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季焜，1962年9月出生于福建长乐。1984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并获博士学位，1990年获菲律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1992年回中国水稻研究所工作，1993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同年去斯坦福大学做合作研究。1994-1995年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创建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0年以来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科学家，同时兼任数个国际组织的顾问和多家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兼职研究员、教授。
[主持人]：
[黄季焜]：
您的这些观点好象跟我们普遍的这样一种认识不大一致，我们这种认识认为：近两年由于非农用地的增加，基本的农田减少得比较多，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挫伤，进而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担忧，这也是我们国家从去年开始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跟这种普遍的认识不一致呢？
有关粮食安全和耕地的问题，总的来说，现在人们对耕地比较敏感，但到底耕地变化多少，基础数据不是很清楚，很多人基于不准确的数字可能会做出不准确的判断。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我们用遥感数据，由1985、1986年的数据跟最近的1999、2000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同时我们也用1999年以来到2003年的国家统计数据，利用这两套数据对中国过去18年的耕地变化情况做了一些分析，我们大概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在1985年到2000年这十五年里面，中国耕地不但没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净增加了265万公顷。这净增加的265万公顷，实际上是1986年当时耕地面积的2％。也就是说，到90年代末期，我们的耕地比1986年还多2％左右。不过，耕地数量虽然增加了一些，但是耕地质量同时也下降了。因为新增耕地一般生产力比较低。我们的估算结果是，过去18年耕地的生物生产能力平均下降了2.2％，面积增加2％，耕地总的生产力仅下降0.2％。基于这两个数据，一个数量增加，一个质量下降，总的生产能力就没有变化。
根据我们过去几项对中国农业生产增长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改革初期，也就是1979年到1984年期间，有很多因素影响农业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制度创新，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是科技进步，这两个基本上是影响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除了这些，就是价格变化，当然还有其他影响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同时，我们还研究了1985年农业增长中到底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创新，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的作用到1984年就结束了，不再发挥作用。1985年以后，唯一真正对我们农业生产起作用的就是科技进步。以前生产增长也靠耕地面积扩大，靠开垦，但是，到1985年，面积扩大不可能了，而且在下降。另外，劳动力投入也在下降等等，化肥农药已经施了很多。1985年以后起作用的就是科技进步。将来，中国农业能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能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我觉得还是要靠科技进步。
从你刚才提到的从消费者自身来讲也是一样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高，他对品种以及质量的要求的提高等都需要农业生产进行结构调整。如果农民没有新的技术，让他调整生产结构也很难。换句话说，农业生产结构能不能调整，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新的科学技术，很多方面还是要靠科技进步的。消费者在感觉到了农产品质量提高的同时，还能够从科技进步里面得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那就是价格的变化。因为科技进步必然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其结果是导致了市场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由于科技进步，消费者可能用同样的钱买到更多的产品，最终对他的消费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在上升呢？
您还提出了一个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新视点，重视口粮安全和家庭食物安全，您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家庭食物质量下降表示出极大的担忧，请您谈谈对这些方面的看法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建议？
你的意思是我们把口粮自己稳住，就是靠自己的能力来生产，我保住它，同时把饲料粮放开。刚才您说到了好象现在饲料粮的缺口是25％到30％。
第二，食物的质量安全也是很主要的。我想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从生产上来讲，现在我们国家有相当一部分的土地生产的产品不安全，因为土壤受到多种污染。从产品上来讲，我们国家农产品，特别是蔬菜、水果等食品，农药残留相当严重。从动物来说，动物的疾病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是有很多问题。我想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得到重视了。但是，随着刚才讲的中国入世，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你提到深化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改革，建立新管理体系，你认为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在管理环节上也还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你刚才说到了国家的粮食储备目标不明确，还有年度以内季节的粮价变化，还有年季之间的，还有长期的粮价变化，还要保持农民收入的增加。就是说这四个要素里头，你刚才说政府应该做的是什么？
就一个目标，是年度之间的。刚才讲的短期不应该参与，因为要让市场去做，这样会有更多的私人部门、其他部门都能跟政府一起来做这个生意。年度之间的生意，对私人部门来说没有很大的积极性，因为商业部门一般都是做短期的生意，所以需要政府在年度之间进行操作，如果预测明年要减产，政府就应该考虑增加一些库存，如从国外进口一些；如果预测明年粮食要丰收，就应该考虑未来向国外抛出一些粮食，这是年度之间的。长期的为什么不好做呢？因为最好的办法解决长期的粮食安全是靠科技或生产力的提高，这个成本是很低的。如果长期的粮食安全靠储备的话，那成本太高了。解决中国粮食长期安全的问题，靠储备不但成本太高，而且效果不一定好。更好的办法是依靠科技，还有靠一些国际市场。
[网友]：
城市化大量的耕地减少对粮食安全影响大不大。
