费的低迷期；1978—1985年，是我国牛羊肉消费的起步期；1986—2005年，牛羊肉在所有的肉类消费产品中所占比例开始加大；从2006年开始，消费增速放缓，差异化消费逐步显现，对高端牛羊肉的消费需求增加。目前我国牛羊肉还呈现户外消费比重大、城乡差异大、正向全民消费转变的特点[2,3]，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与消费观念转变等因素的促进，可以预见未来我国牛羊肉消费水平还将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目前牛羊肉的人均年消费量与其他肉类一样在持续增加，比例维持在9%左右，但仅为世界平均占比的30.69%，与世界年人均牛羊肉消费的差距至少还有8kg。在牛羊肉消费中，又以牛肉消费量差距为主；羊肉在中国肉类消费量中的占比已类似世界羊肉在世界肉类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增长空间要小于牛肉。
（三）牛羊肉产业科技水平稳步提升
生产体制转变完成后，科技渐渐成为推动牛羊肉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过去35年来，我国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牛羊肉产业科研成果并推广应用，2017年每头肉牛平均产肉水平比20世纪80年代初提高了47.86%；2017年我国每只肉羊平均产肉水平比20世纪80年代初提高了44.34%。同期肉牛出栏率提高约10倍，肉羊出栏率提高约3倍多。肉牛养殖产业1999—2014年平均技术效率为0.813；肉羊养殖产业2012年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83，科技进步贡献份额达到45.9%[4]。
（四）全国牛羊肉优势产区初步形成
我国牛羊肉产业布局已基本成熟，形成了中原、东北、西北和西南四个优势产区。1995—2015年，牛肉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80.26%上升到86.78%，羊肉产量占比由76.49%上升到88.09%。此外规模养殖逐步显现，2003—2014年，除年出栏1~9头的养牛场（户）数逐年减少外，其他规模出栏数的养牛场（户）数均呈增加的趋势；2014年全国养羊场数量相比2003年减少了1133万个，主要源于年出栏29只以下散养户的逐步退出。
（五）牛羊肉对外贸易逆差日益加深
图11992年以来我国的牛羊肉国际贸易情况
二、我国牛羊肉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
（一）供需缺口将持续增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及需求驱动，全球牛羊肉产量的绝对值在持续增加，但占所有肉类的相对比重却在不断下滑（见图2）。由于亚洲国家的消费习惯与中国更为接近，通过参照几个典型亚洲发达国家（地区）的牛羊肉消费发展可以预测我国未来的牛羊肉消费量。按照年均增长率为7%的标准递推我国2020年、2025年和203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照亚洲经济较发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三个国家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以这一人均GDP水平时的人均牛羊肉消费量与增长率为参照。在考虑到有走私牛羊肉的前提下，预计到2020年、2025年和2030年，我国的年牛羊肉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1.533×107t、1.838×107t和1.987×107t。
图21961—2017年世界牛羊肉产量及占肉类总产量比重情况
通过目前世界牛羊肉的贸易格局来探讨对中国的供给可能性。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新西兰、乌拉圭、阿根廷八个国家是世界主要的牛羊肉出口国，预计到2020年和2030年八国的牛羊肉出口量可增加到7.8×106t和9.9×106t，但考虑到进口方的竞争因素，世界牛羊肉对中国的供给能力难以超过国内需求量的20%。中长期内我国将面临牛羊肉巨大的供需缺口，且无法依靠国际市场满足。
（二）粗饲料资源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表1世界牛羊肉产量前20位国家的人均天然草地生产能力状况
（三）牛羊种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化发展尚面临严峻挑战
牛羊品种是目前牛羊肉产业中存在的主要技术瓶颈。经验总结表明品种对整个产业的相对贡献率占40%左右，已成为提升牛羊肉产业科技的主要着力点。我国共有牛羊品种195个，但育种方面缺乏全国顶层战略设计，在保种和改良这两种观点之间未能很好地达成一致，重引种轻育种。同时没有形成协同工作机制，育种和繁育都没有形成定向的培育理念，各自为战，难免造成工作的重复与资源浪费。
（四）国内生产成本持续走高，外源性竞争压力加大
由于人工费、仔畜费、饲料费等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涨，2008—2012年，我国肉牛主产区的养殖总成本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5.2%，增加了一倍还多；散养肉羊单只养殖成本从2004年的243.5元上涨至2014年的1084.81元，10年间上涨3.5倍[7]。目前我国牛羊肉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4个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指标，相对于世界主要生产国已处于劣势，严重拉低了国内产业的竞争力[8]。
三、促进我国牛羊肉产业发展的主要建议
（一）优化粗饲料资源供给结构，推进草畜一体化建设
建议以种植业结构调整为基础，进一步推进草畜一体化发展战略。将粮改饲等种植业结构调整与牛羊肉产业发展规划有机结合，把“粮食+秸秆+牛羊”的生产结构转变为“饲草+牛羊”的结构，扭转目前牛羊肉产业粗饲料资源的秸秆供给过多而优质蛋白饲料匮乏的结构错位。短期以粮改饲“镰刀弯”区域为重点，中长期以牛羊肉主要产区为核心，按县域为单元进行种养平衡设计，以养定种，以畜定需。根据资源承载力和种养业废弃物消纳半径，确定种植规模和养殖规模，合理布局养殖场，配套建设饲草基地和粪污处理设施。草畜两方面补贴与支持政策打包下达，优先支持养殖场流转土地自种、订单生产等种养紧密结合的生产组织方式，鼓励有条件地区建成优质草地放牧饲养牛羊。
（二）加大牛羊肉产业关键技术的重点研发与转化
（三）完善育种机制，加强联合育种
建议组建国家牛羊遗传评估中心，提高牛羊遗传评估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指导育种企业合理开展选种选配。依托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完善新品种和配套系审定制度，探索开展新品系审定。在育种工作机制上，探索成立种业联盟，实施联合育种。充分利用中央、地方、企业多种渠道资金，分工协作，共享成果，形成以育种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发展机制。着力于主要引进品种的本土化选育，地方畜禽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利用，建立牛羊育种的评价体系，打造一批大型牛羊种业企业和民族品牌。
（四）完善法规与标准，推动牛羊肉屠宰加工业的发展
（五）加大对西南地区牛羊肉产业的培育力度
建议加大对我国西南地区牛羊肉产业的培育力度，并长期将其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产业之一。我国西南地区具有山地多、晴天少、降雨充沛、温度适宜等自然条件，以及贫困人口比例高、集中连片分布等社会特点，具有发展人工草地+牛羊肉产业的优良基础条件，生产潜力大，产品品质高。应在该区推进草地生态牛羊肉产业实验示范区建设，或结合扶贫资金设立草地生态牛羊肉产业扶贫专项。在西南岩溶地区草地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基础上，总结现有成功模式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成果，加大组织领导与推广应用力度，并进一步在财政金融、基础设施、科技支撑、加工营销等方面给予支持，形成西南地区草地生态牛羊肉产业平稳有序发展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