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不同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其所汇聚的资金总量是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它代表一个城市在金融要素资源配置上的能级，一定程度上决定城市的发展潜力。
在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中，资金总量对应科目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由人民银行系统独立统计，可有效减少一些外界干扰因素导致的数据失真。
随着各地2023年统计数据发布完毕，国内城市的最新资金总量情况也浮出水面。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各地官方数据梳理发现，截至2023年末，共有54个城市的本外币存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包括26个省会城市（含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及23个地级市，它们是目前中国“最有钱”的城市。
根据央行数据，2023年末全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89.91万亿元，同比增长9.6%。54个资金总量万亿级城市占到全国城市数量（691个）的7.8%，拥有的资金量（184.39万亿元）则占到全国的63.6%。
当然，这里的存款不是指我们平常所说的居民储蓄存款。央行统计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分为境内存款和境外存款，其中后者的份额较小，前者一般又分为住户存款、非金融企业存款、机关团体存款、财政性存款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只有住户存款才跟居民储蓄存款范畴接近。不过，城市“有钱”意味着城市的发展能力强，也间接意味着本地居民的赚钱机会更多。
2023年万亿级资金总量城市排名
15城资金总量超3万亿，前10名分化剧烈
54个城市的资金总量规模大致可分为四档。第一档为10万亿元以上级别城市，共有3个：北京、上海、深圳；第二档为5万亿～10万亿元级别城市，共有6个：广州、杭州、成都、南京、苏州、重庆；第三档为3万亿～5万亿元级别城市，也有6个：天津、武汉、西安、宁波、长沙、郑州；剩余39个都在3万亿元以下规模。
前10名城市的资金总量分化剧烈，第一名北京大约是第十名天津的5.5倍。北京、上海、深圳三市断档领先，其中，北京、上海的规模分别达24.64万亿、20.44万亿元，是内地仅有的两个20万亿级别超级资金大户，合计拥有本外币存款余额占到全国的15%以上。
北京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中心、央行总行所在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和央行第二总部所在地，两地几乎包揽了所有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绝大多数金融要素交易平台（包括两个证券交易所），并分别拥有全国第一、第二多的上市公司。这些突出优势决定了两个城市必然具备最为强大的资金吸附能力。而在两个城市之间，上海与北京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机关团体存款这一分项上。原因很显然，作为首都，北京还聚集了中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全国性社会团体。
深圳是仅次于北京、上海的全国第三大金融中心，同样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众多，并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去年末，深圳拥有13.34万亿元的资金总量，位居内地城市第三位。它和上海之间隔着将近一个杭州（第五名）的差距，同时比第四名广州超出一个天津（第十名）还要多。
深圳的第三名是从如今的第四名广州手里“抢”下来的，而第五名杭州也正在逼近广州。数据显示，10年前的2013年末，广州已经拥有3.38万亿元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同期，深圳这项“家底”为2.98万亿元，杭州为2.22万亿元。10年之后，深圳远远反超了广州，杭州落后的绝对值和百分比也大为缩小。
一位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广州在资金总量增长上大幅落后于深杭两市，有三点原因：一是近些年深圳的金融业发展迅速，大型金融机构总部数量众多，加上拥有深交所，综合实力强大。而广州错失了一些发展金融业的机会，金融机构尤其是全国性金融交易平台缺乏，导致金融业总体实力平平。二是深圳、杭州两地抓住了互联网产业、数字经济的爆发机会，培育出更多、更强的科创类上市公司，同时集聚了大量风投资本。三是广州虽然是广东省会，但在省内的经济首位度弱，其他城市分流严重，何况有深圳这一全国性金融中心存在。相比之下，杭州在浙江省的经济首位度强，资金吸聚力自然也强。
意识到危机的广州正在积极补长短板。比如，在培育上市企业方面，广州市正全面发力，去年新增上市企业10家，总数达到155家。虽然跟深圳、杭州还有差距，但已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此外，广州市于2021年获批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广州期交所有望成为广州的资金吸附利器。
事实上，缘于长期以来“强首府”的发展模式，省会城市的资金吸附能力是普遍强于省内其他城市的。全国31个省会城市（含直辖市，港澳台除外）中的26个，资金总量在万亿元以上，占到全部万亿资金城市的一半左右。这一点在第六名成都和第七名南京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作为排名第五的经济大省，四川省只有成都一个城市入围“资金总量54强”；苏州的GDP比南京高一大截，资金总量却比南京少，排名全国第八。
第九、第十名为直辖市重庆和天津。截至2023年末，二者的资金总量分别为5.356万亿、4.45万亿元，比“全国最强地级市”苏州（5.36万亿）还少，似乎与它们的直辖市地位并不相称。上述区域经济专家认为，这其实有一定的误解。因为二者虽然同为直辖市，但在资金吸附能力上显然与具备先天优势的另两大直辖市北京、上海无法同日而语。对渝、津两地而言，当务之急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高经济活力和能级，增强金融“造血”“输血”能力。
7省多城过万亿，长三角最“吸金”
