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肯定有关政策本身具有经济合理性与客观必要性。
就环保监管而言，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公众对环境质量改进的要求和潜在支付意愿相应提升。然而生猪产业发展成为农业部门最重要污染源之一，政府加强环保监管显然是必要的。
就区域布局而言，东北等省区在生猪生产方面也确有某些地缘比较优势。例如生猪生产成本大半是饲料，饲料一半以上是玉米，东北作为玉米主产区具有区域优势。又如东北整体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较小，生态环境对生猪产业污染排放的承载消化能力较大。基于这些考量，有关部门协调鼓励生猪产业朝更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方向布局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本身具有经济合理性的产业演变趋势，在转变为全国性大规模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仍会面临事前难以预料与事中不便掌控的困难和挑战。对此可就以下几点加以初步探讨。
第一，“南猪北养”重视东北区域优势确有依据，然而对东北大规模扩大生猪养殖的客观不利因素估计不足。
如水资源问题。“每头猪的用水量在4~9吨”，年出栏50万~100万头生猪养殖耗水量相当于小城市人口生活用水量，东北一些地区水资源不足，制约生猪养殖发展。
又如严寒的气候条件。生猪生长要求较高环境温度，即使是保温能力较好的育肥猪也需15°C以上的环境温度，在东北养猪，生产设施和设备必须达到较高保温要求，因而成本较高。另外，严寒区域近半年的冷冻期不利于粪便发酵利用，一年一熟作物耕作制也不利于粪肥还田自然消纳。再如其他地区也存在的养殖场招工困难问题，在东北地区更为明显。
第二，“南猪北养”的设计侧重考虑生猪养殖业生产环节的成本，而对生产布局转变带来的流通领域交易成本上升的影响考虑不够充分。
与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相一致，我国猪肉消费大头在东部、南部和中原地区，区域生产布局改变意味着生猪生产与猪肉销售之间空间距离拉长，因而“南猪北养”意味着“北猪南运”的转运压力边际增加，并至少有两点成本含义。
一是跨区域转运意味着运输成本增加，一定程度抵消了“南猪北养”可能节省的生产成本利益。
二是为满足居民普遍偏好食用新鲜猪肉的消费习惯，生猪屠宰能力需较多配置在区位接近最终消费市场的端点，因而“北猪南运”主要采取跨区域活猪转运方式。这个产业链配置方式的问题在于，万一发生猪瘟疫情，将对有效防控疫情跨区域传播扩散带来额外困难。这一点在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后现实凸显出来。
下面两图显示了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四省区肉类和猪肉产量及其占全国比例的变动情况，东北肉类和猪肉全国占比提升最快时期可能早已过去。
例如四省区肉类全国占比在新世纪初年增长最快，从2001年的11.3%增长到2007年的13.8%，过去10余年大体平稳，近年峰值2016年的13.8%与2007年指标值持平，然而2017年之后反而明显回落。
东北猪肉产量占全国比重从2001年的8.2%持续上升到2013年的10.8%，然而2014—2018年在波动中有所回落，虽然2017年重返10.8%的峰值，2018年又下降到10.3%。
东北四省区肉类产量及全国占比(2001—2018)
东北四省区猪肉产量及全国占比(2001—2018)
东北肉类和猪肉产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然而也是在21世纪初年增长速度较高，近年增速趋缓甚至有所下降。
如肉类产量从2001年的715万吨增长到2006年的1061万吨，2007年显著回落到950万吨后接续10年趋势性温和增长，达到2016年1181万吨的历史峰值。然而该指标在2017和2018年连续两年下降，2018年回落到1146万吨。
猪肉产量变动呈现类似轨迹：从2001年的345万吨增长到2006年的507万吨，2007年大幅回落到440万吨后，再次经历多年趋势性增长，达到2014年597万吨的峰值。然而过去几年该指标在波动中明显下降，虽然2017年反弹到590万吨，仍略低于2014年，2018年回落到559万吨。
第四，大规模实施产业政策的自我强化倾向，导致“禁养区”管制措施在局部地区用力过猛并带来不利影响。
早先国家有关法规对“禁养区”规定比较审慎严谨。如2014年《条例》规定“禁养区”对象是规模性“畜禽养殖场”及畜禽生产相对集中或相对封闭的“养殖小区”，另外对“禁养区”的空间范围也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然而在禁养区管制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局部地区禁养区范围划定过宽或过窄、执行力度过头与不足的情况。总体来看，禁养区的划定范围过宽和禁养措施过于激进成为局部地区政策走样的主要矛盾。有的地区出现“一禁了之，一拆了之”的简单化做法，或者推行“无畜禽区”和“一头不准养”的过激措施。
例如沿海某城市边缘地区有一个年出栏量为4万多头的大型养猪场，实施环保标准较高成为全国标准化生猪养殖基地，然而也因为其所在行政区被规划为所属城市“后花园”而被强行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