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首要任务。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大量涌现，劳动者的技能短缺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产业发展前景与乡村振兴全局的重要问题。本文回到费达生女士在20世纪20-40年代成功开展的蚕丝业改革，从有益于农民、适应地方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女性友好等角度来理解和分析她在发展乡土工业方面所关心的基础问题。结合费达生蚕丝业改革的历史经验，本文尝试提出在现代中国乡村产业中促进劳动者技能形成的要素与机制，探讨劳动者技能形成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技能形成；乡土工业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019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乡村产业明确界定为包括现代种养业、乡土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休闲旅游业、乡村服务业等在内的多种产业。以现代种养业和乡土特色产业为例，《指导意见》并未单纯强调扩大规模，而是提出要将其“做强”“做精”，突出优势特色，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①。高质量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到费达生20世纪20-40年代在乡村进行蚕丝业改革的历史情境，从有益于农民、适应地方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女性友好等角度来理解她在发展乡土工业方面所关心的基础问题，分析她投身于乡村蚕丝业劳动者技能培育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结合费达生蚕丝业改革中的具体策略，尝试提出在中国乡村产业中促进劳动者技能形成的要素与机制。第四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讨论。
二、“蚕丝业是农村最好的副业”
1924年春天，太湖东岸的水乡村庄开弦弓村迎来了他们在春节前就约好的“女先生”。在开春以前，蚕农们就在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的宣传活动中见到了所有蚕桑丝茧蚕种蚕室蚕具丝车的标本模型、实物浅说图表，听过校长郑辟疆的演讲，看过师生们在改良丝车上所进行的实际缫丝技术的示范表演，兴趣很高[6]。等到养春蚕的季节来临，在开弦弓村开明乡绅陈杏荪的诚挚邀请之下，女蚕校推广部主任胡咏絮带领费达生、张兆贞等一行四个姑娘，带着行李、日用品，乘一艘小船来到开弦弓村建立蚕丝改进社，开始对蚕农进行科学养蚕指导[7]（P36）。
费达生付出毕生精力从事蚕丝业教育与改革，赢得了“丝绸之母”的美誉。她在20世纪20-40年代的蚕丝业复兴运动中为什么要选择投身于乡村蚕丝业劳动者的技能培育？下面将从益农性、适应性和女性友好三个角度尝试理解她在发展乡土工业方面所关心的基础问题。
（一）益农性:“藉使农民经济宽裕生活安定”
（二）适应性:“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
在费达生的设想中，正是基于蚕丝业对于江浙乡村的适应性，这个“在蚕丝业比较发达之乡村开办小规模之制丝合作社”的计划是可行的:首先，正是由于蚕丝业生产与农业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大规模生产未必能降低生产成本，设在乡村的小规模企业未必没有机会，“若开办于乡村，技术上并不因规模小而受损”，反而可以因地租低、原料运输保存费用节省等减少成本；其次，与城市工人完全倚于日常工资不同，以农工混合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经济富于弹性，易于维持；最后，设在乡村的小规模企业较易满足蚕丝业对统一原料的需求，也更容易筹措技术改革时所需经费[10]。
（三）女性友好:农妇变成工作员
尽管费达生并非一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19]，但她的蚕丝业改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由女性知识分子主导、广大妇女参与、女性友好的产业改革，劳动者技能更新的主导者和主要受益者都是女性。
此外，费达生身为女性技术专家，也对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处境与限制抱有同情的理解。她之所以主张将丝业留在农村，除了为可行能力更弱的农妇保留生计之外，还有一重考虑是让乡村女性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合一，使其免受在角色冲突中对全部生活进行调适的痛苦。“她们依旧是儿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享受着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工厂就在那乡间，同伴就是本来的邻里，每天回家可以享受家庭的幸福。”[21]
