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大国间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的烈度依然居高不下，继续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加速分化重组，风高浪急的百年变局之中仍在累积涌起惊涛骇浪的动能。2024年，在动荡变革的全球大趋势下，世界面临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全球原有趋势持续演化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全球治理体系离散化、世界经济“再全球化”、产业政策主流化、美国对华战略明朗化、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全球生产与交换数字化、人工智能武器化以及核与太空威胁现实化等。2024年全球可能遭遇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全球经济出现大幅下滑、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冲击粮食安全与供应链稳定，全球债务重回加杠杆轨道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课题组
2023年全球形势与世界格局发展状况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广度和烈度上升，全球问题与挑战日益严峻。
（一）全球经济增长分化加剧，通胀大幅缓解但仍有隐忧
具体而言，全球经济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全球经济继续下行，主要经济体增长分化加剧。
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1%，较2023年10月的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较2022年下降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分化加剧，呈现双速增长格局。IMF在2024年1月的预计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4.1%，与2022年持平。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6%，较2022年下降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差在2023年进一步扩大至2.5个百分点，且这种经济增速差在未来有望保持。按IMF预计，未来五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4%左右，比发达经济体增速高出至少2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分化也体现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两大群体内部。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来看，2023年亚洲和欧洲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较2022年有所加快，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中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从经济增速对比来看，2023年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5.4%，而中东和中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仅为2.0%。从主要发展中经济体来看，中国和印度2023年经济增速预计为5.2%和6.7%，而沙特和南非则为-1.1%和0.6%。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来看，美国和日本经济表现相对强劲，2023年经济增速分别达2.5%和1.9%。欧洲经济总体表现低迷。2023年欧元区预计经济增速为0.5%，其中德国预计经济萎缩0.3%，意大利经济增长也仅有0.7%。英国经济增长也前景黯淡，2023年预计增长仅0.5%。
二是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影响日益明显。
尽管疫情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冲击与干扰已经消退，但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受高通胀、高利率、美元升值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国际贸易增长放缓。2023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同比增长0.8%，相比4月1.7%的预测值显著下调。2023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全球贸易最新动态》称，2023年全球贸易总额预计将萎缩约1.5万亿美元，降至31万亿美元以下，相比2022年缩水4.5%。其中，货物贸易预计降幅为7.5%，服务贸易虽有望增长7%，但相比2022年增速也有所下降。全球投资增长形势更不容乐观。2023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受俄乌冲突、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以及公共债务飙升等因素影响，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2021年下降12%至1.3万亿美元。其中，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下降37%至37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则增长4%至9160亿美元。
全球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GitaGopinath）指出，过去5年中，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面临的威胁加剧。地缘政治使得集团间的贸易裂痕扩大。地缘政治也造成全球供应链的分化，进而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根据WTO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作为全球供应链活动指标的中间产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为48.5%，比前三年的平均值低2.5个百分点。从联合国投票结果来看，美国与其政治观点相同国家的零部件贸易比例在2020年一度降至73%，但此后这一数据在2022年上升到74%，并在2023年上升至77%。WTO警告，全球供应链分化迹象开始显现并将对全球贸易持续造成威胁。
三是全球通胀大幅缓解，但压力和挑战依然存在。
所以，通胀仍将是大多数国家面临的挑战。据IMF预计，在实施通胀目标的经济体中，2024年有89%的经济体的通胀率将继续高于其目标水平。
四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息接近尾声，但货币政策维持紧缩。
（二）大国博弈高位持续，国际体系加速重组
2023年，大国间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烈度依然居高不下，继续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加速分化重组，风高浪急的百年变局之中仍在累积涌起惊涛骇浪的动能。
一是美国执迷于对华竞争，策略性调整难保长期战略稳定。
二是俄乌冲突长期化，巴以冲突爆发加剧全球和平赤字。
美俄在乌克兰战场的大国角力还在继续，乌军的大举反攻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并未改变整体战局的僵持态势。俄乌冲击还在延续，巴以冲突又骤然爆发。巴以冲突风险不断外溢扩散已构成全球安全的重大风险。
尽管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拉拢，但是效果却较为有限。与美国的期待相反，发展中国家明显加强了团结，更加重视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权益和扩大影响。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吸收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和阿联酋六国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下简称“金砖机制”）的正式成员。扩员后的金砖机制在代表性和总体能力上较之前均有显著提升。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也在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正式接受伊朗为成员国，批准了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的备忘录。在此前的上合组织果阿外长会上，科威特、马尔代夫、缅甸、阿联酋和巴林五国也获得了对话伙伴地位。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的壮大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整体更加团结，也体现了它们中的大多数对西方国家孤立中俄的拒斥。
（三）传统安全问题总体恶化，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凸显
