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终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满意的谜底，却向世人证明了在长达1400多年间，中国的确拥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傲世的科技发明。鉴于直至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一直领先世界各国（Maddison2001表B－18），人们自然提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疑问。
科学革命之谜和工业革命之谜有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但产生科学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产生工业革命。反过来，后来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近代以前并非科技发明的重镇。例如，科学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等巨星中，只有牛顿是英国人，并且出现于科学革命的末期。开科学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国波兰在欧洲一直不算先进国家。文艺复兴时期意气风发的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人才辈出的法国，在出了许多令人眩目的科学，哲学巨人后，也都长期沉寂，并未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显然，工业革命较之科学革命需要不同的必要条件。
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带来的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自觉选择和设计的结果，而是由于工业革命所需的各种必要条件正好汇集于当年的英国而触发的结果。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在内，对这场革命的发生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然而,来自各个民族的贡献并非出自它们的初衷，工业革命的后果更出乎它们的意料。
1.2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要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所需的必要条件自然要比继起的工业革命发生地所需条件强得多，因为工业革命具有全球性影响，迫使各民族结束自在状态，使它们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既然1776年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工业革命，这表明，单以当时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计，已能支撑工业革命之发生。由于本文旨在讨论工业革命，所以本文以科学革命的成果为给定前提，提出以下五项工业革命发源地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1）良好地理禀赋条件；2)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3）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的条件；4）与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5）安全保障的条件。
以下简单解释这五个条件。一，地理禀赋条件指的是适当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以及由地理位置而来的气候条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的地理位置离主要文明的距离必须适中，既能容易地吸收主要文明的已有成果，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煤，铁矿藏存在于交通容易达到的本土之内。耕地和气候所能支撑的人口能达到一定规模，但又存在较强的人口压力。二，城市化的条件不但指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指城市是开放性的，并以工商活动，而不是官僚机构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三，和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指的是民众有经营外贸的自由和航海传统，因而有内在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外界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四，经济制度的条件指的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及其自由交易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有相应的比较自由的政治制度作配合，既能保护私有财产，又能避免专制引起的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五，安全保障的条件指的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具备免于被异族征服的能力，甚至有征服异族的能力，以免文明因蛮族的入侵而大幅倒退或湮灭。
这些条件的出现可以有先后，但是，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汇集到某一地点，才有可能在该处发生工业革命。地理禀赋的条件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影响古代文明出现的早晚和所取形态的主要因素。从遗传基因理论可知，现代人类的祖先均起源于非洲中南部。他们走出非洲丛林和草原时，尚未形成社会，也无后来才有的语言，肤色，文化，制度，和行为上的差别，平均潜在智力也应基本一样。他们逐渐散往几乎所有适宜居住的陆地和海岛，以追逐生存所必须的土地。显然，他们其后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
1.3本文假设
本文的假设为，工业革命之前，各民族处于自在状态，影响他们走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不同。本文用以下两项似乎矛盾的事实验证上述假设。第一，宋朝的疆域剧烈减少，城市化水平却空前提高，工商活动与海外联系变得活跃，并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著称于世。第二，元朝以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扩大，中国反向农本社会倒退，创造，发明日趋沉寂。
