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ristosLynteris,圣安德鲁斯大高级讲师，人类学家;LyleFearnley，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助理教授
翻译|蓝走走
校对|惊雷、侯牛
排版|童话
过去几个星期，一种尚未被WHO正式命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注：本文发于WHO命名发布之前)正在中国蔓延，并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目前我们知道已经有上千人被感染，将近200人死亡，病毒正在扩散到数个国家。
作为在中国长期调查过动物传人疾病(zoonoticdiseases)的人类学家，我们的研究有望为这场持续的危机提供一些洞见。
这种引起肺炎(在某些情况下是致命的)的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是2019年12月上旬通过人畜共患性溢出(zoonoticspillover)出现，并从非人的动物向人类“跳跃”。
中国科学家已经将病毒的潜在源头追踪定位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这个市场最初的41位住院病人中有27位(但不包括第一个记录的病例)曾经去过该市场。
华南海鲜市场不只售卖海鲜食物，还包括各种野生动物。科学家怀疑病毒是从其中一种野生动物“跳”(jumped)到了人类身上。早期的假设是病毒源于蛇，但目前的遗传证据都指向了蝙蝠——虽然蝙蝠没有被大量在中国市场上售卖，但是人们相信它是构成许多传播到人的传染病的动物源。1月1日，武汉关闭了该市场并对其进行消毒，1月22日，中国发布了禁止所有野生动物产品交易的临时禁令。
“活蛇，乌龟和蝉，豚鼠，竹鼠，獾，刺猬，水獭，椰子猫，甚至狼崽。”
但是这种对中国食物消费的这种“猎奇”其实源于东方主义(Orientalisation)，在某些情况下还带有反华情绪。
制造道德恐慌
人类学家已经详细讨论过中国的发展模式(21世纪中国的经济崛起)如何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被西方视为一种威胁：首先，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发展给欧美经济体带来竞争；其次，文化上来说，（中国的）改革与西方对现代化的设想并不一致。简而言之，在中国，与其说中国在适应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在适应中国。
中国的食物消费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标志性意义的。虽然中国消费者拥抱了超市和提前包装好的食品，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让中国式消费(Chineseformsofconsuption)终止，比如对“野味”(warmmeat)的追求;也没有拥抱欧美关于什么可食用什么不可食用的文化规范。
在西方媒体中，“活禽海鲜市场”被描述成中国人他者性(otherness)的标志：混乱的东方式市集，在不法区域(lawlessarea)出售不应该像食品一样被食用和售卖的动物，以及不应该混杂在一起的区域混杂在一起(海鲜和家禽、蛇和牛)。这些都激发了反华情绪(Sinophobia)以及被人类学家称为“事情措置”(matteroutofplace)的焦虑感——哪些食物可以混在一起、哪些不可以这种文化符号系统的错乱引起的焦虑。
这个图像(译者注：即上文提到的蒙太奇)存在很大缺陷，不只是因为它依赖于西方对可食用和不可食用的敏感性——它将中国食品贸易和消费的现代形式塑造成了“传统的”（traditional)，而且更实际的是，它歪曲了（misrepresents)这些市场的物质和经济现实。
市场的多元化
实际上，中国大部分海鲜食物、活的动物和批发市场并不像纽约时报描述的那样奇特。在西方媒体中，各种市场被令人困惑地都混淆成同一个词“活禽海鲜市场”——一个源于香港和新加坡英语的词，以便将生产和售卖鲜肉的市场与销售如纺织品这样的包装好的耐用商品区别开来。
今天，中国的“活禽海鲜市场”可以根据几条特征进行区分。区分这些差异对于准确评估其对病毒爆发的风险十分重要：规模(批发还是零售)，产品(活动物，仅有屠宰的肉和新鲜蔬菜，还是只有活的海鲜食物);动物(家养的还是野生的)。对于那些被西方媒体形容为有许多“野生动物”的市场，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是人工饲养和养殖的，比如例如野鸭、青蛙或蛇。只有小部分动物是的确从野外偷猎来出售的。
中国农民的挣扎
在中国开始于1978年的市场改革中，集体农地被重新分配给了个体承包，导致了小农户的爆炸式增长。因为这些小农户主要生产特定的经济作物和牲畜，包括鸡、鸭和猪等，他们被称为“专业户”。但是在1990年代，中国开始了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第二次跃进”(secondleap)，资本雄厚的龙头企业(即工业化的食物生产大公司)建立了以屠宰场和加工设施为核心的集成供应链，并将牲畜承包给家庭农户。
牲畜改革之后
大规模的整合(consolidation)随之而来，独立的小农逐渐被赶出了畜牧业。在猪肉或家禽等领域这个现象尤其突出，因为这些牲畜价格降得非常低而投入的成本却上升了。牲畜疾病，例如纽卡斯尔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也促使小农放弃牲畜行业。因为没有能力作为独立小农生存，许多农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与工业化食品大企业签订合同承包农业，要么彻底放弃养猪或家禽。
一些农民发现了第三种方式，即饲养本地品种和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可以通过在新兴(niche)市场上出售而获得更高的回报。与主流牲畜(mainstreamlivestock)相比，这些物种中的许多受疾病影响较小。这通常只是由于养殖数量较少。
野生动物比起驯养动物价格更高，这使人们相信野生动物的消费“是一种饮食选择，而非由低收入驱动的”，但对于农民而言，却是另一个故事：当在中国靠土地而生依然很艰难时，养殖野生动物可以成为获得稳定收入的途径。
在“活禽海鲜市场”这个词之下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市场，就像野生动物的饲养一样，为独立的小农户提供了重要的生计。这些市场也通常有非正式的供应链，可以让小农户将动物运送到市场上，而避开大规模食品加工公司的介入。这些大食品公司通常拥有屠宰场，还与超市签订了控制合同(controclcontracs)。虽然很不正式，我们却很难说这类市场不是被监管的(unregulated)。ChristosLynteris的研究记录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和市政卫生部门对“活禽海鲜市场”的定期检查。该检查始于2003年SARS流行病之后。
“活禽海鲜市场”是中国市场和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最新的数据，相当数量的新冠病毒早期病例跟华南海鲜市场并没有联系，几位传染病专家也对这个市场是否为新冠病毒的源头提出了质疑。无论病例如何，暂时性关闭市场和控制野生动物交易对预防疾病有积极作用，但是永久性的关闭或禁止“活禽海鲜市场”将对中国日常生活和福祉产生巨大和不可预计的影响。
对“活禽海鲜市场”的永久关闭将影响食物消费的方式尚不可知，但极有可能对公共健康带来伤害。这将剥夺中国消费者的食物供应链中的30-59%。因为其涉及的农民、商人和消费者数量巨大，“活禽海鲜市场”的废止也极可能促使不可控制的黑市大规模增长。2003年SARS和2013-14年H7N9禽流感发生后的禁令就曾导致了这样的现象。
这样的措施将给对公共和全球健康带来巨大的风险，这风险甚至大过了目前在中国合法并受监管的活体动物市场。活家禽和动物市场长期以来都是疾病监测重要的“预警”（earlywarning)站。
中国“活禽海鲜市场”需要的是更科学和循证(evidence-based)的监管，而非被废止和被迫转入地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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