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特定水域的群体结构，提高水域生态系统由初级生产到渔业资源生产的能量转换效率，有必要合理引进（移植）新的经济生物以至重要的饵料种群，以提高水域生产力与渔业资源水平，促进增殖—捕捞渔业的发展。发展概况近30年来许多渔业先进国家的放流增殖和移植驯化工作获得了长足进展。日本、前苏联、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单是大麻哈鱼等几种洄游性鱼类每年放流的种苗就达30亿尾，随着放流技术的改进，最高回捕率已近20%。
用人工孵化放流苗种方法直接增加自然水域中生物种群的数量或移入新的种群。这是恢复提高渔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渔业资源是一种再生资源，通常随着外界条件的改变，尤其是过度捕捞、水体污染、拦河筑坝、江河阻隔等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当这种影响超过其自身调节能力时，资源量就要下降，甚至导致资源衰退和枯竭，这就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其补充量，恢复并保持渔业资源于最佳状态。此外，为了改善某一特定水域的群体结构，提高水域生态系统由初级生产到渔业资源生产的能量转换效率，有必要合理引进（移植）新的经济生物以至重要的饵料种群，以提高水域生产力与渔业资源水平，促进增殖—捕捞渔业的发展。
近30年来许多渔业先进国家的放流增殖和移植驯化工作获得了长足进展。日本、前苏联、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单是大麻哈鱼等几种洄游性鱼类每年放流的种苗就达30亿尾，随着放流技术的改进，最高回捕率已近20%。人工放流个体在总捕获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某些种类高达80%。1963年开始，日本在濑户内海相继进行了日本对虾、三疣梭子蟹、鲍鱼和真鲷等经济鱼虾类的苗种放流，收到了很好效果。中国从50年代开始即向湖泊、水库大量投放鲢、鳙、青鱼、草鱼四大家鱼苗种，目前的回捕率已达30%；6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中华绒螯蟹的人工放流，使许多大中型湖泊中几近绝迹的中华绒螯蟹产量迅速增加，回捕率已高达16%以上；80年代以来，在渤海、黄海、东海进行的对虾种苗放流，年放流体长30毫米以上的种苗已高达24亿尾，回捕率约为10%左右；在黄海北部近海进行的海参、扇贝和鲍鱼的放流增殖，捕获量有了明显增加。
世界上生物种群的移植驯化开始得较早、规模大并成效显著的首推前苏联，从1948～1972年的二十多年间，苏联共移植76种鱼类到456个湖泊水库、河流和内海，已经成活定居的有44种。中国的海带是20年代末通过海轮从日本传入中国定居生长并形成自然种群的。1979年开始中国太湖短吻银鱼人工孵化的鱼苗从太湖移到云南滇池发育、生长、成熟并定居繁殖，其生长发育状况和年产量均优于或高于原产地，最高年产量达3500吨（1984年）。1978年以后，黄海水产研究所先后两次从墨西哥和美国引种巨藻；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从美国和日本引种的海湾扇贝和虾类扇贝，已在中国北方海区生长繁殖，促进了中国增养殖业的迅速发展。
包括：①人工放流。选择经济价值高、食物链级次低、适应性较强、生活周期短、生长快、移动范围小、易于进行苗种培育的种群作为放流增殖的对象。采用人工繁殖培育苗种，渡过在自然条件下高死亡率阶段，放流于环境适宜、敌害少、饵料丰富的水域，使自然生长，补充自然资源量；②移植驯化。从生态条件基本相同的水域移植经济种类及其饵料生物到新的水域驯化定居形成新的自然种群，还可以定向地改造水域的生态系结构，促使某些经济种类大量繁衍，抑制其敌害、争食者和非经济种类的发展；③营建增殖工程设施。包括经济种类的产卵、索饵肥育场及洄游性种类的洄游通路，在某些鱼类产卵场营造“人工鱼巢”，为产卵亲鱼投放各种附卵基质；在江河闸坝上兴建鱼道、鱼梯和升鱼机等过鱼设施，改善被闸坝阻隔了的鱼类洄游通道；培育人工藻场、设置人工鱼礁诱集鱼类并为其幼鱼创造优良的栖息条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治理渔业水域免受各种有害物质的污染等。④自然种群的繁殖保护。采取禁渔期、禁渔区、规定捕捞限额和捕捞规格等各种渔业管理措施，保护产卵亲体和幼体，为渔业资源的正常繁殖和早期发育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从而增加补充量和保证最大补充量所需的亲体数量。
随着人类对自然水域的渔业资源的广泛开发，对水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资源增殖在渔业中的地位将日趋重要。近海渔业资源增殖的潜力很大，具有十分广泛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