1.4本文结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对有关中国为何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文献作一简单回顾。第三节以古代中东，古希腊和英国为重点，介绍地理禀赋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各个民族的发展路径的重大影响。第四节介绍赫克谢－俄林理论与内生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第五节介绍宋朝及继起各朝的疆域相对人口的变化。第六节用上节列举的历史事实，验证用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假设来解释中国。
二、有关中国错失工业革命良机的文献回顾
2.1宋朝之迷
宋朝以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华的城市生活，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对外贸易政策，影响深远的科技发明而著称于世界。"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以及胆铜法、火柴等等，大都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发明创造的。这些发明创造是宋手工业生产发展极为显著的标志。"（漆侠1999年第32页）。这使人不禁发问，一个面对外族的连年入侵而不能自保的朝代，为何在经济、技术、文化和制度创新上却有如此的成就？是什麽原因导致宋朝在逐渐丧失大片成熟的耕地的不利条件下，获得空前的经济繁荣和技术突破？宋之后中国是否仅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有质的提高？
2.2泾渭分明的两派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其实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解答李约瑟之迷的一部分。黄宗智在他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1994第2－6页）中指出，在中国国内比较典型的看法有循环停滞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相对应的在西方则有冲击－反应论和近代早期论。在循环停滞论者看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超稳态（金观涛1984）。原因有种种，限于篇幅，仅列举几个。其一为，单一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自给自足性（陈平2000）。其二为，自古以来中国正常的制度和生产力的演进经常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断，甚至倒退，出现周而复始的循环（刘昶1980）。其三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对工商业的回报率，因而工商业无从发展（姚洋2003）。其四为，中国的文字和语法结构束缚了中国人对法理社会的思考和探索，使中国长期停滞于礼俗社会（李韦森2004）。
与这些观点对立的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在他们看来，中国最早在明朝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先后受阻于满族的入侵，以及后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许涤新吴承明1985）。但是如果将满族入侵和后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不区分它们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生产力，会难以说明同样一种生产模式，为何在欧洲大大促进了英国之外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在当年的中国却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窒息性的阻碍，这与后来上海等中国近代城市的快速崛起的经验也是不相吻合的。
近代早期论者从国外呼应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中国在明清两代并未自锁于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陷阱之中(LavelyandWong1998；LeeandWang1999)，或认为至少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活动水平和西欧发达地区如伦敦一带旗鼓相当（Pomeranz2000）。这种观点认为，若无后来的西方的冲击，中国有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可能。
当然，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例如，李伯重既支持中国在明清两朝的江南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的观点，又认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属于劳动密集型，演变为英国式重型结构的工业化的可能性不高（2000，第11章）。
2.3内卷化论和发明模式论
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是来自厂家的唯利是图，而是来自农村剩余人口在土地之外寻找出路的企图，因而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并不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西欧意义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在观察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乡镇企业的经验之后他又得出结论，工业化并不一定非在城市中进行，因而提出要寻找第三种理论和第三种发展道路（黄宗智第36页）。
林毅夫（1995）则探讨了人口与实用技术的关系。据他研究，在基于经验的发明模式盛行的年代里，中国自古以来便拥有的庞大人口使中国在创造、发明上有人口优势。但是，15世纪之后，欧洲采用重复试验的模式从事创造、发明，使发明、创造取决于试验的频率，与人口规模无关。中国庞大人口不再有发明的优势，因而逐渐落后。不过，林的理论不能解释以下事实。根据Maddison(2001表B－10)，公元元年至16世纪的长时期中，印度的人口规模大于中国，因而难以解释为何正是这段时期中国在实用技术上领先世界。其次，林的理论虽能解释为什麽中国在15世纪时开始落后于欧洲，但没有解释为什麽欧洲忽然于15世纪后找到了新的发明模式。最后，林的理论无法回答为何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中期之后，在人口几倍于宋朝的情况下，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即使不和欧洲相比，仅和宋朝之前的年代相比，也显得十分萧条。
