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读了一年中学、从乡村赤脚医生走出来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院士的衣钵传人。很多人不禁要问，“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为什么挑中了他？”
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很多成功者常常感恩于自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但好老师面前有那么多学生，为什么偏偏是你走得更远呢？”
他常常是班里倒数第一第二，家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棍子打
1953年6月，陈孝平出生在安徽阜阳一个贫困的平原小村庄，兄妹5人，他是家中的长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那场“三年自然灾害“中，漫天黄土、满地蝗虫的景象，构成了陈孝平童年记忆里最深重的底色。
陈孝平上的淮新小学就在村里面，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老师大多是当地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的就算大知识分子了。“那个时候我们敬仰的对象就是有文化的人。”
父亲在合作社当小职员，母亲不识字，是地地道道的农妇。小学里没什么家庭作业，父母各忙各的事，孩子完全是散养。
陈孝平说自己小时候似乎是稀里糊涂过来的。小学前几年，他常常是班里倒数第一、第二，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家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棍子打。“成绩好没有表扬，但是成绩不好肯定是要挨棍子的。”
命运的转折充满了偶然。
五年级时家乡发大水，区里中学下派抗洪的一位王老师经常到陈家歇脚，他拍着陈孝平的小脑袋鼓励，“好好读，考中学考到我们学校去。”
就像内心突然被一束光照亮，陈孝平一下子知道用功了。
他约了几个小伙伴每天晚上开小灶自学，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远，中间一段路空荡荡的瘆人，就干脆带着干粮住在学校里。
几盏煤油灯下，小伙伴们集体自习。只要有人在，老师们就一直陪着。他记忆很深的是数学老师，自己的学识也有限，就帮大家一起琢磨题目。
1965年，陈孝平以全区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区里的曹集中学，同时一起备考的几个小伙伴也都考上了。
当时乡村校园生活的艰辛，今天的青少年或许难以想象。
睡觉是在农村建房的土坯围两排大通铺，到了冬天，两个同学搭伙，铺点稻草，一个人的被子放在下面垫，另一人的一起盖，半个月一轮换；最高兴的是夏天，凉席一放就能睡。
所谓的菜，就是自家用黄豆做的豆瓣酱，一吃半个月，发霉是常事；父亲每次给他3块钱，偶尔可以买一次食堂炒的青菜。
然而，到了这个集镇上的中学，陈孝平却有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街上都是漂亮的大房子，还有好多商户，大开眼界。”
这里的老师水平也高。有的是高中毕业的，有的是师范毕业的，“懂的东西太多，突然之间，感觉像是遇到了专家。”
校园里的体育活动也多起来。
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为国争光的故事广为传播，体育老师教大家玩起乒乓球：几块砖在中间一拦当球网，山上就地取材的木头板子割成球拍。
陈孝平进步很快，第二个学期进入到校队，场地从室外搬进了木头房子里，球拍也变成有胶皮的了。
县里举办中学生乒乓球比赛，老师带着六七个学生走了四五十里路去参赛。漫天风雪，手脚冻得冰冷冰冷的，但这也是农村孩子第一次进城。半个世纪后回想，陈孝平印象中依然是青涩年华里周围同学满眼羡慕的目光。
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陈孝平的中学时光刚刚开篇，一切又戛然而止。
农村天地成为人生的另一所学校
乡间野趣激发了陈孝平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13岁的陈孝平开始了日后被很多人称为“另一所学校”的生活。
返乡的陈孝平被分配负责割草、喂牛。每天要走到5公里路外的野地里割草，30斤的草料背回来就算一天的任务。
不需要专门训练，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学校。江湖里的“野路子”，让陈孝平练出了一身好水性。涨洪水时，家附近的淮河两岸距离四五里，比长江很多江面还宽，大人们在岸上吓得直叫唤，而几个孩子在水里却越游越高兴，还常常比试，一只手托举衣服，一直游到对岸去。
为了安全起见，阻止儿子偷偷下水游泳，陈孝平的母亲想了个办法，用锅灶下面烧的黑烟灰往他肚脐上一抹：“就看锅灰还在不在，在就没事，如果肚脐上的锅灰消失了，说明下水了，接着就是一顿打。”
除了玩水，陈孝平还有一个爱好：爬树。几个调皮的小伙伴常常比赛看谁能爬上最高的树，还要比谁能把树枝压得更弯。爬上树就掏鸟蛋，布谷鸟的窝很低，因此很容易把小雏鸟拿回去，但常常养不活。
最快乐的当属“摸秋节（即中秋节）”。这一天晚上，习俗允许人们到任何一家地里去摘东西，孩子们只要看哪一家向日葵、玉米棒长得好就掰几个下来。
有个表亲长辈专门种瓜，陈孝平就去讨他喜欢，经常晚上跟着到瓜地里抓夜里偷瓜的刺猬，他们先挖一个陷阱，把瓜埋好放进去。月夜下的少年屏住呼吸，心砰砰地跳，一直等到刺猬掉进坑里。
经年之后，见惯了后辈们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生活，陈孝平不禁感慨昔日在乡村的童年才是真正的童年，才会像鲁迅笔下的闰土，知道如此之多的新鲜事。
