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在历史的缝隙和褶皱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这似乎是盛文强一贯以来的创作思路。
盛文强吕萌摄
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野生”作家盛文强的故事。
红岛，本名阴岛。上世纪60年代，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期，阴岛改名为红岛，这个名字沿用至今。红岛位于胶州湾北岸，三面环海，下属的17个行政村均为渔业村。
上世纪初，红岛还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日军侵华时期，日本人在红岛的北部修盐田晒盐，逐渐淤积起泥沙。如今，红岛变成了半岛，与陆地相连，乘车便可抵达。
盛文强在这里出生，小时候推开自家院子的门，就能看到大海。以至于在长大以后，盛文强经常把“内地人”挂在嘴边。问他什么人是内地人，他想了想说，“一出门看不到大海的，都算内地人。”
和岛上大部分居民一样，盛文强的父母也是渔民，以出海打渔为生。在上学前，父母每天都带着他出海，早出晚归。一艘4米的小船，构成了一家三口在海上的避风港湾。
岛民们吃蛤蜊，一盆接一盆地吃，一吃就一下午，吃得颈椎疼。如果走在村子的小巷里，听见谁家传来咔啦咔啦的声音，那可能是蛤蜊壳撞击铁盆时发出的清脆声响。叮叮当当，不绝于耳。这些制作出奏鸣曲的贝壳残骸，被岛民倾倒在弄堂里，“这些贝壳在落地之际，居然有碎瓷般的脆响……断碴之处银光闪烁。”之后由专人收集，垛在村口，堆得很高，像延绵起伏的群山。当地人称之为“贝丘”。在暴雨之夜，贝丘在雨水的冲刷下，会轰然倒塌，发出惊天动地般的巨响，唤起沉睡中的岛民。在那之后，会有新的贝壳残骸，形成新的贝丘。这个过程，像是日复一日海岛生活的绝佳注脚。
盛文强在这座海岛上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他曾经看着自家院子里一只拇指大小的毛蟹举起两只巨螯，从上至下连点三下，像是某种神秘的求雨仪式。在那之后的不久，暴雨如期而至。他曾在月圆之夜，开始一次环岛的徒步旅行，身披月华，他望见海水、星空和云雾的粘稠混合物将岛屿包围。他曾在初秋的夜晚，盼望父亲的船快点归来，那时天上的北斗七星，大如鸡蛋，照亮脚底的路。他经历过海水侵袭的时刻，“黑暗中闪着亮的釉质海水从墙角、树根冒出来，村口的低洼地带瞬间被抹平”，一种安全感的瞬间丧失。他也看过搁浅的鲸，二十多米长，浑身呈现出石灰岩的白色，牡蛎在眼睛周围连成一片，像某种皮癣。再后来，那头鲸被岛民切割食用，煮着吃，他记得肉肥脂厚，油腻得很。
海岛将经验、想象以及一种特有的“语言”赋予了盛文强。这种语言不限于文字，它可能是一个鹦鹉螺上的复杂但有序的花纹，可能是梭鱼腹部银光闪闪的鳞片，可能是小小毛蟹半透明外壳下深色肚肠，可能是黑暗中海上阴沉的礁石，头顶浓郁的月亮以及夜半时分坠入海面的星辰，还可能是岛民们围炉夜话时、或者母亲恐吓顽皮的孩子时从口中冒出的那一个个面目骇人的海怪。纹理、图案、色彩、味道、声音和口头描述，都构成海岛“阅读”和“语言”的一部分。正如盛文强在《岛屿之书》的后记中所写：“记忆，语言，命名，所有这些力量都被召唤出来，为文本的生发提供了契机”。
除了阅读海岛和海洋，盛文强也阅读历史。他的姥爷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后来跟着长官起义，那时有个词叫“弃暗投明”。姥爷喜欢读书，受他影响，盛文强从小就在家里看姥爷的藏书，《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等。姥爷在家总喜欢说“你们共军”“我们国军”云云。在姥爷身上，盛文强早早接触到了一种不同于后来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学到的历史视角。
成年以后，海洋和历史，这两个在童年时代便深深嵌入盛文强生活的主题，一次又一次地重回他的脑海，构成他写作的主要路径。
滨州市，山东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西岸，黄河贯穿全境，西邻德州市。当地人经常戏称“走出滨州，冲向德州”。
2003年，19岁的盛文强考取了滨州师专，告别海岛，走向“内地”。从师专毕业后，他在一家企业里打过工，也当过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2007年底，他进入当地一家报社，先是做美编，后来转记者，再后来，成了副刊的编辑。
