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东海、黄渤海等区域都已经进入了捕捞旺季，各种新鲜的海鲜产品纷纷上市。这些区域的海洋牧场也成为了海产品资源较为丰裕的“蓝色粮仓”。
关于海洋牧场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并没有明确公认的定义。
狭义上理解，可以将其视为大众认知中的渔场，如舟山渔场，世界四大渔场等；广义上，海洋牧场包括了采用规模化的渔业设施以及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在自然海洋生态环境基础上，聚集人工放流的海洋经济生物，有计划、有目的地放养海洋生物资源的一定海域。
目前国内重视发展的海洋牧场，往往指的是广义上的海洋牧场，包括更宽更广的海域养殖。
全球范围来看，沿海国家最初提出海洋牧场并进行建设主要是为了解决渔业资源衰退的问题。
1968年，美国首先制定了“海洋牧场建设计划”，并在1974年于加利福尼亚建立了海洋牧场；随后，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开始提出并实施符合自身国情的海洋牧场计划。
国内最早的海洋牧场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最初期的海洋牧场，我国这一时期主要注重人工鱼礁的建设，通过在海中设置构造物，改善鱼类等游动生物的繁殖、饲养环境，以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
在发展成为现代海洋牧场的过程中，国内外的海洋牧场还经历了投放人工鱼礁与增殖放流的发展阶段。
所谓增殖放流就是用人工方法向水域投放或移入渔业生物的卵子、幼体或者成体的行为，如常见的放生行为。与此同时，自2015年起，每年的6月6日也成为了全国的“放鱼日”。
而随着国内外对海洋资源发展的重视，现代的海洋牧场逐渐将环境保护、资源养护、渔业资源持续产出融为一体，在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基础上辅以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既保证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也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持续的经济效益，并朝生物固碳等生态友好方向发展。
2016年至2020年，国内也累计投放了5000万空立方米的人工鱼礁；截至2021年底，覆盖国内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水域的15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域已经相继获得批准。
在这些区域海洋牧场的建设下，目前国内海洋牧场的年固碳量也达到了32万吨。
虽说受近岸开发过度的影响，国内传统的四大渔场——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以及北部湾渔场受到了破坏，产量大减，世界四大渔场——日本渔场、北海渔场、纽芬兰渔场、秘鲁渔场的鲱鱼、鳕鱼等品类也遭受类似的危害，但在休渔期等措施以及现代海洋牧场建设的推动下，也避免了一些渔场的持续恶化。
随着后续各类措施的推进，这些原本丰裕的“蓝色粮仓”或许未来会焕发新机。
随着国内外大量人工鱼礁的铺设以及增殖放流的增多，多地海洋牧场的生态环境、渔业产品产量得以恢复或增长。
作为国内大型渔场之一的江苏连云港海州湾渔场，目前场域内生活着黄鱼、带鱼、梭子蟹、对虾等各类产品，不仅被称为“中国对虾养殖之乡”，且由于具备丰富的紫菜资源而被誉为“中国紫菜之都”。
通过完善海洋牧场的建设，当地的对虾资源比以往更为丰富，许多经济生物如梭子蟹、鲐鱼的捕获质量更高。
而在水产品年产量高达79万吨的情况下，该渔场也带动了乡村振兴，取得了较大的的经济效益。
研究显示，近几年来舟山渔场的小黄鱼的资源量已经有了一定的回升，作为该区域重要的经济生物，后续若能长期持续养护好舟山渔场的生态环境，当地的渔业资源与经济效益或许有望好转。
不过，相比之下，美国、日本等地的渔业资源更为丰富，这或许在于这些国家的海洋环境尤其是各类海洋经济生物生存的多种生态系统保存较为良好。
在各类海洋经济生物的生存环境中，海藻床、海草床、牡蛎礁以及珊瑚礁的保护都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作为近海生态系统的基石，它们对海洋的生机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若被严重破坏，当地的海域难免不会变成一片“死海”。
作为珊瑚虫死亡后骨骼堆积生长形成的一种石炭岩礁结构，珊瑚礁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其能够以极小的面积供养超过面积几百倍的海洋生物体量，能够为牡蛎、海参、蟹类、龙虾等生物提供栖息繁殖环境。
由牡蛎壳与其他礁区生物共同堆积而成的牡蛎礁也能为各种经济鱼类和游泳性甲壳动物提供栖息场地。
而作为“海洋之肺”的海草床生态系统虽然鲜为人知，但也为海胆、海龟、鱼、虾及蟹等生物提供生长场所和繁衍场所。
据估算，海草床能够为全球近20%的渔业提供重要的幼苗养育场所。
至于海藻，亦能够与鱼类、贝类、虾类组成鱼藻共生系统、贝藻共生系统、虾藻共生系统，为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实际上，这些近海基石还具备着固碳、吸附有害元素、降低水质污染等重要作用。在这些海洋经济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得以良好保护的情况下，海洋资源才有可能更为丰富。