建设用地，包括城市交通等各个方面占地的数量是很小的。比如，在2003年一年减少的耕地中，80％是由于退耕还林引起的，剩下的20％，一部分源自于你刚才讲的城市建设占地，此外，还有用于交通的，做水塘的等等。现在大家对这个很敏感，因为我们现在讨论这些都是在北京、天津、上海等这些大城市，看到的也是这些城市耕地占用的问题。但北京、上海等这些地方的耕地占全国耕地是百分之零点几，是很小的。如果再从西部来看，城市开发占的地是非常的少。
关于三农问题，有观点说乡级政府成本远高于其所带来的效益，取消乡政府能够大大减轻农民负担，有助于农民和农业的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想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取消乡政府可以减少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乡级政府是为当地提供公共产品的一个主要的载体。我想在现有的情况下，取消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从政策上有难度，就是给当地提供公共产品而言，也存在一些难度。但是，我还是非常提倡减少乡政府的规模，甚至把乡政府的某些职能变成县的派出机构，把派出机构的职能定位在为当地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上面。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不是真的不够健康，我感觉西方人吃东西的标准就像给车加油一样精确。
我想如果把中国人营养结构跟很多西方国家比，中国人的营养结构不比西方差。但是从内部富人跟穷人比，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他刚才举的是中国和国外比的。我刚才讲了如果和西方国家相比的话，我个人感觉中国的饮食习惯，营养结构比西方的要好，这是就同样的摄取量而言的。
您觉得农民能够从农产品价格上升中得到切实的利益吗，因为农产品价格上升后，生产资料比如说化肥价格马上就会上升。
黄教授，我个人也认为中国的粮食不会出现问题，即使将来也不会，就像罗马俱乐部上世纪70年代提到的增长的极限，现在也没有出现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粮食的价格一出现上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就紧张。领导人一方面害怕粮食价格上升会带来宏观经济的通货膨胀，一方面又提增加农民收入，我们都知道“谷贱伤农”，粮食丰收，价格就会下降，农民收入就会下降，请问你如何看待通货膨胀与农民收入的矛盾。
谈到粮食价格的上升，首先，从某种程度上，我也同意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粮食生产增长10％，粮食价格会下降百分之十几，农民收入则可能下降。但如果农产品价格升高，农民收入必然提高。如果考虑农民收入，从粮食方面来看，农民的粮食收入大部分都是下降的，因为价格波动比产量波动还要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适当进口粮食，减少一些粮食的生产，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对提高农民收入还是有好处的。
请您介绍一下基因工程应用于作物的情况。
就转基因农作物而言，我们国家现在有二十几种转基因农作物，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一些田间实验。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抗虫棉，一种是转基因水稻。转基因水稻最近讨论也很多，我们希望在今后的一两年内能够商业化。
粮食安全一句话就是取决于天灾您认为是吗？
不能这样讲，因为粮食安全有很多层面，粮食有长期的安全，也有短期的安全，有国家的粮食安全，有地区粮食安全，也有家庭住户的粮食安全。我想如果讲天灾，主要是讲短期的粮食安全，以及区域性的粮食安全。对于中国来说，今年一个地方区域性的粮食有天灾，粮食有一些安全问题，不一定说国家有粮食安全的问题。另外中国的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并不是天灾，我觉得更重要的在于人祸和政策方面。比如说三年自然灾害。现在，有不少对此的研究表明，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为的。从未来来说，中国未来粮食安不安全也是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因为天灾是短期的，而且天灾可以通过市场，比如刚才讲的天灾如果出现在一个地区，如果市场很发达，粮食很快可以从一个地方流通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天灾范围很大，牵扯到其他国家，你可以利用国际贸易得到一些缓解。更重要的应该从长期来说，要把重点放在生产力提高方面，比如保证粮食生产的能力，以及提高农业科技投入。
刚才你说到国际贸易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到底会对粮食安全有有利的影响，还是会产生一些什么负面影响。因为过去我们听说中国加入WTO以后可能会对农民的收入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请您分析一下？
我们一直反对这个观点，我们的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对农民是有好处的，同时对中国粮食安全不会造成威胁。有几个好处的方面是，首先，随着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提高，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就是我们国家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管是农业内部还是行业之间，都会按比较优势发展。其次，WTO可能会为中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农业内部也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贸易自由化会促进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新的就业很重要，它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第二，从农业上讲，农业也会朝着更有比较优势的方面发展。现在，农民也种了很多东西，但不少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不赚钱的。贸易自由化会促使你要向具有比较优势、比较赚钱的行业发展，这对整个农业结构的调整，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有好处的。第三点，你提到粮食安全问题，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贸易自由化以后，中国大米出口可能会增多，小麦将继续进口，但是进口数量也不会很大。这两种口粮安全基本上能够得到保障，影响不会很大的。但是对饲料影响很大，我们觉得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提出来，国家不应该把整个安全放在所有粮食上面，得到一些，也要放弃一些。
你这一个小时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新的认识，比如说粮食储备市场的信息透明的问题，还有很多是通过市场的观念来调节余缺。
我一直相信市场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粮食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得很好，粮食就像股票一样，马上就调过来，能够有助于粮食市场流通，一个地方的天灾人祸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天灾出现时，价格可能很快上升，粮食很快就运过来了。政府就应该为这种市场创造条件，要给它提供交通各方面的设备。现在以及过去，政府经常出现这个省和那个省之间的调粮，而私人就不一样了，我给你价格高，你不调给我，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调了。我觉得很多地方让市场去决定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