综上所述，各种理论、观点或者认为直到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自发的现代化迹象；或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两朝的中晚期才开始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育和早期工业化的痕迹，但为外来势力所中断；或者将中国近代落后归因于中国发明模式的落伍，特殊国情引起的内卷化，语言结构的缺陷，或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政治制度等。这些假设无疑都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但是它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原始人类走出非洲丛林时，并无发明模式，国情，语言结构，文化，或政治制度等的不同，为何他们会分化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取得不同的进步速度呢？显然，造成他们后来在种种差距和不同，最主要在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
三、近代以前地理秉赋对文明演变的影响
3.1地理禀赋和最早崛起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关系
上文指出，李约瑟之谜暗含为何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西方的问题。五大洲中，农业文明最早崛起于今天的中东一带，是和当地的特别的地理位置有关的。这一地区正位于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又正好有尼罗河，幼发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等大河所形成的大片平原。因临近地中海，该地夏季干旱，冬季湿润，容易繁殖籽多而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并支撑较易驯养的大型食草类动物，却使森林难以蔓延（Diamond1997）。
这种生态环境使在此生存的人类较他处更快地驯服象马、羊这样的大型食草动物以作挽重或肉食之用，由多籽的草本植物培育出今日所知的大麦，小麦等重要农作物,又因无需砍伐森林，在没有金属利器的条件下便能开垦出大片耕地。定居的农耕生活必定导致人口的繁衍。较大的人口必定产生沟通的内在要求，于是较精密的语言和文字应运而生。人口压力也导致政治组织的产生以协调人群关系和防御边敌。人口规模并导致有关农牧业，灌溉工程，天文星象等知识和技术的较快积累和改进（林毅夫1995）。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多，居民中得以游离出脱离农牧业的阶层，分工负责社会管理，知识整理，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由于集聚效应，他们必定形成城市。这样，最早的以城市为核心，拥有文字和社会组织的苏美尔（Sumer）文明便在7千年前的两河流域产生，比其他文明早了起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Grove28－31页1997)。
3.2地理秉赋和社会－经济形态
地理位置对古文明所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起了主要作用。例如，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中国的华北平原，和印度恒河流域必然孕育出庞大的农业人口。由于缺乏天然屏障，这些古文明必然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为长期均衡的社会形态。例如，最早出现的苏美尔文明同样具有原始军事民主制的特征，但在两河流域的一马平川的地理形势下无法长期维持小而自由的城邦形态，最后难逃为巴比伦王国取代的命运（崔连仲古代卷89页）。
古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多山的地形加小而靠海的冲击平原，以及虽然靠近中东古文明，却又有爱琴海和地中海与之相隔的地理位置，使它获得不受专制王国的干预，自由地走上由雅利安人的部落军事民主制飞跃进入城邦文明的独特道路。可是，由于印度的广大平原能够支撑庞大的君主国，同样由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建立的自由城邦，无法长期存在，不久都遭并吞（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年中译本第211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数。当时中原诸国都以各自的都城为中心，互相竞争。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典希腊的城邦国家间的竞争。诸子百家可以林立的都城中自由选择一处作为著书立说，招纳弟子的立足之地，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然而，除秦国之外，这些国家之间并无天然屏障。这说明华北平原的地理环境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群雄并立的局面是无法长期维持稳态的。果然，秦以其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各个击破，灭掉六国，又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统一民众的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嘎然而止。
3.3超前的古希腊城邦
尽管每个古代文明都拥有自己的城市，但不同类型的古文明中城市的功能和人际关系可以十分不同，因而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有非常不同的影响。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在公元前的短短几百年间的所谓古典时期，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领域都处于领先水平，留下令现代人也叹为观止的灿烂遗产。
古典时期的希腊文明的主要特征便是其市民所享受的自由、民主和世俗型的城市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高度互动的经贸关系。每个城邦的幅员其实不大，一般建于沿海的小块冲积平原上。城邦间为巴尔干半岛的崇山峻岭所阻隔。古希腊的城邦不但生产农产品，更生产各种手工产品，用于交换。由于城邦大多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它们必须输出手工产品或文化产品，从海外，特别是黑海沿岸输入粮食。
