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龙泉山西侧余脉，山谷中散落着养猪场。（南方周末记者李玉楼/图）
在业内，猪贩有个专业的名字，叫“猪经纪人”，对接供需双方。
所谓环境容量，指的是能消纳猪粪的耕地面积。“养猪行业的环保问题只有靠足够耕地来做种养结合解决，如果无法还田，怎么做都无解。”
东湖乡乡长半年没见过本地养殖大户老杨了。
2019年9月5日，老杨答应让南方周末记者去猪场聊聊，用养猪同行的话说，“老杨这是给了天大的面子。”
猪场在龙泉山西侧余脉的山谷里，老杨正在猪场门前冲水消毒。他年过半百，常年留着寸头，蓝工装，黄雨靴，长长的水管在雨靴旁绕了几个圈，水哗哗喷着地面。
老杨解开大门上缠绕好几圈的锁链，笑着挥手表示欢迎，但刻意避开了来客的握手和递烟。
防疫形势紧张，老杨高度谨慎。
川西某市紧邻成都平原的这片龙泉山谷地，近年成了猪农们的避难谷。猪场多建在村道尽头或是偏僻山谷，此间相对封闭的区位和地下水环境，让它们得以隔绝于外界。
这是一个没落的生猪调出大县，被四川省政府划定为限制发展区。平原猪农因限养等政策相继退出，养殖集团鲜少入驻，当地保持着传统的养殖格局，规模以下散养户占绝大多数，个体猪贩依旧活跃在本地市场。
立秋后的山谷在一场场秋雨中凉了下来，抚慰着养猪人紧张了一夏天的神经，走高的猪价令他们兴奋，祈祷肥猪平安出栏，同时也犹豫要不要补栏搏一把。
起起落落的猪市里，猪农不乏故事：既有押对周期大底，富贵险中求的大佬传说；亦有举债养猪，却因疫情损失或猪价低迷而负债累累的悲剧。
“能养十几年的，大多比较保守，”一位从业二十余年的猪贩总结，“不追涨、不杀跌、少举债，这样抗风险能力才会强一些。”
山谷外，养殖巨头正加速布局四川这一猪肉产销大省，本地猪企亦挺进东北等地，输出模式，全面布局。古老的行业正在眼下这场空前的“猪市”中迎来巨变。
1
看生猪市场研报琢磨猪价
龙居村村民王道青准备复养，重回猪市。
2019年9月3日清早，他开着小卡去邻村帮朋友收了9只肥猪，朋友转来1000元以表感谢，“倒手就能赚千元”。
最近几个月来，想要在乡间收到好的肥猪得依靠熟悉当地情况的猪贩。在业内，猪贩有个专业的名字，叫“猪经纪人”，对接供需双方。
王道青在乡镇猪市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业务覆盖养猪、贩猪、卖肉等多个环节，像他这样的人，是乡村猪市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是强势议价者。
按照9月3日当天行情，川西生猪价格为每公斤30元以上，王道青却以每头3000元的价格买下了115公斤重的猪。秘诀在于，王道青抓住对方准备清仓退出的心理，不仅谈下了这笔买卖，还预订下待售的母猪，准备恢复自家的生产。
王道青在村旁山沟里有一座经营了二十多年的猪场，规模不大，单次存栏只有一百来头。自1992年养猪以来，王道青很快明白了“养猪户没有刀儿匠赚钱”的道理。“刀儿匠”，在当地方言里指的是肉贩。
1995年，王道青涉足卖肉，当时每天能卖1头肥猪，除了自家一百余头的产能，还有两百多头的缺口，他得走村串户去收购。这使得他对农户的养殖情况了然于心，也对市场价格波动异常敏感。
肉贩养猪能得到价格波动带来的超额收益。“猪价高的时候杀自家的猪，猪价低的时候收别人家的猪，对于收猪人来说，猪价越低越好，不仅能够压低单价，还能用‘打估’的方式压低总价。”
所谓打估，就是不过秤称重，由收猪人按估算的重量付钱。猪价低迷时期，养猪人也不得不自认吃亏，任由猪贩“打估”。
邻乡的张毅勇就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散养猪户，最大存栏量也不过50头。
但近些年来，生猪价格让他越来越捉摸不透了。“原先每逢节假日，猪价肯定要涨，现在反倒有可能下降，7、8月高点的规律也不大管用了”，张毅勇下了不少功夫来研究猪价走势，茶几上赫然摆着两份华泰证券农林牧渔组的生猪市场研报。
“我炒股得知有人专门研究猪周期，便找报告来看，但分析师也只能判断大趋势，还未见得准。”张毅勇说。
所谓猪周期，是指养殖户受价格信号引导，扎堆补栏和出栏，造成猪价呈周期性波动的现象。
没有人会否认，当下处于猪周期的高位。
国内头部种猪繁育企业天兆猪业董事长余平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己“从不指望预测猪周期”，“我能做的只有尽可能降低成本，在行业赚钱时多赚一些，行业亏钱时少亏一些。”
