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竹林路，树叶婆娑，百鸟和鸣。沿一条窄窄的深巷前行，不多时就可见到一道灰黑色的院门。
灰黑色院门是镇政府小院的后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道门以前是小院的正门，当年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从这道门上摘下来的。
向阳镇政府后门，当年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从这道门上摘下的。（记者陈曦摄）
1980年4月，向阳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用“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取而代之。这一惊世骇俗之举，触动了《宪法》的修改，改变了农村政治体制，进而在全国掀起了农村改革新的浪潮。向阳，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摘牌：于无声处听惊雷
青白江汩汩流淌，昼夜不息，向阳镇政府就位于江的北岸。在一间陈列室内，大量记录着有关当年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前后的图片、文字和音像等珍贵史料，把记者带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时代。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牌坊。（记者陈曦摄）
位于成都平原的向阳，土地肥沃，旱涝保收。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人民公社的20年里，人均分配从最初的68元到74元，只增加了6元。据《广汉县志》记载：“1966年到1976的10年间，全县人均分配的收入只增加了2.3元，平均到每一年只增加了0.23元。”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当时田间地头的这段民谣，唱出了向阳人的辛酸。
一份由德阳市（广汉隶属德阳）文史委王周芝整理的资料显示，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已逝世）曾说：“当干部几十年，老百姓现在还这样贫困，有的连饭都吃不饱，作为共产党员，心里非常难过，这样下去，怎样向人民交代。只有置个人得失于不顾，下定决心，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也要进行改革。”
1977年秋，广汉县委在金鱼公社试点，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生产责任制。所谓“定产”其实就是“包产”，将奖惩与工效挂钩。1978年秋收，金鱼公社粮食产量实现建国以来增产最多。此措施随即在全县推开。
与此同时，向阳公社也在悄悄进行改革，将公社酒厂搞承包经营，规定每年包干上交5万元，一切生产经营由厂长负责，公社不再干预。
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改革的春风徐徐吹来。1979年，常光南在向阳公社进行改革试点，成立工业公司管理企业经营，成立农业公司管理农业生产，将供销社改为商业公司负责商业流通。3个公司分别制定了“定、包、奖”的考核机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为统筹和协调3个公司的关系，后来又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管全公社经济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管委会已失去经济管理职能。
虽然人民公社的经济管理职能被架空，但牌子依然挂在那里，对现实生产形成掣肘，与农工商联合公司在体制上相互摩擦，成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障碍。
1980年，向阳在全国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牌子。（广汉市委宣传部供图）
1980年3月，常光南在成都参加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召集的关于广汉改革的座谈会，第一次当着省委领导的面，谈了“取消人民公社”的话题。省委决定在广汉试点，只是不作文字批复。
1980年4月15日上午，向阳旅社2楼会议室，关于取消人民公社的会议在这里秘密进行。常光南传达了上级意见，决定恢复乡级建制，摘下人民公社牌子。会议定了“三不”纪律：“不准宣传，不准广播、不准登报”。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
到1985年6月，全国共有56000多个人民公社改为乡，同时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组。此时，向阳已经获批撤乡建镇。
追忆：壮士断腕话担当
钟敏，向阳镇文化站站长，是曾经的向阳人民公社管委会末任主任钟太银（已逝世）的小女儿。“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就是钟太银亲手制作并挂上的。
1980年，钟敏才10岁。谈到摘牌前后的事，她十分激动，几度哽咽落泪。
向阳镇幸福广场上“人民公社摘牌”雕塑。（记者陈曦摄）
“摘牌前2个月爸爸都没有回家，摘牌前一周他突然回来了。我们正在吃午饭，他沉着脸，开口就要和妈妈离婚，也不说原因，还说4个娃儿归妈妈，家里东西他都不要。我们一听，如晴天霹雳，简直天都塌了。”说到这里，钟敏想笑笑缓和一下气氛，泪水却从眼中流下。
“妈妈哭着问为什么，可他就是不说话，表情一直很严肃。”钟敏用已经被揉成一团的纸巾揩了一下眼睛，“印象中，爸爸对我们都很好，怎么突然就不要我们了呢？”