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持续蔓延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全球和平赤字与安全赤字，使得传统安全问题更趋恶化，导致更多脆弱国家遭受军事冲突和政治动荡的袭扰。此外，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还在加深，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更加频繁，极端炎热、寒冷、干旱和洪涝交替出现，对全球粮食和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冲击。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则带来了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确保人工智能应用不会危及人类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
一是地缘安全对抗升温。
和平与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大国强国将更多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国家间对抗，减少了有利于实现安全和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这导致更多脆弱国家遭受军事冲突和政治动荡的袭扰。但与此同时，在经历了长期的区域内对抗后，中东也显现出部分走向缓和的积极迹象。传统安全问题的总体恶化既大幅消耗了宝贵资源，又严重削弱了国家间互信，导致全球治理进程步履蹒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不断凸显。
二是冲突动荡扰乱脆弱国家，中东阋墙显现缓和态势。
在相当数量的脆弱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时，部分长期遭受内部冲突和外部对抗困扰的国家开始调整自身政策，迎来了安全态势的初步缓和。在中国的大力斡旋下，沙特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沙伊和解标志着中东地区激烈政治军事对立的终结，引起了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催生了中东地区的“和解潮”。
三是全球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显著，传统安全问题恶化加剧应对难度。
全球陆地和海洋的持续变暖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事件。南北美洲、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均出现了持续极端高温，亚马孙雨林遭遇百年罕见的干旱，加拿大野火季持续超过5个月之久，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发生了百年来致死人数最多的野火灾害。作为极端高温的另一面，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暴雨和洪涝灾害也频频发生。
同时，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使得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上，欧盟国家一直较为积极，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目标。但俄乌冲突的爆发严重影响了俄罗斯与欧盟国家的关系，在能源领域的“去俄罗斯化”成为后者的主导政策，导致了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价格的显著提高。价格上涨叠加对乌援助的经济负担，欧盟各国不得不推迟之前制定的碳中和目标，甚至重启部分燃煤发电。2023年冬季，德国政府就延续了重启煤电的紧急措施，并较2022年增加了褐煤发电产能。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不仅会带来社会运行和管理上的问题，还可能使得当前的大国博弈更具破坏性，促使各国更多以零和博弈心态看待技术发展，导致全球技术和经济联系加速阵营化。为了化解和管控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各层面的合作也在国际社会中逐渐铺开。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于2023年11月在英国召开，美、中、印等各方的政府、产业和科技界代表到会，共同商讨人工智能的发展、安全和治理问题。在国际组织和国家层面，关于人工智能的军控规则和伦理立法也得到了讨论和确立。在旧金山元首会晤中，中美两国也承诺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尽管如此，由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具有在根本上颠覆现有力量格局的巨大潜力，美国很难抑制在该领域追求绝对领先和相对收益的冲动，也不大可能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对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施加有力限制。新兴技术突破带来的安全挑战还将不断凸显。
一是“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成为影响全球治理走向的重要变量。
“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而是一个包含多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松散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也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进程中，“全球南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从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转移。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逐渐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按现价美元计算，进入21世纪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仅有20%左右，此后不断上升，2017年开始超过40%，IMF预计2028年将达到44%。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占比就已超过发达经济体，IMF预计2026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占比将超过60%。作为“全球南方”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更体现了这一趋势。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2000年金砖五国世界经济占比仅有8.1%，而七国集团经济占比则高达64.5%，不过这一差距正日益缩小，IMF预计到2028年金砖五国经济占比将超过七国集团近6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伴随着协调机制的逐步完善,“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23年9月，“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在古巴哈瓦那召开，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结构，构建更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随后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全球南方”的关切成为重点议题。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纷纷表达对美西方国家忽视、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不满，共同呼吁践行惠及所有国家的真正的多边主义。2023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召开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分析认为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峰会，是新兴市场国家就巴以冲突发出集体声音并作出共同反应，凸显了“全球南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南方”也是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功举办第十一届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发出共同的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
二是美西方排他性联盟加速兴起与扩散，全球经济日益碎片化。
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西方大国对非西方大国的遏制和打压持续加剧，大国关系的对抗性日益凸显，并向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渗透。在部分大国的主导下，一些区域和双边合作越来越显示出排他性趋势，各种各样的“小院高墙”和有特定博弈对象的区域组织或集体不断涌现。
美国还联合盟友建立关键矿产排他性俱乐部。2023年3月，美国和欧盟宣布达成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向欧洲在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矿产上提供优惠待遇，以防止双方恶性竞争，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月，美国和日本也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关于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关键矿产贸易协议，对锂、钴、锰、镍和石墨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矿物不征收出口关税，并使日本能够享受美方提供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而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其他国家仍在限制之列。2023年10月，在G7贸易部长会议上，G7与印度、澳大利亚、智利、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等资源丰富国家的代表举行了关于建立关键矿产弹性供应链的会议。