在盛文强眼中，这个他如今已经居住了近15年的城市，充满了魔幻感。
2013年，滨州发生了“电死外星人”事件。经营海产生意的李某，常在黄河边铺电网捕野兔。3月9日凌晨，他在河边查看电网时，看到一个类似于UFO的不明飞行物悬挂在黄河滩边上，从上面下来了五个外星人。据李某描述，其中一个外星人被电死了，另外几个乘坐飞船逃走。李某将被电死的外星人带回家，放入冰柜冷冻。
这个事件当时惊动了全国各大媒体，迅速成为了门户网站的头条。盛文强任职的报社，距离事发地点不到十公里。办公室里的一个同事，住在事发地点附近，晚上下夜班后，不敢回家。后来，在鉴定专家和警察介入后，李某承认，他口中的“外星人”是用硅胶伪造而成。
除了此类荒诞的新闻，在报社工作的七年里，盛文强也充分见识到一个地方基层单位中的对于人的异化。有一年，当时的市委书记来报社视察，一位年轻同事因为坐在门口的位置，被拍到一张和市委书记的合照，上了报纸头条。盛文强说，这个同事的个人条件不太好，此前一直找不到对象。但头条事件后，他很快就找到对象，“这件事震碎了我的三观”。
还有一次，盛文强抱着一箱刚从网上买来的书进了报社的电梯，电梯里有传媒集团的一把手和一个女同事。领导看到盛文强怀里的书，和他闲聊起来。盛文强注意到身边的女同事大气不敢喘。后来领导下了电梯，女同事长出一口气，对盛文强说：“你真了不得，敢和他说话。”
除了这种几乎疯狂的官僚崇拜之外，在做副刊编辑的过程中，盛文强也接触到了许多滨州当地的“作家”和“诗人”。有自创一个诗歌流派的卖大米诗人，也有发明了一套“宇宙全息诗学体系”的“蜂蜜诗人”，还有一位农民，洋洋洒洒写了五十万字的《新道德经》，里面充满了愚忠愚孝思想。
接触更多的是当地的老干部诗人。曾有一位老干部作过一首名为《参观计生站有感》的诗，其中两句是：“今日参观计生站，育龄妇女真好看。”另有一位老干部诗人的诗歌在诗歌《吃火锅》中写道：“雪花飘飘，火锅烧烧，羊肉涮涮，汗水浇浇。”还有一首《上鹤伴山》（鹤伴山是滨州当地的一座山）：“远上鹤伴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当地开研讨会的时候，大家鼓掌称赞：“好，好，学古人学出了新意，强于古人。”
“飞头獠”又作“飞头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物，多出没于南海海域。最早见于干宝《搜神记》，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以及张华的《博物志》也均有记载。这是一种怪异的生物，白天正常，到了夜晚，则头身分离，以耳为翅，飞到海边寻找虾蟹进食。等天将拂晓之时，飞回家中，头身再次结合。醒来后仿佛做了个梦，有饱腹感。盛文强对于“飞头獠”进行了再阐释，创作出一个悲伤又黑暗的自传性故事。盛文强在文中写道：
“他白天为人佣工，被呼来喝去，心中暗自气恼，而他的同伴们则唯唯诺诺，毫无不平之气，甚至越受苛责，越存敬畏，这令他大为不解。这都是些什么人——他心里想。他哪里知道，他和他们并非同类。直至夜间，他才重获自由，摆脱了肉身的羁绊，完全忘记了在尘世间的身份，开始了海上的遨游。”
当一位来自海岛的年轻人开始远离海洋，踏上内地，他所遭逢的不适、冲击、震撼以及“世俗上的种种失败”促使他思考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思考海岛和农耕区的差异，更进一步，思考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区别。
渐渐地，盛文强开始明白，那种“官本位思想、体制思维、狭小格局、熟人体系、道德绑架以及盲目排外的小圈子”，其实是有原因的。那种看似狡猾、算计或者貌似忠厚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实则是几千年农民生存的艰难处境。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可以不择手段。但农耕文化的优势在于稳定。“中国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就在于这种自耕农的稳定，除非有大灾出现，要改朝换代。但在那之后，仍然自耕自种。只要勤快点，没有灾荒，是可以活下来的。”
除此之外，盛文强认为相对于农耕区，海洋区的居民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海上的物种太多了，一个打了一辈子鱼的老渔民，照样有不认识的物种。所以他潜意识里相信世界的多样性。”