但是，作为曾经拥有丰富天然牡蛎礁资源的我国，由于曾经的过度捕捞、水体污染等因素，牡蛎礁、海草床、珊瑚礁以及海藻床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类大型肉食性鱼类资源的减少。
目前现代的海洋牧场具备了构造生态系统新技术体系、智能化管理、生态维护、产业融合等特点。
基于原有的草-小型鱼虾-大型肉食性游动生物等生物链条，综合考虑各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对水资源的养护作用，现代海洋牧场在通过配套人工鱼礁、创新植被系统培植技术、利用藻类生产能源等方式构建了资源利用、固碳增汇、经济循环的产业模式。
在海洋牧场的基本功能上，不少地方还挖掘出了多种经济发展模式。
如海洋牧场与海上风电项目的融合。由于在选址方面，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具备较高的重合特征，在海洋牧场附近建设海上风电项目大大减少了选址等工作，两者共同实现了集约用海的效果。
对于海洋牧场而言，海上风电设备可以为周边海产品养殖平台的建设提供稳固性支撑，为海洋生物提供一定的栖息场所，提高生物的养殖容量。即在利用海洋牧场保护海域环境、实现渔业持续产出的同时，配套海上风电的基础设施有望为海洋牧场的长期稳健性发展与生物容量的增长提供有效的支撑。
而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相结合，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海洋牧场带来的利润来覆盖一定范围的风电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两者的融合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一点或许需要海洋牧场在建设过程中更注重生态价值与效应。典型的如祥云湾海洋牧场，通过构建贝藻礁（即牡蛎礁与海藻/海草床）系统，利用自然生产力与修复力来发展可持续的海洋业态，争取实现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而更常见的海洋牧场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则包括了建设休闲型或综合型海洋牧场。
这些海洋牧场通过修复河岸沙滩，优化周围风景，并加以沿岸观光、岛上观鸟、水中观鱼以及各类潜水、烧烤、垂钓、水上活动，大大增加了区域的人流量，带动经济的额外增长。
如国内第一座热带海洋牧场——蜈支洲岛海洋牧场目前不仅具备良好的海洋生物圈及海洋环境，在其旅游区内还设置了潜水、拖伞、摩托艇多个旅游活动。
作为海南区域著名的旅游海岛，蜈支洲岛仍在不断地开发建设中，而通过投放各种人工鱼礁、建设海洋生态公园，该海洋牧场的生态修复与生物养殖在不断优化。
从2021年全国主要的海洋产业增加值来看，滨海旅游业及海洋渔业的贡献率都比较大。
2021年，海洋渔业全年增加值5297亿元，同比增长4.5%；滨海旅游业全年增加值15297亿元，同比增长12.8%。
可见，通过将旅游业与渔业结合在一起，海洋牧场有望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就发展趋势来看，随着近海养殖容量的日渐饱和，海洋牧场的海域范围逐渐向着深远海扩展。
与之相比，近岸养殖尤其是近岸网箱养殖虽然建造难度小，日常管理也较为方便，但由于水体交换差，容易造成水体污染。
随着养殖范围的离岸化，海水养殖的深度逐渐从5米深入到20米不等。深远海的养殖不仅可以提高鱼类的成活率及品质，且由于位居深远海域，设备的抗风浪能力也比较强。
不过，根据深远海设施配置的要求，深远海养殖模式的发展需要投入不小的资金体量。
以青岛意在打造的全国首个深远海养殖试验示范区来看，其集陆上、近海、远海接力为一体，努力打造“陆基产业园区”+“深远海产业园区”的陆海产业集群。
按照其规划，2025年之际，该示范区将可收获高达40亿元的鱼产品直接收入，综合年产值可实现百亿元级别。
不过，为了构造这一深远海产业园集群，其在项目阶段得投入近50亿元的资金。且考虑到海域范围的影响，深远海区域养殖容易受到海水潮汐、风浪、各类海洋气象灾害的影响，其技术难度也大大提高。
另外，从以往的案例来看，渔业养殖也容易受到各类非系统性或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曾在2011年，河北一县域的渔民就遭受了海产品死亡的毁灭性打击。
在此次海水污染事件中，大量的海参、扇贝死亡，仅仅苗种的损失就高达1.4亿元，个人的损失或超100万元。
再谈到此次的北溪管道被毁事件，欧洲多个国家难免会经历一个难熬的冬天，此次天然气中甲烷的泄露也会影响到各类海洋生物的生存。
同样，那些不定的风浪冲击养殖网箱也会造成海产品流失的损失。可见，面对这些海域突发事件时，海洋牧场中的生物将有可能受到重大冲击。
比如由于海水温度升高、降雨减少导致的饵料缺乏、养殖密度过大等影响，某企业旗下养殖的扇贝大面积死亡，大大冲击了公司的正常运营与市场稳定性，也敲醒了有关部门对海洋牧场建设与海产品养殖的警钟。
可以说，海洋牧场尤其是深远海养殖虽然在未来有可能带来不菲收益，但其确实存在高投资、高风险以及回报见效慢的问题。
就目前市场的发展来看，虽然部分国内保险公司已经在为海产品养殖提供一些保险业务，但由于水域养殖现场定损难、理赔成本高以及道德风险大等问题，海洋牧场保险的推广仍未大范围普及也并未覆盖各个海产品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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