但排他性联盟的兴起无疑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带来负面冲击。IMF的研究指出，与伙伴国加强联系却与非伙伴国渐行渐远的趋势，可能会再次引发区域性歧视。此外，歧视性区域主义也可被用来实现非贸易目标，如提高劳工和环境标准、采用国内而非全球标准，或出于国家安全原因重新调整供应链。地缘经济割裂正成为全球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2024年重大风险
（一）全球经济可能出现大幅下滑
此外，世界贸易正在经历保护主义的强力侵蚀，资源民族主义依然盛行，基于经济学逻辑的全球分工开始被歧视性的地区主义或排他性集团经济所替代，大国博弈进一步转向使各方受损的负和博弈。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众多突破性进展，在为经济增长创造崭新空间的同时也为经济稳定注入了诸多不确定性。在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炙热的年份之后，能源转型遭遇去碳成本过高带来的强大逆风。围绕“碳关税”的争议还在进行中，以至于极端气候成为2024年扰断全球供应链的元凶之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久拖不决甚至升级，进而削弱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增大政府协调经济政策的难度。上述种种因素交织演化，意味着不能排除全球经济增长失速的可能性。
（二）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冲击粮食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全球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与之相伴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高发且呈持续上升趋势。2023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将“自然灾害与极端天气事件”列为未来两年全球面临的第二大风险，并将减缓气候变化失败明确列为未来十年的首要风险。
气候变化问题还会带来一系列外溢风险，粮食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挑战。极端气候导致粮食减产，促使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日益焦虑的重点议题之一。《中国气象报》综合外媒数据报道指出，受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2023年阿根廷玉米较2022年减产约25%，突尼斯小麦收成同比减产60%，西班牙小麦产量预计比五年平均水平低38%，全球大米产量受极端天气影响在2023年创二十年来的新低。随着极端气候成为新常态，自然灾害频发再度增加了供应链受阻乃至断裂的可能性，全球粮食供应链及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将遭受冲击。
“集体行动难题”掣肘大国合作，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之间的叠加效应将深刻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现实进程。伴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风险的加剧，世界各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步伐却有所减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显示，“世界适应气候变化的进展非但没有加快，反而在停滞不前”。该署《2023年生产差距报告》指出，与削减化石燃料产量的承诺相反，各国政策将使化石燃料产量在2030年翻上一番。此外，气候变化问题的现实性和长期性风险，加之各国应对进程中具有政策摇摆性与反复性，或将掣肘全球气变治理进程的有序推进。
（三）全球债务危机风险加剧
全球债务重回加杠杆轨道。2021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历史性去杠杆过程。全球杠杆率（全球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自2021年一季度开始快速下降，至2023年一季度已降至较2021年历史峰值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本轮去杠杆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超预期的高通胀降低了债务人所需要承担的实际偿债压力；二是相对强劲的经济复苏意味着各部门还款能力提高；三是高通胀压力下不断提高的全球利率水平抑制了新增债务的扩张。
2024年全球杠杆率将重新开始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胀变化趋于下行，超预期的高通胀对债务削减的贡献下降。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减弱，不利于各个经济体主动化解债务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4年全球GDP增速为2.9%，较2023年预测减少0.1个百分点。在气候和地缘政治冲突等不利因素作用下，2024年的整体经济风险趋于下行。三是随着美联储退出加息，全球融资成本下降，新增债务发行将有所复苏。根据美联储的预测，2024年联邦基准利率将降至5.1%，较2023年减少0.5个百分点。利率的下行将减少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新增债务的复苏，进而导致杠杆率上升。
（四）网络安全形势日趋复杂
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新兴技术或诱发潜在风险。全球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速，5G、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日益发展，网络造福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红利充分释放。然而，与之相伴的是网络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各类由新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不断暴露。
目前能看到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使“量身定制”的“网络钓鱼”成为可能，破坏性大且打击难度高。敏感基础设施被置于网络攻击威胁之下，或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物联网技术打通了物理世界和网络空间，使物理世界的能源、交通、金融、医疗、教育等重要基础设施可能演变为网络攻击的对象，曾经仅仅存在于虚拟空间的攻击可能造成真实的物理伤害。英国政府近期发布的《2023年国家风险登记报告》罗列了该国所面对的9大领域的89种风险,其中网络领域仅次于恐怖主义，被排于89种风险的第2位。
此外，2024年全球面临的重大风险还有美国大选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巴以冲突扩大化及俄乌冲突延宕升级、全球暴恐袭击回潮、中国周边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全球重大传染病存在再次暴发可能等，都不容忽视。
2024年重大趋势
在动荡变革的全球大趋势下，世界面临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全球原有趋势持续演化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全球治理体系离散化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尖锐复杂，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各类新旧全球问题持续恶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空前的全球风险挑战，开展有效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前所未有。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离散化趋势，全球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系统性失灵频频发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累积。
大国博弈影响外溢至全球治理领域，使其面临政治化和工具化风险。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多边主义受挫，全球治理面临重大挑战。
（二）世界经济“再全球化”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深度调整变革，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国博弈持续升级并日益走向即便损害自身利益也要消耗对手的负和博弈态势，国际经济规则日益成为部分大国打压竞争对手的武器；第二，大国经济力量对比持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受到严重制约，推动国际经济规则体系变革的诉求日益强烈；第三，由于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未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一些边缘国家和社会群体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日益盛行，并催生了国际社会的“反全球化”浪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再全球化”进程。所谓“再全球化”，指的是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保障的全球规则因大国博弈升级而面临改革和重塑，全球资源面临重新配置，全球分工体系面临系统性重组。