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加深了盛文强对于海洋的热爱和兴趣。盛文强也十分庆幸，自己在大学期间选择了离开海岛，正是这种空间上的疏离感，让他打定主意，开始系统性地思考海洋问题。
书的扉页，是一幅《广渔具图谱传序》，叙述者为“枕鱼斋主人”，此人是清末民初人，父辈为渔户，早年奔走于科举之路，后迫于生计，以贩鱼为生，晚年归乡，于潦倒中写就此书。这本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枕鱼斋主人为一本名为《渔具图谱》、今已佚散的古书做的图赞。在此基础之上，盛文强进行了二次创作，植入大量新文本。如此一来，《渔具图谱》—《广渔具图谱传》—《渔具列传》便形成了一个不断裂变、不断更新的谱系，它们相互关联，相互缠绕，又相互独立，相互区别。全书遵循枕鱼斋主人的分类，分为六卷。《舟楫列传》写到了承载与担当，以及变幻无常的漂泊命运；《网罟列传》包藏祸心和贪嗔，人心不足，难免鱼死网破；《钓钩列传》涉及重重欺骗和反欺骗的游戏；《绳索列传》讲的是衔接黏连之术；《笼壶列传》充满奇趣；《耙刺列传》褒扬原始的膂力。
在读罢全书之后，读者会在后记中与盛文强再次相遇。这一次，他和盘托出，坦白本书所写的一切，包括那本今已佚散的古书，那个枕鱼斋主人，那本他在书的开头在胶东渔村考察时在某户中偶得的《广渔具图谱传》，全都是莫须有之物。虚构，对于盛文强来说，“已经突破了狭义的文本界限，就连插图、考释、采访、甚至作者身份，也都可在虚构之列”。
为了虚构出扉页的那张《广渔具图谱传序》，盛文强花了不少功夫。他从四库全书中挑选出这篇序言中需要的文字，并且在严谨考证之后，确定了如今这种三比二的长宽比，确定了九列的格式，从字体到格式到措辞到文风，都符合当时那个具体年代和地区的特征。
游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在历史的缝隙和褶皱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这似乎是盛文强一贯以来的创作思路。《渔具列传》之前的《海怪简史》是这样，最近出版的《海岛奇谭》亦是如此。这和盛文强所秉持的历史观有关。在他看来，鲜有面目清晰的历史，历史总是以模糊的姿态出现，留给后人一片废墟。被淹没在历史废墟中的、作为个体的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则需要后人或凭空、或根据一些打捞上来的残留碎片进行拼凑。这时候，想象力登场了，想象能够填补历史的空白之处，“历史的空白之处，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
2015年的五一前的一天，在报社工作了七年多的盛文强认为时机成熟，是时候离开了。那天他起个大早，打了一辆车，像完成一个期待已久的仪式，高高兴兴地去单位向领导提交了辞职报告。至此，他的职场生涯划上了休止符，他成了一名全职写作者。
这一刻，盛文强期待了太久。从工作伊始，他心里就有着对于职业和事业的明确区分。盛文强将写作视为自己的事业，他坦言在写作中获得的愉悦，是做别的事情所无法替代的。对他而言，写作是一项持之以恒的事业，而职业只是养活自己的方式，“二者是截然分开的”。
盛文强也不欣赏总是在寻找借口的写作者：我得顾及家庭，我得工作，我得养家糊口，我上有老下有小……“这么说好像别人没有家庭，好像别人不吃饭喝西北风一样。关键是看自己的态度，你是否沉迷其中，是否真正用整个生命热爱写作，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爱好，工作之余耍两下。”
但全职写作者的道路也不是从开始就很顺遂。刚辞职的那半年比较困难，因为一切尚未步入正轨。那时候他手上有已经完成的《渔具列传》和《海怪简史》手稿，在寻找有意向出版的出版社。由于《海怪简史》的题材问题，盛文强辗转近三十家出版社，有的出版社对这个题材十分感兴趣，却遭到出版社领导的阻拦，认为谈海怪是封建迷信。再加上渔具、海怪这样的题材比较小众，很多出版社主观认为市场较小，不敢冒险。
到2016年初，《渔具列传》和《海盗简史》相继出版，盛文强的职业写作道路，算是慢慢步入了正轨。此时，他也体会到了职业写作的好处：可以更加专注于写作，效率也大大提升了。
这为《海盗奇谭》的写作增加了难度，但与此同时，也打开了更多想象和虚构的可能性。盛文强所做的工作，是从古代文献中“打捞”那些四散的残片，“杂取志怪、野史、方志等文本的体例，重构中国古代海盗故事。”