三、产教融合中的劳动技能形成
前文从益农性、适应性和女性友好三方面分析了费达生发展乡土工业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在费达生所处的历史情境中，从有益于农民、尊重本地自然条件与工业传统经济、保护农村女性生产和家庭空间的整合性三个角度来看，的确蚕丝业是农村最好的副业，蚕丝业劳动者的技能革新尤其必要，但这样带有社会事业性质的产业模式是如何在与大资本的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下文将转入劳动者技能形成的可行性的问题，深入费氏蚕丝业改革的具体策略，尝试提出在现代中国乡村产业中促进劳动者技能形成的要素与机制。
（一）团队建设与人才支撑:训练有素、推广有方的“女先生”
费达生不仅本人在技术界是有口皆碑的专家，还以蚕丝指导员的身份培养出不少后辈，带出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蚕丝业专家团队[24]。在技术带头人费达生的领导之下，这支蚕丝业核心技术力量推动着技术不断优化演进。1933年，前来江浙地区考察的广东蚕业改良局制丝科主任黄永安见到，江浙地区的制丝技术“从最初的直缫式，再转为再缫式，又转为日本座缫式，再转为八绪立缫式，最近则十五绪二十绪三十绪多条机仍不绝的设立”[25]。
费达生1930年曾在无锡永泰丝厂初次担任制丝的技术教务，卸任之后，她深感需要训练一批志同道合的丝业骨干，与她一起担当蚕丝业改革大任。女蚕校成立制丝科之后，她招收了27名女学生，称之为“蚕丝革命先锋队”，并勉励她们:“冲上去！把新旧之间的河填满了。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走过去！”[26]这批先锋队成员日后成为中国现代蚕丝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就有成长为震泽厂厂长的孙楫，她后来也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追随费达生协助过基层丝厂的缫丝工艺改良[7]（P92，P162）。
在费达生的指引与感召下，蚕丝革命先锋队的女先生们奔波于农村、学校、工厂，衔接研究与生产、理论与实践各个环节，为整个蚕丝业生产一线从业女性的再技能化提供了持续的人才支撑。她们“在农村中，不辞劳苦如慈母对赤子，指导了养蚕技术之改进；在制丝工厂中，她们能以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技术，用感情来灌输女工，革除了执鞭管理之恶习，贡献了煮茧缫丝的新技术”，正如郑辟疆所言，她们已成为“蚕业改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4]。可以说正是这一批女性蚕业先锋人才的存在，才使得20世纪30年代江浙地区的“丝厂运动勃兴”成为可能，这也是令黄永安“深表敬意”的地方。如黄永安所见，蚕丝业改进的进程好比军队之作战，“军队里面，仅有许多军事学识高深、努力作战之师长军长，但如无完好的排长连长以桴鼓相应，则其高高在上之努力，结果亦只流于徒唱高调”[25]。
（二）组织化技能培训机制:工厂学校化
在小规模的企业中，由于无法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以精良质量提高产品价值就成为必然选择，也必将增加对劳动者技能的依赖。但在乡村产业中工作的劳动者更易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其劳动技能也难以通过外部技能形成方式完成[27]，所以往往不得不依托产业内部的组织化技能培训机制。费达生以及女蚕校的先生们在企业组织内部探索了一条“工厂学校化”的道路，为乡土蚕丝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一线工人中开展学校化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勤恳好学的女工也可以在悉心教导之下成长为初级技术员[31]。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者能适应技术进步的节奏，造就了玉祁制丝所的成功。玉祁制丝所的品牌产品金锚牌生丝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美誉，杭州一些丝厂也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28]。
20世纪20-40年代，广东的蚕丝业企业大多也设在乡间，工人皆由农妇充任。广东有识之士也在谋求改良广东丝业，他们对谋求投机的资本对蚕丝业造成的伤害痛心疾首:“由于资本缺乏，缫丝厂是租赁的，没有作长期打算，这就使蚕丝业成为一种投机生意。广东丝局局长廖崇真警告说，所有蚕丝工业家都‘靠投机做生意，毫不顾及长远，因为无人指望长期维持企业，制造业的这种趋势是本省生丝工业落后的主要原因’。”[32]由于投资珠三角蚕丝业的资本家多流于投机，对产业的长期发展缺乏兴趣，也并不在意在企业内部推动劳动者的技能形成。有研究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珠三角的缫丝业技术发展迟滞，动力蒸汽化和改用单捻式的缫丝方法均宣告失败，原因是缫丝女工感觉“万般麻烦”“不易掌握”[33]，拒斥技术改革，只愿意保留传统的足踩方式。但其实正如郑辟疆所指出的那样，乃是某些丝厂“对女工一味苛刻而不知教导”[6]，女工缺乏训练导致劳动技能认知不高，难以适应产业技术更新的节奏。