在“再全球化”过程中，大国在全球贸易、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和博弈将给各经济体产业链分工带来更多的合作还是摩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国之间对博弈底线的反复试探也将成为“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三）产业政策主流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发达国家不断加强产业政策的使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政策回潮成为趋势。美国国会相继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中均包含大量产业政策内容。例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的3700亿美元清洁能源补贴，《芯片与科学法案》为美国本土芯片制造提供390亿美元补贴、25%的制造设备投资税收抵免以及13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和劳动力培训补贴。这些法案出台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充分印证了产业政策回潮的事实。
但是，与传统产业政策有所不同，本轮产业政策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化倾向。总体来看，本轮发达国家引领的产业政策回潮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动机：一是以所谓的“再工业化”创造就业岗位和壮大中产阶级。二是强化产业竞争优势与技术领先地位。例如，为应对美国产业政策，欧盟拨出1600亿欧元用于支持数字创新、电池和气候投资等。强化竞争优势本是产业政策的经典目标，但本轮美国产业政策调整有明显的武器化倾向，试图在提升自己竞争力的同时削弱他国，尤其是直接针对中国等新兴大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三是保障国家安全与产业链韧性。例如，美、日等国为本国企业提供补贴，激励其扩大国内投资，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严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实施的政策明显超出了应对安全问题的范围。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回潮的原因，不仅是实现传统产业政策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的目标，还隐含了大国博弈背景下，本国优先、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产业链武器化等鲜明的国家化倾向。
（四）美国对华战略明朗化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已明朗化，即美国联合盟友与伙伴打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华构筑“小院高墙”加以规锁，配合经济“去风险”政策进行选择性“脱钩”，从而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以便在和平条件下阻滞中国经济技术进步、在冲突条件下获取对中国单向压制。
总之，随着大国竞争的重要性超越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大国合作的窗口也在不断缩小。
（五）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
近年来，全球总碳排放量仍呈上升趋势，主要经济体都在致力于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长期保持在高位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洪水、干旱和热浪等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内频现，严重威胁生态系统，迫使经济发展低碳化。二是为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平衡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产业转型等手段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使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国际能源署预计，2023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将达1.7万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40%。三是技术进步在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生产和物流环节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运用及推广，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显著降低了碳排放水平。
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远影响，主要发达国家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构筑全球竞争新格局。截至2023年9月，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出了碳中和承诺，覆盖全球8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和GDP。主要发达经济体作为规则的制定者，通过立法、产业政策和征收碳税等多种手段积极倡导经济低碳化。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气候与发展报告》显示，各国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平均成本约为GDP的1.4%，低收入国家的成本超过GDP的5%。虽然技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将面临更多考验和挑战，但是日趋严重和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各国努力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六）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多元化特征。近年来美元主导地位有所下降，人民币等新兴市场货币地位显著提升，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全球外汇储备方面，美元占比从21世纪初71%的高点降至2022年的58.4%。汇率盯住方面，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2022年，全球盯住美元的货币占比由23.0%降至19.1%。美债持有结构方面，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008年的56.5%降至2022年的31%。跨境支付方面，美元跨境支付占比也有所下降，与欧元基本持平。
多方面因素驱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一是全球经济多极化。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中国经济趋势性崛起，印度、东盟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持续高于美国。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其贸易份额、国际投融资份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等也随之下降。二是美国金融工具武器化大幅提升了依赖美元的风险。美国频繁对他国发动金融制裁。为规避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各国被迫推动货币多元化。三是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快速膨胀显著削弱了美元信用。美国频繁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宽松政策，不断突破政府债务上限，财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显著下降。这导致美国为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的能力下降，甚至日益成为全球金融风险源头。
（七）全球生产与交换数字化
此外，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极端化、人工智能武器化、核与太空威胁现实化等也是2024年国际形势所要面对的重大趋势。
课题组组长：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课题组成员：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立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赵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