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平湖市东湖中学东方校区郑漪澜
杨志，是《水浒传》中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一生追求功名，是个“官儿迷”。他心心念念想走一条仕进之路，对上委曲求全，陪尽小心，对下蛮横无礼，恶语相向，到头来却处处“碰壁”，事与愿违。
还是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人生的几个重要“关口”，并借此一窥杨志之“悲剧”吧：
其一，为道君宋徽宗盖万岁山之事而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结果因风翻船，失陷了花石纲，畏罪潜逃。
其二，赦罪之后，又急急打点了“一担钱物”，“买上告下”，好不容易被引去见高太尉，却因前事（失陷花石纲）被轰赶出来。
其三，待盘缠尽，欲卖掉祖传宝刀，偏生遇上泼皮牛二，无奈之下杀了牛二，便去自首受罚。
其四，此番自首，终被充军至北京大名府。大名府的梁中书“重用”于他，让他押送生辰纲给自己的岳丈，也就是当朝太师蔡京，却在路上又被吴用用计劫走。
其五，身陷绝境，寻死之际，又想到身有十八般武艺，不能“只这般休了”。后来在三山聚义时“落草”梁山泊。
杨志的悲剧性在于，原本“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却一再官场失意，黯然收场，甚至给人以英雄末路之感。原因何在呢？
我觉得，这既有外部原因——受各种环境和势力的牵制；又有他自身的原因——由他的个性和性格所决定。
先来说说外部原因，这或许可以用杨志自己的话“时乖运蹇”来加以概括。
你想，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共去了十个制使，其他人均安然无恙，独杨志这个制使未能完成使命。岂非“时乖运蹇”？
再来看，当他“事急无措”，欲拿祖传宝刀去街上“货卖得千百贯钱钞，好做盘缠”时，却遇上泼皮牛二闹场，使得宝刀“没官入库”，脸上还落下了“两行金印”。这难道不是晦运当头，“时乖运蹇”吗？
还有，梁中书表面看来是“重用”于他，其实并不完全信任，偏要派个奶公谢都管暗中监视（虽然他的说法是“怕你不知头路”）。后来在赶路问题上，在要不要买酒喝的问题上，果然不合，造成人心涣散。这也是“时乖运蹇”之一桩。
再来说说杨志自身的原因。
杨志押送生辰纲，为确保安全，走山路了，早凉时休息，等日头高了，却急着赶路，这是对的。但他只是下“死命令”，不能与人沟通，使得挑担的军健们满腹怨言，心存不满。不止于此，他还重责于人，“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热不可当”之时，军健们脚疼走不动了，杨志也只是一味地催赶，没有半点怜恤同情之心！这“不近人情”的一面，让我们读到了人性的弱点：蛮横，暴戾，刚愎自用。
其实，杨志还有一个致命的性格弱点，那就是不能将正确的坚持到底。当白胜装作卖酒人出现时，杨志也曾疑心酒里可能会有蒙汗药，却在老都管的劝说下——当然也在他自以为这酒应该没事时，同意让军健们买酒喝了。于是铸成了大错。试想，如果杨志不在最后一刻松口，那吴用的计谋纵是再妙，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以上，分析了杨志之悲剧的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其实，如果我们细想一下这背后的“推手”，恐怕大都能归结到社会原因上来。
而杨志心中所谓的“时乖运蹇”，其实并不真的是时运不济，而主要是杨志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不可能认清其本质的社会原因所致，再则，他性格方面的原因与社会原因相比，恐怕也不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为杨志的悲剧人生埋下了祸根，使他这个“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不但不能“与祖宗争口气”，反倒是辱没祖宗了；使他这个口必称“殿司制使”，每以做官为荣的人，最后只能与官场无缘，而“落草为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