这种地形对希腊城邦的发展影响深远。各城邦能借助周边的高山自卫，由于腹地有限，没有一个城邦可籍以崛起而抑制其他城市的自由发展，并必须和外界发展贸易联系（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年中译本第202页）。大部分居民住在四周的城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居于城中从事工商活动的居民的比例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很高。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雅典总人口40万，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于城中（崔连仲1997古代卷第214页）。另据Bairoch(1988第6页)估计，希腊全境的城市化水平在古典时期高达20－30％之间。这意味希腊的城市化水平在两千多年的古代，便达到了中国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才分别达到的水平。
希腊城邦国家所提供的都市环境和海外联系，使居民变得见多识广，目光犀利。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又使他们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很少束缚和禁区。古希腊哲人养成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各类问题追根刨底。可贵的是，他们并非胡思乱想，而是遵循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的形式逻辑作严格的推理和归纳。古希腊的民主体制下，公民崇尚的是以理服人，不接受绝对的权威。提出理论的人要经得起别人的反复诘难，甚至否定。这种争辩会迅速暴露谬误，较快接近真理，使古希腊的科学思想进步特别快。
所以，古希腊文明和被动、孤立，静止，人口高度分散而缺乏互动的农业文明有天壤之别。在农业文明中，城市往往只是政治控制和传播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的中心。这些中心追求的是大一统，秩序，稳定，服从和思想的同质化。因而农业文明所孵育的城市很难成为思想活跃，标新立异，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中心。
生气勃勃的希腊城邦制度在文化、科学上的进步后来为罗马文明所继承。西罗马帝国遭蛮族入侵灭亡后，古希腊的文明成果为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所保存。奥斯曼帝国攻克拜占庭前夕，大批难民携带古希腊的抄本和知识逃往意大利城市（詹姆斯和索1999前言第10页）。后来以威尼斯为代表的一些自由工商贸易城市在15世纪末以重新发现古典希腊、罗马为号召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创造了工业革命最后得以在英国出现的包括科学革命在内的许多早期条件。究其原因，威尼斯等城市在制度和功能方面和古希腊的城邦十分相象，并得益于古希腊的哲人智慧和科学传统。它们多是高度自治，工商发达，外贸兴旺，市民和外界的联系频繁的港口城市（黄仁宇1997第2章）。
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例子说明用人口和疆域的大小抽象解释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原因有其局限性。人口的空间分布形式（即取农村形式还是城市形式）以及人际互动的制度形式（专制还是民主体制），也许更能说明技术进步的速度。城市的积聚效应，民主制度下公民享受的广泛自由，使希腊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它得以通过参加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分工和贸易，迅速占据分工链的上端。难怪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国家以不大的人口规模，在知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许多领域取得和同期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成就。这是一种超前的文明，其内核之合理，优美和高尚，令人折服。
3.4英国的地理秉赋与工业革命的发端
工业革命既然首先发生在英国，表明当时的英国同时具备了工业革命所需的所有必要条件。英国虽长期处于欧洲边陲，其实和欧洲仅隔一条狭窄的海峡，并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便和欧亚大陆有交往。英国后来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全面吸收了希腊城邦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精华，而且发扬岛国航海的悠久传统，通过全球性的直接贸易有机会接触世界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成为一个领先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民族。英国具有的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比较开放的社会体系，加上地理大发现后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和海外殖民带来的黄金机会，终于造就了工业革命的伟业。
无论是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崛起，其文化、艺术、科学、政治、哲学等短期内即飞升到人类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英国自发踏上工业革命的不归路，地理禀赋都起了主要作用。由此可见，当各个民族还处于自在状态时，地理禀赋对每个民族的局限也好，恩宠也好，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为何陷于农本社会，没有自发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显然不能离开对中国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分析。
四、要素禀赋理论和内生型城市化
4.1赫克谢－俄林理论的启示
经济学中，对地理秉赋的影响十分重视。例如，赫克谢和俄林用两种要素，两种产品，和两个部门的模型，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推出以下结论：各国的产品构成，分工和贸易格局主要由本国的要素禀赋的比例所决定（Krugman和Obstfeld2000第4章）。例如，在只有土地和劳动两大要素，两个生产部门，两种产品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本民族福利的极大化，相对劳动来说土地更为丰富的民族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土地来说劳动比较丰富的民族，则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判断某一产品是劳动密集型还是土地密集型的标准，主要看每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土地要素的量相对劳动要素的量何者更为密集。