从54个万亿级资金城市的分布区域来看，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到的19个城市群中的17个均有分布，只有呼包鄂榆、宁夏沿黄两大城市群没有上榜。如果按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来划分，则四大区域各有36、6、8、4个城市上榜，东部地区遥遥领先。而从区域资金龙头城市的体量能级来看，东部的北京、上海和深圳，中部的武汉，西部的成都、重庆，都是各自区域当仁不让的金融中心；东北地区的沈阳略胜一筹，大连、长春、哈尔滨与它的差距不大。
不同城市“有多少钱”的差距，更甚于不同区域有多少“有钱城市”的差距。记者统计发现，东部城市拥有的资金总量约为243.8万亿元，占到全国的84.1%左右；其他三个区域的合计总量约为46.11万亿，仅占15.9%左右。显然，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为核心的东部地区的经济更活跃，资金要素供给能力更为强大。
从省份来看，全国26个省份（不含港澳台）拥有万亿级资金城市，海南、青海、内蒙古、宁夏、西藏是仅有5个没有万亿级资金城市的省份。
进一步分析，四大直辖市之外，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四省位列万亿级资金城市数量前四名，分别拥有9、7、5、5个万亿级资金城市。其他只有河北（4个）、福建（3个）、辽宁（2个）三省的数量超过1个。
在资金总量上，省域四强的前三名相差不大，第四名山东则不在一个量级。具体来看，广东总量为28.58万亿元，超过了北京；江苏总量为21.87万亿元，超过上海；浙江总量为19.74万亿元，比上海略少；山东总量只有9.28万亿元，比深圳市还少4万亿元左右。
从城市资金总量的增长速度，可以大致判断城市近期的发展状况。虽然影响一个城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的因素有很多，但如果出现城市GDP增长较快、资金总量增长却明显偏慢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升。
54个万亿级资金城市的资金总量平均同比增速为9.92%，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6%）。其中27个的增速高于全国，1个持平，26个低于全国。增速最高的城市为佛山（15.7%），并列最低的为珠海（3.3%）和兰州。增速水平跟资金规模关系不大，例如资金总量高居第一的北京的增速达到了12.8%，高于全国3.2个百分点；而资金总量排第52位的兰州的增速，低于全国6.3个百分点。
再从区域角度观察，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城市的资金增速普遍较高，28个增速高于或持平于全国的城市中，有13个位于长三角；而在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6个城市中，14个位于中西部和东北。值得一提的是，绝大多数城市的资金总量增速高于GDP增速，这与全国的情况相一致。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虽然不是居民个人存款，但也不妨碍从人均角度考察一个城市的“含金量”。根据记者统计，截至2023年末，54个万亿级资金城市的人均资金拥有量为30.34万元。其中，北京市以人均拥有112.82万元高居第一，上海82.57万元排名第二，深圳75.5万元排名第三。其他排名靠前的城市还有：杭州62.69万元，南京57.19万元，珠海49.18万元，广州46.23万元，苏州41.54万元。
苏州是资金总量上的“最强地级市”，珠海则是人均“含金量”上的“最强地级市”。对照各地商品住宅市场价格可以发现，人均拥有资金量靠前的城市，同时也是全国房价排名靠前的城市。由于部分城市尚未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该项计算中人口数据均取2022年末常住人口数。
前述区域经济专家指出，珠海的人均“含金量”耀眼，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是重要原因。同时，作为经济特区，其2022年末常住人口只有247.7万人，是54个资金万亿城市中最低的，在它身前最近的乌鲁木齐也有408.2万人。位于珠海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内地与澳门合作的国家级平台，在澳门特区政府2024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42次提到“合作区”，15次提到“横琴”。不久前的3月1日零时，横琴合作区正式封关运行，横琴和珠海的发展又步入一个新阶段。
做大资金总量蹊径：增多上市公司
如前所述，一个城市要想做大资金总量规模，除了夯实扩充经济基本盘，聚集尽可能多的金融机构总部和金融要素交易平台，另一大途径是培育更多的上市公司。大型金融要素交易平台的布局取决于国家规划安排，新设金融机构的增量也十分有限，只有增加上市公司这块发挥空间巨大，也因此成为近年来各地积极争夺的焦点。
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发力企业上市工程。记者梳理发现，过去3年内，GDP排名全国前30位的城市，几乎都提出了推动企业上市的目标，出台了系列针对性政策。其中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北京、上海、深圳，在这方面的动作更早。
早在2018年，北京市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上市发展的意见》。去年9月，北京市再次发文，《关于进一步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行动方案（2023-2025年）》着重提及扶持企业上市有关工作。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地，上海在鼓励和培育企业上市方面的许多做法，是其他城市学习借鉴的范本。尤其是在上交所科创板设立后，上海市大力支持本地科创类企业上市，甚至提出了“应科尽科”的原则。深圳市在扶持企业上市方面也有许多开创性做法，比如在2018年当地上市公司发生“质押危机”的系统性风险时，率先对上市公司进行政策性纾困，后来这一成功做法保留至今。
江苏省对推动企业上市一向态度积极，最近三年，江苏省、市层面先后推出一系列扶持企业上市的政策措施，近两年新增A股上市公司数量均拔得省域头筹。浙江省在这方面甚至比江苏还早发力，2017年就启动了扶持企业上市的“凤凰行动”，近几年新增A股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江苏。湖北省为了扭转上市公司数量增长缓慢的不利局面，从2016年起密集发布引导扶持政策，立志打造中部资本市场高地。
此外，成都市正在加快扩增上市公司规模，去年提出推动优质创新型中小企业“储备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申报一批、上市一批”；合肥市于2022年启动“创投城市计划”，积极培育上市资源；广州、重庆、长沙、西安等城市，也出台了类似推动措施。各地对资金总量的争夺，正在推动企业上市这一战场激烈上演。
评价不同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其所汇聚的资金总量是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