（三）做中学:生产实践中的技能积累与技术创新机制
（四）平等交流的技能形成氛围:专家与常人在理解中沟通
郑辟疆先生在推动江苏女蚕校举办蚕农指导时制定了几点原则，务求“虚心踏实稳步前进”，其中一条就是“尊重蚕农原有技术上的优点”[6]（P276）。作为技术专家，费达生尊重所有劳动者，尝试与他们共享技术知识库，这也是她与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畅通交流、互相信任的基础。
除了开弦弓村，玉祁制丝所也是这样一个技术人员与工人平等相待、共同协作的所在。1935年，费达生代表女蚕校出任玉祁制丝所经理，带领女蚕校的技术专家下沉到村镇工厂车间一线，“称毕业生为技术员，称工人为工作员，从而改变了丝厂女工经常受封建工头管车任意打骂侮辱的被称为‘湖丝阿姐’的低下地位，使女工的人格得到了尊重，全厂上下出现了平等相待的新风气，工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工人精神愉快，同女蚕校技术人员关系密切。”[28]（P52）无论是工人还是职员，在生产现场发现问题都可以平等交流，共享的技术知识库让他们属于同一个技能共同体，用费达生的话来说，“大家都是自己人”，“没有谁高谁低，都是平等的。意见只要是正确的，不论工人职员，不分等的，不是说工人一定要听职员的。只要提得对，工人提出来的我也会研究。所以工人也很起劲，什么事都会解决的，没有私心的，都是公的”[8]（P254）。产业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技术员与技术工组成共同体及时交流有助于生产一线的问题得到解决、工艺得到优化，这也正是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工业制造水平不断取得突破的原因所在[34]。
四、总结与讨论
将产业创新发展的期待寄予人力资本薄弱的农村与农民是否可行？本文开头曾提出这样的疑问。费达生以其在20世纪20-40年代推行的蚕丝业改革探索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她主张以社会事业的模式来发展乡村蚕丝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优势，正是因为她和蚕丝改革先锋队的整个事业是以增进社会富力、救济普通农人为目标，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了流于短视和投机，能始终“目光远大，行动慷慨”，依靠技术专家与熟练技术工人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的技术积累与沟通协作来创新工艺、优化流程、提升劳动者技能，通过追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赢取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为稳固劳动者收益和振兴乡村注入了动能。费达生及其团队的实践证明，在乡村产业中重视劳动者技能形成、补足劳动者人力资源短板，进而推动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兴旺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为的。费氏所主持的丝业企业的成功启示我们，乡村产业若能注意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抓住技能形成这个核心人力资本要素，就能促成生产力的有效性。乡村产业也能够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市场竞争，而非被动地依赖福利输入。
为清楚呈现费达生在乡村工业发展中所关心的基础问题以及她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促进技能形成的要素与机制，本文尝试将其加以模型化的概括，如图1所示。
图1费达生乡村工业发展基础问题与劳动者技能形成经验
将费达生近百年前的蚕丝业改革实践置于今天来观照，可以看到其在乡村产业振兴的时代背景之下的借鉴意义，也难免显现出历史中的遗憾。尽管费氏的改革实践得到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界一定的支持，但本质上仍然是一场知识分子主导的地方性的、局部的产业革新，仅涉及单个产业链的变革，主要以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户家庭经济为目标，并未像乡村振兴战略那样将提升乡村文化价值包含在变革目标之中。当前的乡村产业振兴是在国家指导之下的振兴之路，故而具有全局统筹、多方动员、全链条发展的优势。随着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出台，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被当作一项重要的目标任务。可以期待，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中必将涌现出诸多衔接不同领域与环节的新组织类型，在也许是前所未有的生产实践中会形成新的流程、工艺和技术。如能在构建乡村产业体系的同时，在职业学校的教育体系之外参考“工厂学校化”建立基于生产实践的劳动技能形成体系，这些在新产业新业态中探索出来的流程、工艺和技术的积累将会为今后的生产创新提供新的契机，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前进动力。