于是在书中，我们读到杀人如麻心狠手辣但却爱好读书写字的传奇海盗郭婆带；读到在大鱼降落之夜出生、并且之后的命数也和鱼类密切相连、能让咸鱼起死回生的乌石二；读到在福建出生、十八岁往来于东南沿海、在澳门接受过天主教洗礼、在日本娶妻、半商半盗、叱咤海上的郑芝龙。
盛文强从古代传奇中学会了一种异常现代的叙述方法——选取个体生命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断面，而非对于生平事迹的线性陈列。“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生命当中发现了一个格调与俗流迥异的事件，非常耀眼，非常夺目。”
从2010年开始，盛文强就在走访海岛的过程中，陆续进行渔民口述史的收集工作。
他拜访过辽宁獐子岛的一个渔民。当时尼克松访华，国宴里有鲍鱼，于是这位渔民被指派下海摸鲍鱼。那时候是冬天，鲍鱼都在深海，他穿着皮衣皮裤下去摸，手脚都受了冻，落下了病根。在当时，他被称为“勇士”。
盛文强还见过一个船老大，做了一辈子船老大，也晕了一辈子船，到现在上船还吐得稀里哗啦。盛文强问他为何非做船老大不可，他说因为那时候靠种地养不活人，只好出海，只有在海上才能活命。
这些口述史项目，让盛文强接触到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在角落里暗自存在的生命，可能被淹没在了时代的洪流、国家的话语以及一句句催人奋进的口号里。盛文强打算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在海洋中的挣扎以及不屈的生命力。
接下来的一年，盛文强还有几本书准备出版。
其中一本叫做《对虾养殖手册》。继把渔具看做一种文本之后，盛文强又从父亲曾经养殖过的对虾身上发现了一种文本。对虾是一头一尾，全身伸展开后分了六节。盛文强从对虾的身体结构中获取灵感，决定在书的目录上手绘一只伸开的对虾，让它横躺在目录底下。依照对虾的结构，书的内容分为六节，分别对应着虾的六节。
书的内容也和对虾有关，有一处写到，在对虾养殖池中，出现了一种吞食对虾的海怪。如今渔业工具发达，出现了高科技雷达探鱼器。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声波反射在探测器上形成的亮点，判断对虾的存在和密度。而海怪经过的地方，在探测器上留下了一片空白。他们吞食对虾，但是探鱼器却检测不到海怪的存在。这时候，当地人又转向磕头烧香拜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个故事中，盛文强想探究当下技术的发展与民众思维之间的不对等。
盛文强认为，在一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做一个“野生”的专职写作者是比以前容易的。倒退二三十年，所有的资源都在体制内，离开体制就无法生存。如今，只要自己有能力，靠写作就能实现精神和物质的自立。
相比身份上的体制外，盛文强更加注重精神上的体制外，也就是思想的独立性。盛文强坦言，在基层写作，受制于生活的场域，能冲出来的人是很难的。当一个地区作协主席都自费出书，身边的人都自费出书的时候，久而久之，人们可能会认为出书就得自费，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盛文强记得滨州当地的一个老同志，有一次来北京，在王府井书店看到了他的书，很惊讶，回去张口就问他：“你找的谁？”在当地写作者的眼里，出书卖书都得靠关系，因为他们目之所及，都是这样的情况，因此他们不知道图书正规发行渠道是全国发行，也根本理解不了。
就这样，盛文强过着双重边缘的写作生活，一方面，他不同于当地大部分自费出书靠关系的写作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混主流作家圈子。在日复一日的阅读、写作和考察中，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海洋知识体系，这个体系足以支撑他即使处于边缘状态，也能自给自足。