钟太银退休后，才断断续续地把过去的事告诉钟敏。
当时，人民公社的牌子究竟摘得摘不得，会带来什么后果，谁也说不清。广汉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历史的抉择》中，常光南说：“后果我都想了。不劳改起码当农民嘛。”
钟太银是摘牌的主要实施者，他知道，此事一旦错了，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家人，他只得与他们割离关系。
钟太银的工作笔记记录着对人民公社的看法。（记者陈曦摄）
“他自己找木板，自己锯、刨、砂、勾字、填漆。”钟敏拿出一本已经泛黄的工作笔记，说是父亲留下的。钟太银给她这本笔记时，曾对她说：“这是有关摘牌前后的一些记录，你一定要保存好，迟早有一天，有记者会找你的。你若说不清楚，就拿这个给他们看。”钟敏的眼圈又红了，“看嘛，被他说中了。”
这本工作笔记内页纸上的字迹娟秀工整，细密地记录着对人民公社的一些看法：“人民公社是政社不分、一大二公、五位一体的体制；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不仅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工作，就连喂10只以上的鸭子都要割‘尾巴’……”。
人民公社时期，向阳群众居住的茅草屋。（广汉市委宣传部供图）
钟敏告诉记者，人民公社时期真是穷。住的是草房，墙是篾条编的，抹上泥巴。冬天，田里都结冰了，还有人打光脚。小孩子肚子饿了就吃玉米秆，或是偷地里的土豆烧来吃。
“包产到户后，家家都丰收了，粮食吃不完就卖给粮站，还可以养鸡鸭、养猪，搞副业。逢场天（当地约定赶集的日子），农副产品拿到场上一卖就是钱。”钟敏沉浸在回忆里，“妈妈买布给我们做衣服、鞋子、书包，还给我们做糯米馍馍，随便吃，第一次吃那么饱。那年我们自己还养猪了，春节杀年猪吃。大年三十晚上，鞭炮响了一整夜。大家富裕了，也有钱买鞭炮了。”
“包产到户后，粮食吃不完，我们就养了母猪。猪圈小，小猪没地方睡，就爬到母猪身上去睡，看到都喜人。”向阳镇83岁的孙婆婆笑着说。
使命：决不辜负新时代
四川汉舟电气公司（以下简称汉舟电气）的配电设备组装车间内，机车嗡嗡作响，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汉舟电气的前身是广汉向阳炼铁厂。我是1978年3月进的厂，是从生产队抽调过去的。”郑学建微笑着讲起他与企业的成长史。这位汉舟电气的董事长，原向阳公社8大队3队社员，是一位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本土企业家。
四川汉舟电气公司前身——向阳炼铁厂。（广汉市委宣传部供图）
进厂后，郑学建被派去学习了20多天的电工技术，随后当上了电工，再后来组建了工业公司电气维修部。“维修部总资产仅52元，就几把榔头、螺丝锥和扳手。凭着这些简陋的工具，我们手工造出了全乡第一台标准配电柜。这就是汉舟电气的雏形。”
如今的汉舟电气，主要产品为高端电气成套设备，已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施耐德、东芝、西门子等世界知名企业长期进行商务合作。
“十九大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主动与世界一流企业进行合作，然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最终引领一个行业。我们要坚决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谈及未来，郑学建信心十足。
从四处冒烟、原始粗放的炼铁厂，到与国际一流企业合作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汉舟电气的成长史，也是整个向阳的一个缩影。
郑学建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向阳人的创业激情都被激活了，一批电气、化工、土木、冶金、机械、铸造等企业应运而生。
在向阳镇上的一间茶铺里，几位老人坐在竹椅上悠闲地喝着茶。说到向阳早期乡镇企业的发展，73岁的刘婆婆嗓门突然提高：“嚯哟，一下就冒出好多企业，个体、村办、乡办，到处都是厂。随便开个啥子厂都能搞到钱。”
据了解，1990年，向阳跨入了全国百颗“中国乡镇之星”行列，是率先实现小康的乡镇之一。
向阳镇鸟瞰图。（广汉市委宣传部供图）
今天的向阳镇，共有企业376家，2017年工业总产值逾100亿元，税收1.8亿元，经济综合实力名列广汉市第一。被评为全国重点镇、国家级生态镇和全国卫生镇，纳入四川省统筹城乡试点，是全省“百镇建设试点行动”首批工业型试点镇。
“必须看到，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依然面临一些问题。”谈到向阳的现状，镇党委书记宋友十分冷静。“当年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加之缺乏前瞻性规划，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把握不够准确，造成了现在场镇中是企业，企业外面是院落的尴尬局面。老百姓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在下降，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党委政府的期望却与日俱增。”
“我们必须按照绿色发展的要求，着眼长远进行谋划。企业该进园区进园区，该整改就整改，该关停必须关停。同时，按照乡村振兴的思路，大胆突破体制障碍，解决老百姓居住和生活环境的问题。”宋友的语气十分坚定，“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奋发有为，决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