根据赫克谢－俄林理论，如果一个民族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例如土地这种要素突然变多，假定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各部门要素比例不变，不但新增土地的全部会进入土地密集型生产，而且本来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一部分土地和劳动此时也会流向土地密集型生产。所以按照这个理论，一个本来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的民族，在获得新的土地之后，不但会将所获得的土地全部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而且会将原来用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一部分劳动和土地转而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中去。
4.2制度创新，内生型城市化和增长
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只有三个。它们分别为投入的简单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第一种增长源泉有其局限性。地球上任何民族都没有无穷无尽而种类齐全的资源。因此，单靠投入的简单增长，经济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更有效的两种增长途径。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力边界的向上外移，因而用同量的投入可得到更多的产出。制度创新表现为产出由生产力边界之内移向边界。因而用同量的投入也可获得更多的产出。其中制度创新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但能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而且会提供技术进步的强大诱因，间接地将边界外推。所以，制度创新是使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主要途径。
具体来讲，内生型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优良环境的原因如下。首先，以Lucas(1988;1993)为代表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因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他的近作更进一步指出，城市通过吸引农村移民，使他们在都市的环境中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达到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经济的内生增长（2002）。在城市的环境中，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之内，大大提高它们相互碰撞和结合的机会，因而不但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使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例如，工商型的城市环境会聚集大批的能工巧匠，专家学者。城市比较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便于他们的接触，来往，交流，切磋，因而容易产生思想的火花，导致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
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的外溢效应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还取决于居民吸收知识的能力（潘士远和史晋川2001）。谬误和落后的东西在城市的环境中比之在农村更容易被识别、鉴定。先进的和科学的东西也更容易为教育水平较高，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所欣赏、传播。这是因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容易通过书报、杂志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因而知识的积累和转播的速度因人口的密集而大大加速。
人口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的高度密集，大大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城市的环境里生存的人口，由于离开了耕地，每个人都要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糊口。所以，密集的人口不但为广泛的分工提供客观环境，而且逼迫着大部分人走向分工和专业化的道路。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近年来，以杨小凯（1991；1999）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劳动分工和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把分工的意义上升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的高度。而城市这种人口的空间密集分布形式向不断细化的分工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动力。
同时城市环境中人口和企业的密集使企业得以就近获得现成的大市场。由于市场往往大到足以允许许多同类企业的并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以免被淘汰出局。这种环境有利于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脱颖而出，新的技术和新的制度容易得到模仿和推广。
内生型的城市由于依靠工商业得以繁荣，因而比较愿意支持有利于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制度安排，比较愿意给市民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反过来，制度、法规的完善又大大促进技术进步。可见这样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内生型城市化的好处的认识，只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发达才完成的。历史上，城市化只是人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自发的社会形式，并非自觉的选择。因此，这种自发的社会形式往往受到种种的外界影响而变形。如果说巴尔干的地形对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发生极大的作用的话，那么宋以来中国疆域的变化对中国的城市化和早期工业化则发生相反的影响。
五、宋元明清四朝的疆域和人口的逆向变化
5.1历代疆域和耕地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中，疆域最小的是宋朝，最大的是紧接着的元朝。北宋在西夏和辽(后来的金)的逼迫之下，丧失了部分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国界被推到长城以内。到了南宋，更丢失了位于淮诃以北的所有平原以及号称富甲天下的关中平原。北宋和南宋也都未能控制今日四川、贵州的部分和云南的全部。这些地区当时在吐蕃或大理国的控制之下（谭其骧1996年第六册第3－4页和44－45页）。