盛文强说自己会一直保持这种边缘的写作状态，并对此十分满意。“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它嵌入日常的饮食起居当中。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就会变得枝叶丰茂。”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盛文强：这个问题很难讲，很难分出一个最来。我喜欢的国外作家特别多，其中对我个人的写作方式影响比较大的，叫热拉尔·马瑟，一个法国当代作家。他有一本书叫做《量身定制的幻想》，是一本很不起眼的、很薄的小书，教会了我一种叙述的方式。他讲述的方式新异，充满诗性和各种细节，总是能体现出自身的遭逢际遇，哪怕是写一个别人，也像是在写自己。这种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他也是特别跨文体的，有的作品可以当小说看，有的可以当散文看。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盛文强：当代的中国作家我很少看，最欣赏和最喜欢的是唐代写《酉阳杂俎》的段成式。段成式是一个贵族公子，他父亲是宰相，他的先祖是开唐的名将。他的文本异常华美，也非常阴暗。现在看来，段成式的志怪在文本上有一种现代性，跟魏晋的志怪有很大区别。魏晋的志怪是纯粹记录一个逸闻，一个奇闻，主观色彩较淡，在文本上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段成式这里开始有自觉的意识，他的文本是有意识地在经营，内容无所不包，记录道术的章节名为“壶史”，记盗墓的章节名为“尸穸”，记鬼怪的章节叫“诺皋记”，读来令人目眩神迷。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作家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盛文强：我的社交圈里没有很多作家朋友，即便有个别的写作者都是比较边缘的。我认为写作圈子最好还是不要进，有太多近亲繁殖的倾向。一堆人在一块玩，写的东西都一样，没什么意思。写作是个体的行为，肯定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如果说一帮人理念特别相近，玩儿得特别好，你会怀疑他们理念上太不独立了。
另外在这种小圈子里，尤其是这种混圈子的作家，更多的还是乡村的、熟人社会的做法。大家一块儿喝酒，你说我好，我也说你好，咱俩就都好了。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小圈子构成的。这就是一种井底观天的格局，这种人的格局是非常小的，一般这种观念出不了县城。亚马逊森林有一种猴子，用自己的尿画一个圆圈，坐在圈里称王，你要进这个尿圈，人家就会扑上来撕咬，我不太欣赏这种。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盛文强：影视更多偏向大众，虽然影视也有小众的文艺片，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影视还是一种商业行为。影视和文学在表现上也是不一样的，镜头语言和文学语言肯定是不同的。影视我将来也想做，海盗的题目可能会改成影视，中国在这方面的影视作品还是非常少的，比如郑成功的父亲郑志龙是海盗，亲手建立了自己的海上帝国。中国古代唯一的拥有海洋文化政权雏形的，就是郑氏父子。影视和文学主要还是载体不同。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境或部分？
盛文强：我可能更在意文本，文本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在这之下才能谈到技巧、风格、结构，这些都是皮毛。我看一个小说，会看它有没有文本。如果一个小说腰封上写着，比陈忠实的《白鹿原》还要厚重，那我就不看了，我觉得这是年轻作家没有出息的表现。要看一个作者的文本在哪里，如果说文本和别人一样，或者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那这个作品就没有文本，这个作者就没有独立的文本。比如汪曾祺的小说，就有独立的文本，和别人的小说不一样。
当然文本和文体是不同的，文本的范围更大一些，文本是非常独立的东西，比如《哈扎尔词典》这样一个词典体的小说，它就是自己的文本，别人跟风，就非常尴尬了。这种东西只属于他自己。比如宋徽宗的瘦金书，只属于他自己，只有他自己的性格、身份、生长环境才符合。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本，一个作品才立得住。从文本上能看出独特性，很难被替代，也很难被模仿。别人只要一模仿，谁模仿谁尴尬。因此，文本是风格，是架构，是独特的语言方式。