大坝上的定位测量仪，逢年过节时的皮影戏……陈孝平对于新奇的事自己模仿、创造，乡间野趣中，培养和锻炼了他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譬如享誉全世界的“陈氏肝脏双悬吊技术”，就能从陈孝平儿时的小手工中找到“伏笔”。肝脏手术中有一关键步骤，需要将肝脏悬吊起来充分暴露，传统肝脏悬吊技术用坚硬的器械盲穿悬吊，极易引发大出血。陈孝平想出建立肝后间隙通道，沿通道放2根软条带，一根向左拉，一根向右拉，操作简单又安全。
1969年，国家大规模培养基层赤脚医生，每个队都要派出一个人学医。怕打针、看到医生都会发抖的陈孝平被推了出来，经公社医院短暂培训了三个月，陈孝平成了来往于田间地头和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
跟着老师到田间地头挖中草药，从最初的感冒、腹痛，到逐渐可以处理稍复杂的疾病，这段经历让陈孝平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责任和魅力。
生活的剧目中总有那么多阴差阳错。
1970年，县里推荐“工农兵学员”到蚌埠医学院学习，公社领导开始选定了一位姑娘，但她要求进城当工人，17岁的陈孝平作为“替补”得到了这个改变运命的机会。
他至今记得突然收到通知那个夜晚，要求应连夜到县医院做体检。公社离县医院有35公里，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带着他骑单车赶路，到达时已是凌晨5点。
很多年后，当年带他做体检的医生追忆，当时大家都在议论，“说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学生水平还想去上大学，等着自己跑回来吧！”
1979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陈孝平考上同济医学院研究生，师从我国外科医学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院士，人生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两个手术台，一个台子上睡狗，另一个台子上睡陈孝平”
同事间渐渐流传出一个玩笑，“两个手术台，一个台子上睡狗，另一个台子上睡陈孝平。”
回望失去的中学时代，在农村这所学校里，陈孝平也有今天青少年一代无法想象的收获，“最大的资产就是多年来养成的吃苦耐劳精神”。
夏天为了排涝，吃住、甚至睡觉都在田里，没有抽水机，只能用盆子一盆一盆往外泼；四处都是野蚊子，驱蚊装置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蚊子叮人都觉得是正常的，每个人身上全都是大毒包，一片红肿奇痒难耐，有人还因此得了疟疾。“再苦再累，都没有怨言。”
彼时的生活环境中，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所有东西都是集体的。大家有什么困难都是一起去做，一起去克服，是一个整体，只要有人号召，大家都一起去了，不同于今天大家习以为常的“凡事都想着讨价还价”。
这样的历练滋养了陈孝平的整个科研生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孝平读研究生时，做动物实验，十几条狗的吃喝拉撒，全部都是自己负责。为了给狗补充营养，他到食堂要剩骨头；大便小便臭得一塌糊涂，自己打扫。有一天一个教授看到后惊讶地问，“你怎么受得了？气味太难闻了！”但当时的陈孝平丝毫没觉得苦。“我做的研究，这些事情就应该我干。”
做肝移植手术试验，开完刀后要连续观察两个星期。陈孝平常常就住在医院的实验室里，手术结束后睡在狗的旁边。同事间渐渐流传出一个玩笑，“两个手术台，狗睡一个台子，陈孝平睡另一个台子。”
勤则不匮。从医40年，在肝脏外科领域，陈孝平施行和指导施行各种肝胆胰手术2万余例，其中包括肝癌手术7000多例，多次打破该领域手术“禁区”，3项中国人的原创手术方式享誉世界。
他曾感慨于今天年轻一代的“娇生惯养”，吃不了苦。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前线的见证，刷新了他对80、90后一代的看法。“年轻医生绝大多数都是自愿报名参加，他们不叫苦不叫累，防护服一穿，数个小时就坚持下来了,不再是娇滴滴的一代了，真正体现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个人担当。”
陈孝平的母校蚌埠医学院培养出四位院士，校园里一直秉持一个理念，“传授给学生一把有温度的手术刀”。他的恩师裘法祖更是提出“德不近佛者不能为医”。
陈孝平说，自己成为裘老的第一个博士后，有机会长期接触，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做个好医生”。
他曾经的一个病人肝脏上长了肿瘤，她就诊了不少医院，医生都说需要开刀，但是她都因为害怕而拒绝了。到了同济医院，陈孝平让她躺在床上，摸摸肚子，听一听，她就决定留下来做手术。过了三四年后，当陈孝平再次遇到她，她说陈院士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你这里开刀？“因为我看了一圈，没有一个人给我摸过肚子，只有你给我摸了肚子、做了检查。”
“最老实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四十年后回首，裘老的教诲犹在他耳边——做人要老老实实，欲速则不达，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否则就会走上歪路。
陈孝平至今清晰地记得恩师一次感喟中流露出的答案，“看准一个人，五年八年还不行，没有十年二十年考验看不出来。”而他也用自己的一生，为这个“聪明与老实”的人生成长辩证法写下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