2004年，建筑工程师出身的余平跨界养猪，希望将养猪业变成类似可口可乐式的可复制商业系统。但2011年之前的七年，他遭遇了严重疫情、管理失控和常年亏损。
2
是不是一场赌博？
几乎每个受访养殖户，都提到了“赌博”一词。
不同于全国猪价的一路上扬，川西生猪价格在2019年5、6月份曾下探至每公斤十元。
老杨也明显感受到压力，“6、7月的时候都在慌张出栏，没人买仔猪。”老杨的种猪场是当地最大的养殖场之一，2018年出栏了两万多头仔猪。为此，他不得不在猪场后山新建了育肥舍，将卖不出去的仔猪育肥。
从如今的猪价看来，老杨两个月前的决策价值百万。
养鸡起家的老杨深谙养殖行业的周期性，他的养殖心法可以简单归纳为：勇于抄底。2005年，鸡蛋滞销，老杨大举扩充蛋鸡产能，成功赶上次年的鸡蛋行情。2014年，刚搬了猪场的老杨又碰上猪周期的历史大底，他贷款180万元，以近乎肉猪价格的低价收购了400头能繁母猪，扩充了两倍产能——在如今的猪市高位，后者价格两到三倍于前者价格。
次年，老杨便迎来上涨周期。
“当时我背负了一生中最多的债务，但并不认为是一场赌博，那时的猪价已经降无可降，加之我还有蛋鸡生意可以对冲风险。”老杨如是总结这一关键决策。
目前老杨的育肥舍中有上千头商品猪，多是6月出生时无法售出的猪仔，他盘算着，到几个月后的春节高位出货。
这一次，一向自信的老杨也没有十足把握。正是为了保住这批断档肥猪，他几个月足不出厂，派人每天将猪场附近道路消毒两次，还预订了昂贵的风洗消毒设施。
养殖户们也都提高了安全警觉性。他们不再允许猪贩进场，只提供照片和视频供挑选。同时提高消毒频率，降低养殖密度，来保障这批高价猪的安全。
至于更多在夏天抛售了大部分肥猪的小规模农户，如今存栏量偏低。
赵晓兰家原本养着两百来头生猪，但一直没办下来养殖证，与防疫站讨价还价多年后，赵家将养殖规模缩减到四十余头——50头是农户养殖上限。
对这个规模的猪圈，赵家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没有采取消毒和防疫措施，无非是进猪场前洗个手，增加打扫频次。
更危险的是潲水。
赵家所在村庄离城区不远，大家早年都到城里运潲水喂猪——每斤成本能比饲料喂猪便宜近两块钱。在猪周期底部时，两块钱往往意味着保本还是亏损。
由于猪瘟能通过潲水传播，2018年10月22日起，四川省明令禁止潲水喂猪。赵家才改用饲料喂养，为此向饲料经销商赊账逾十万元。而周边继续使用潲水喂养的农户，成了山谷中最早一批被非洲猪瘟击中的对象。
早在2019年春节前，王道青就觉察到了疫情，停止了补栏。“我的车要开去各种猪场和屠宰场，所以自家猪场风险较高。”2019年4月最后一批生猪出栏后，王家猪场闲置了下来，不过几个月，野草已半人高。
眼看猪市一天一个价，王道青按捺不住了。不过，在复养之前，他首先要对运猪的小货车做一次全面消毒。
“就跟赌博一样。”但他相信，依靠山谷封闭的地形，自己的赢面不小。
3
环境容量再吃紧
养殖户们既对山谷地形有着迷信般的信赖，同时又归结于自己“运气好”。
他们当中，一拨是1990年代初市场刚放开就入行的老手，另一拨则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赶着猪周期回乡创业的年轻人。
老杨既是前者，也是后者。
2008年前后，老杨已是规模养殖大户，原养殖场已无法扩建。汶川地震后，老杨抓住重建的机遇，将养殖场从水库边搬到偏僻山谷，同步建起了高标准的环保设施。这帮助老杨多年后顺利通过了一次比一次严格的环保检查。
新养殖场距离最近的村庄有一里地。规模猪场即使达到环保标准，仍不可避免有气味，老杨需要时常维护与周边居民的关系。
老杨育肥舍里当下的千余头肉猪令同行羡慕，他本人却又担心猪场的环境容量吃紧，难以承载更多商品猪。
所谓环境容量，指的是能消纳猪粪的耕地面积。余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养猪行业的环保问题只有靠足够耕地来做种养结合解决，如果无法还田，怎么做都无解。”
据天兆猪业东北负责人马成龙介绍，年出栏量一万头的猪场需要三五千亩耕地来消纳，目前在东北，天兆的做法是免费将发酵后的农家肥提供给种植户使用。
在大型养殖企业看来，由农户代养商品猪的“公司+农户”模式可以有效分散环保压力。一个年出栏一千头的规模猪场大约需要投资两百万元，其中约八十万是环保投入。不成规模的养殖户们要拿出几万元来修化粪池并不容易，但由于规模不大，他们可以就近直接还田消纳。