文体则更多的是国内的分类，中学语文的分类，散文、诗歌、小说等等。我的作品就很难分类，一般有人问我，我的作品是散文还是小说，我都说不知道。因为只有中国分类分成这样，十分僵死，是为了基础教育，为了做一种可量化的、标准化的普及，所以才分这样一些概念，定了很多条条框框。
比如小说有六要素，散文要形散神不散，这都是很扯淡的。如果真的到了创作层面还在讲这个，就说明这个人还是在中学的功底当中没有拔出来，说明他中学毕业后再也不读书了，知识再也没有更新。从创作的层面来讲，只有在宽泛的范围之下，而不是一招一式的架势里，才能出现一些新的可能。所以我对文体分类是非常排斥的。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盛文强：我们无时无刻不跟政治发生关系，即便我在家，专职写作，也是和政治发生关系的。但是我很少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样一个时代，一旦谈论政治，很多日常生活中的聪明人，那种特别会考试的人，会把自己的愚蠢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吃惊。我也会把这些问题反映在作品中，但是我会反映得非常隐晦，而不是像他们一样高声叫骂，那样就成了骂大街，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文学主要还是呈现，而不是下结论。我们把某一类人的愚蠢行为呈现出来。在山东，官本位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新书《对虾养殖手册》里，写到一个渔民创办了一个对虾协会，自封主席，一帮人为了当副主席各显神通。在对虾养殖组织这样一个民间组织中，人们呈现出对于当官的狂热。虽然这是一个虚衔，但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混到这个组织里来。只要我通过文字把这个情况呈现出来，我精神的同类就会感知到这种讽刺的力量。我不作任何评价，我绝对不会在作品里说这种行为很愚蠢。作品就是呈现，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这些人可能是一个样本，存在于我们身边。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文学作品的读者会更多还是更少？
盛文强：这个趋势很难预测，每个时代的文学读者都是非常少的。比如唐朝给我们的感觉是全民读诗，其实没有。所以说每一个时代，如果靠大众读者来阅读文学，是不现实的。当然，我认为有这样一个趋势：当我们把全民挣钱的浮躁时代稍微沉淀一下，会有更多的人回归到阅读上来，把阅读当做一种有品质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趋势这两年挺明显的，独立书店越开越多，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尤其是年轻的父母，更重视孩子的阅读。这都是很好的趋势。一个浮躁的时代不会维系太久。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
盛文强：我希望在文本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我对出版、装帧要求特别高，我希望出版的书在装帧上、在品质上也越来越高。因为我的作品主要是以出版为主的，所以这些都在期许范围内。出版的细节也是在整个文本之内的，甚至连一个页码的格式，都是和文本有关的。如果说更大的期许，当然不敢奢望什么。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它嵌入日常的饮食起居当中。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就会枝叶丰茂。个体精神和写作随着岁月的增长是要不断增长的，而不能递减。
盛文强，1984年生于青岛，作家，海洋文化研究者。近年来奔走于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致力于渔夫口述史、海洋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兼及海洋题材的跨文体写作实践，著有《渔具列传》（2015）、《海怪简史》（2016）、《岛屿之书》（2017）和《海盗奇谭》（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