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从我们的祖先造字开始就是从“水”从“晦”，意即那是个倒霉之地、黑暗的深渊。
历史上，中西方对于海洋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由此决定了后世不同的发展路径与命运。
1405年，郑和下西洋，中国船队之大、航程之远、技术之先进，堪称当时第一海洋大国。但这一史无前例的探海活动，不是为了财富和国土，而是为了炫耀国威。
西方恰恰走了相反的路线：哥伦布发现巴哈马群岛的日子，被西班牙国王确定为国庆日；亨利王子痴迷于探海与殖民扩张，给葡萄牙带来了黄金、丝绸、香料和无尽的土地财富；荷兰仅凭一个东印度公司，就享有了海洋霸权的地位和权益；俄罗斯彼得大帝为靠近海洋，决定迁都圣彼得堡。
再看近邻日本，岩仓使团出访欧洲，为日本带回了“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的外扩战略。20多年后，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海洋的认识最终左右了战局走向。
中国战败，不仅耗尽了洋务运动积攒的家底，也让“同光中兴”催生的科技发展高潮如昙花一现，进而错失近代史上扭转国运的一次良机。
甲午海殇反思，当从我们的海洋观开始。
回望甲午：战败终因海权意识差
今天，对于当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为何全军覆没的反思之声不绝于耳。我们的兵力七倍于对手，各种船舶从吨位到能力再到现代化水平都不差，为什么会输？
在山东省科技厅副厅长、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乃胜看来，目前大多数的反思都没有触及根本。“从兵力到装备都不差，但为什么中国还是会输，关键在于海洋观不同。”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从造出“海”这个字开始，就缺乏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农耕文明下的刀耕火种，浸淫了对黄土地的亲近与熟悉，对海洋则充满畏惧与生疏。
1871年，日本派出岩仓使团出访欧洲12国，了解到西方强国的发展道路就在于两个字——海洋。两年后，当这位为海痴狂的政治家回国，日本随即正式开始实施其海洋战略。1890年，明治维新政权的功臣之一山县有朋正式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政治策略，主张以军刀作后盾，实现经济利益的对外扩张。
主权线就是本土主权不容侵犯、不得转移；利益线就是经济发展到哪里，海军就保护到哪里，这就是“地球仪”式的海洋观。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当时的日本已经形成“地球仪”式的海洋观，海军军队能为日本从全世界获取资源提供保证，而这正是当时的中国所欠缺的。
“北洋海军之所以战败，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船炮不行，而是对海洋的认识不到位。”马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当时中国的海洋观还是以近海防御为主，只有“主权线”，并未建立真正的“利益线”，这样的海洋观显然无法建构真正强大的海军。
走出历史：控制海洋就能掌握一切
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泰密斯托克利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然而，我国对于海洋的观念一直相当淡薄，建设海洋强国的概念也是时至今日才被明确提出。
李乃胜从科技角度进行梳理，把中华民族对于海洋的认识分为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从远古人类诞生时的靠海吃海，到有文明记载的渔盐之利，再到从秦汉开始延续至今的舟楫之便。这三个阶段特别是“舟楫之便”，商贸运输逐渐成为海洋活动的主要内容，商贸文明最终演变成海洋文明的主流。
第四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耕海种湖，即海水养殖。在中国水产品的发展历程中，海水超过淡水，养殖超过捕捞。把海洋当成陆地放牧养殖，这是中国人创造给全世界的，因此可算作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则是第五个阶段，李乃胜称之为“探洋登极”阶段。如果说以前我们的一切活动只局限在近海范围，那么在这个阶段，中国人已经实现了“考察四大洋，登上南北极”的目标。
“正因如此，从这个阶段看我们原来的海洋观，越看越觉得差距之大。”李乃胜说。
在海洋专家看来，中国不仅应有自己毗邻海洋的主权，在海洋公共财产上更应有一席之地，而后者往往被看作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什么我们只能是海洋大国，而不是海洋强国？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不够、缺少海洋势力，无疑是根本原因——这一点，在此次对于甲午战争的反思中，国内学者已有共识。对海洋控制力的进一步分析，则将矛头指向海洋装备。
“我们现在最先进的调查船、实验室，只要百万元以上的设备几乎都是国外的。”李乃胜说，无论从国防到科技到产业，海上装备的国产化依然是瓶颈。
此外，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海洋环境压力，在发展海洋产业方面缺少关键技术支持。受技术装备限制，我国对包括深海油气在内的海洋资源，在探测方面已取得许多突破，但开采能力依然有限。
“国家海洋局及其下属的中国大洋协会正在东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西北太平洋争夺3个矿区，其重要意义在于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在海洋公共资源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李乃胜强调说。
反思当下：海洋观不立民族无法崛起
“海洋是整个中华民族外争资源的一个关键点，不通过海洋获取资源，没有一个全球资源支撑，是不足以实现‘强国梦’这样的宏大目标的。”上海海洋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方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今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雅典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首次公开阐述中国的海洋观，即“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合作的海洋”。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了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
“‘和平、和谐、合作’六个字的提出非常关键，‘一带一路’的建设也非常重要。”马勇认为，中国应该与世界合作，建立和平、和谐的海洋环境，以互利共荣的心态，从原来的近海防御姿态中走出去。
李乃胜则指出，我国“正站在海洋工业文明的起跑线上”。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于海洋，战略资源的获取也在于海洋，“我们必须学会从海洋中获取食物，获取资源，获取空间”。
“发展成海洋强国的意义，就在于把我们的海洋主题从海洋商业文明转向海洋工业文明。”李乃胜强调说。
拓展未来：经略海洋须建产业舰队
距离海南三亚1000多公里的美济礁隶属南沙，是我国南海最南端的重要渔业基地之一。目前，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渔民通过开展深水网箱养殖在当地扎下根。然而，由于岛礁距离大陆十分遥远，日常生产、生活物资的保障供给依然是最主要的难题之一。
“那里属于我国的深远海热带水域，自然条件优越、海产资源丰富，已有我们的科技人员、移民，还有公司在那里做资源开发工作，完全有可能推广现代化的大型网箱等设施化养殖。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经支持，再加强一些安保工作，那么发展深远海渔业生产和伸张海权，就将变成现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雷霁霖说。
“不能只把家门守好，而忽视了深海资源的获取。”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
以工业化理念为指导，构筑“养鱼工船(可移动式养殖平台)”是雷霁霖的多年梦想。这种工船自身可进行工厂化养殖，也可以驻守南海实施放牧式的人工或半人工渔场管理。
雷霁霖介绍说，我国第一艘养鱼工船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中，首期设计工作已基本完成。按照计划，他们将采购一条10万～20万吨级的旧油轮，经过改装后即可投入使用。这种大型养鱼工船集养鱼、加工、仓储、海上服务于一体，可保证长期运行于深远海，建成后既可以驻守岛礁区、管护海域，还可以作为海上锚地，对远洋渔船实施接驳、加工、转运、救助和生活物资的供应，酷似一座可移动式海上生产基地。
雷霁霖同时表示，这种工业化养鱼工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这样一条工船就像建一支生产舰队”，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目前的初步想法是把美济礁作为第一个试点，如果运行良好，就可以向其他岛礁区或海域进行推广。
“古有囤田戍边，今有囤渔戍边。”雷霁霖告诉记者，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不妨从“囤渔戍边”上寻求突破，海洋水产、远洋捕捞应该同开发海洋油气、矿产资源一样重要。当前迫切需要打造一支生产形态的舰队，并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