茶店村的钟玉良是汶川地震后返乡创业的一员，常年存栏一百来头生猪。起初几年，他的猪场紧挨着一家苗圃基地，基地老板同意他将猪粪直排进苗圃肥田，但经常因气味问题遭到周边村民抗议。
近年的环保整治过程中，钟玉良按要求修建了化粪池。一百来头规模的猪场在修建化粪池后的确气味大减，但此后钟玉良多了一项繁重的工作，他每周需要将粪渣清运至村民田中两次。
早些年，猪粪是稀罕的肥料，农户要跟养殖户搞好关系才能去挑养猪人家的猪粪。“如今世道变了，养猪人得亲自送粪上门，还得要农户肯收。”钟玉良说。
4
个体和集团，都在找出路
养殖业长长的产业链上，囊括了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
近年来，上游饲料企业和下游加工企业均涉足原本由散户主导的养猪环节，更有不少互联网和房地产大佬跨界养猪，但人们无不在寻找出路。
“要是有点别的技术，谁愿意养猪呢？”个体养殖户大多保持类似的技能焦虑，并对这份又脏又臭还辛苦的活计满是嫌弃。
对他们来说，养猪的好处在于门槛不高，得以返乡顾家。遇上行情好，收入也不比打工低，但无常的猪价和猪瘟也给散户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
存栏一百头的简易猪场，需要二十万左右的固定投资和三十万左右的流动资金。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个体养殖户大多采用赊购赊销的方式解决流动性问题：赊购猪仔和饲料，赊销生猪。
这导致了农村生猪市场中三角债的存在，越是猪价低迷，三角债就越厉害。“2014年猪价最低那会儿，我赊销了十几万元生猪，猪贩现在还欠着我四千多块。”赵晓兰掰着手指算账。
散户加速退出已是行业共识，至今仍幸存的中小养殖户，出路或正在于前述“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
“个体养殖户一旦遇上疫情，就倾家荡产了，而在集团托养模式下，即使有一半代养场出事，还有一半有产出，加之价格上浮，损失不会太大。”余平认为。
大型养殖企业本身也在寻找出路。
“四川的生猪养殖没有增量空间，过去几年都在减量和调结构。”马成龙介绍。加盟天兆之前，他曾任四川某县畜牧局局长，天兆猪业2016年起布局东北，他成为第一批北上的川籍员工。
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平原，可以毫无难度找到方圆三公里内无人居住的猪场选址。而在人口稠密的四川，方圆五百米内无居民的选址标准都很难达到，往往还需要拆迁几户村民。
北上2600公里的马成龙没有任何不适应——由于防疫需要，员工需要长期吃住在猪场内，在哪儿都没什么差别。
2018年8月，国内第一例“非洲猪瘟”在东北暴发，当地随后出台了生猪禁调政策，部分在东北养殖商品猪的企业受到冲击，主营种猪业务的天兆并未受此影响。但在马成龙看来，相比禁调，源头控制才是根本。
每一轮猪价上涨都会吸引不少外行大佬抱着钱“进来看看”。在自建筑工程师转型的余平看来，“进来看看”的门票不菲。
“如果不引进成熟的体系，跨界者会像我当年一样，在猪场建设、管理上交学费，很可能会倒在下一轮猪瘟和激烈的成本竞争面前。”余平说。
养殖集团是当下最积极的补栏主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余平还签了一份对某养殖集团两万头种猪的供应合同。
“中国养猪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行业只需三年即可重建，届时将是一个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结构。”余平非常乐观。
2019年9月10日，中国农科院发布消息称，2019年8月，非洲猪瘟疫苗研发工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一株双基因缺失弱活疫苗已完成了实验室安全评估和有效试验，突破了规模化生产的技术瓶颈，近期已向农业农村部提出生物安全评价申请，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老杨们严防死守，盼着疫苗早日上市。南方周末记者离开时，他立马拿起喷头，亲自在记者刚才停车的区域又做起了细致的消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