令人欣喜的是，在费达生躬耕多年的女红领域中又涌现出一股通过重视乡土劳动者技能形成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她”力量。她们都回应了费达生对乡土产业发展所提出的基础问题，同时抓住了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时代机遇，在对民族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传播中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劳动者技能形成之路。下文将以白晶莹的蒙古族刺绣实训基地、田若兰的西兰卡普技术革新推广和理塘妈妈树妮热手工艺空间为例分述之。
白晶莹是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当地蒙古族刺绣产业专项推进组组长。蒙古族传统刺绣在科右中旗有一定的基础，但白晶莹发现，让拿了一辈子羊鞭的牧区妇女做好刺绣作品并不容易，必须对其进行系统培训。自2016年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她在科右中旗开设了50多个蒙古族刺绣实训基地，手把手培训当地农牧民妇女学习蒙绣，对于贫困学员还自掏腰包为其购买练习用的线材布匹。迄今，白晶莹的刺绣基地已经让26000名农牧民在实操训练中逐步掌握了蒙古族刺绣这门技能，通过组织化技能培训机制助力农牧民技能形成，让她们实现了居家就业、就近就业，有的学员年收入可以达到7万元[41]。
无独有偶，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传承奖人田若兰也在发扬民族传统工艺、便利劳动者技能形成方面花了不少心思。在鄂西小城恩施，田若兰在传统织锦工艺培训班中观察到，操作难度大、费工费力的老式斜织机影响了技艺的传承，成为年轻一代学习西兰卡普的阻碍，而土家织锦产业的衰落也意味着农村妇女少了一条谋生的门道。于是，她像当年的费达生一样摸索着开始技术创新，精心研制开发了操作轻捷便利的新型立式织锦机，让西兰卡普编织技艺走进了武陵山区的大专院校和中等职校，提高了编织技艺的传承普及率。此后，她又陆续研发了适合残疾人使用的便携式织机和方便在家编织的可折叠织机，为能动性较弱的老年妇女、留守妇女和残疾人群体掌握土家织锦技能提供了便利[42]。
如同费达生的蚕丝业改革一样，上述三个项目都是由女性带动女性，衔接地方产业传统，致力于把利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的案例。我们再一次看到，通过组织化技能培训机制、技能积累与技术创新机制，在平等交流的技能形成氛围中，普通劳动者的技能得到培育，人力资本的短板得到一定的补足，基于当地自然资源和产业传统的手工艺产业焕发了新生。可以看到，在乡村传统产业与文化的传承中，解决好劳动者技能形成这个关键问题，农民可以由此富起来，农村也可以美起来。
当然，相比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中种种活泼的实践，本文所介绍的费达生的蚕丝业改革以及上述三个当代案例都只是管中窥豹，不能涵盖所有问题，更不能代表所有经验与创造，我们相信，时代正在回应费氏姐弟百年前提出的基础问题，以人的发展为抓手，中国乡村产业与乡村面貌必将发生根本变革。正如费达生所期望的那样，“在这条路上，会有不绝的继续者，而且要在这道路上，获到最后的成功……在这精神中，中国要在人类的历史上，再度的放着异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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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话说理塘．高原金秋季云端织女忙[EB/OL].
[44]话说理塘．“妈妈树”开织[EB/OL].
注释：
1参见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号）。
2王星提出，“技能形成”是包含技能知识学得与技能经验积累的整体性过程，“前者主要发生在学校，后者主要发生在车间”（参见王星:《技能形成的多元议题及其跨学科研究》，《职业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本文采用“技能形成”而不是“技能培训”的概念，意在强调生产实践中的经验积累过程以及生产现场多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
3《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出，“蚕桑丝绸产业涉及种植养殖、加工制造、商贸流通、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聚集大量中小微企业、农户、商户、合作社等经济组织，是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典型”。
4参见2020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工信部联消费[2020]15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