出处: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604-606页。本文转引自赵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7页。
可惜，中国并没有可靠的耕地统计。先看中国的耕地面积。表二根据的是赵岗的研究结果（1982）；表三根据的是梁方仲（1980）的研究结果。比较两者的数字，10世纪以前赵岗的数字小于梁方仲的数字；10世纪以后，赵的数字大于梁的数字。有些年代中国的耕地面积起伏很大。例如，由汉朝到隋朝，耕地面积扩大两倍多，接近今日中国的总耕地面积。但到了疆域广大的唐朝，耕地面积反而缩小（表三）。有时仅仅十几年内便见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例如，明朝初年由3.67亿亩扩大到8.51亿亩只用了12年（表三）。显然，增加的耕地大部分是曾经耕种过，后来因为战乱而抛荒的土地。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一经开垦，很难彻底破坏。一旦需要，抛荒的土地可以很快恢复生产。于是我们可以推测，明初的12年里一定有大量的人口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这些一度抛荒的土地。这正是赫克谢－俄林模型所预言的。
出处：赵岗陈钟毅1982
出处:梁方仲（1980）甲表1的数字四舍五入而来。
我们还可作如下的推理。如果较早的朝代已经达到某一耕地面积（例如汉隋唐），而后来的朝代的耕地面积减少许多，要麽这个朝代的实际疆域减少许多（例如宋朝），要麽这个朝代的人口减少，因此实际利用的耕地减少（例如元、明、清的早期）。鉴于历代的耕地数字出入较大，所以，本文用历代的疆域变化来近似中国可耕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唐和元虽然将中国的疆域扩大很多，但新的疆域的可耕地的含量大大低于宋朝丧失的疆域的可耕地含量。明朝保有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农耕地区，因而明朝的可耕地面积应远远在宋之上。而清朝的可耕地又远远超过明朝，应该是无疑问的。
5.2历代的人口变化
图一由AlbertFeuerwerker绘制，引自Ropp（1990第227页）。由該图可以看出中国从9世纪初（唐朝）的5千万人口增加为1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中期）的1亿1千5百万。对南北宋历史的初步回顾可看出，宋朝的人口总的趋势是稳步而比较迅速地向上，和唐朝相比有较大的增长。从唐到宋的整个历史期间，人口都是向上的。即使唐之后中国分裂，出现所谓的五代，但很快又由北宋统一。期间中国总体的人口并没有下降。这和后来的元灭宋，明灭元，以及清灭明时北方人口锐减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由于北宋的疆域一开始便比唐朝减小很多，处于北宋控制之下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一带又正处于前线，受到辽、金和西夏的骚扰和入侵，生产备受威胁、破坏，当地人口不断南迁到淮河以南。到了南宋时，疆域进一步缩小，连原来在黄、淮之间定居的汉人也有迁到长江以南避难的。由于华北和淮北与江南之间基本上是一马平川，并有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的舟楫之便。交通的便利使南迁的路线一般是先向集中，再向南，向西迁徙。因此当时江浙一带的人口特别密集（漆侠1999第77页）。江南的农村毕竟无法完全吸收北方不断迁入的人口，他们便在江浙一带的城市中寻找工作，促进了城市人口的上升（赵冈1995第61－68页）。
5.3历代人均耕地的变化
然而继起的元、明、清三朝的疆域相对北宋，特别是相对南宋，是大大扩大了。上文指出，宋朝失去的是久经开发，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这部分土地在元、明、清三朝的早期虽一度荒芜，但不难得到迅速开发。所以，元、明、清三朝的早期，人口会流向这些地方。
由此可见，与元、明、清三朝相比，第一，宋朝的疆域在開國時就較小，以后中原岌岌可危，最后則大部丧失。第二，宋朝的人口在开国时就较前朝为大，到了北宋晚年，人口已为盛唐人口的两倍（图一）。宋朝在其存在的300年间，一方面北方领土不断遭蚕食，最后连首都也被迫自开封迁往杭州；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科技发明出现高峰，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如何解读这幅十分矛盾的图画呢？答案在于疆域改变引起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变化。
出处：赵岗，1995。
出处：梁方仲1980。
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
6.1中国历代城市化水平的变迁
疆域相对人口的显著变化必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的深刻的影响。从表六看，南宋达到中国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宋朝以拥有规模宏大的都市闻名，例如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人口均在百万以上,名列世界首位。长江下游地区和浙江，福建沿海出现许多繁华城市（Gernet1962；斯波义信1975），苏州，南京，杭州，宁波，泉州等都是闻名中外的贸易城市或活跃的国际港口。比较表六和表七，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指标也领先欧洲主要国家。
然而1500年以后，正当西欧各国，特别是意大利和荷兰两国的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时候，中国却重返农本社会。由表六和表七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到1820年时已经降为6.9%,相当于欧洲1300年的水平。另外，1500年直至1700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十大城市例如后来成为科技发明重镇的巴黎、伦敦、威尼斯、米兰等，均位于西欧。中国以世界第一的人口，自1500年起，4百年期间竟然未有任何城市位列其中（LoandYeung1998)。
赵岗指出（1995第165页），"在中国……自宋代以后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程度减弱，大中城市停止扩充，而市镇则大量增加，整个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向农村靠拢。"宋朝之后中国城市化水平逐渐倒退，人口的多数重新流向农村，自然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出处:赵岗(1995)第76页。
出处：Bairoch(1999表11.2）
出处：LoandYeung(1998)表3.1
6.2城市形态的显著变化
宋朝的城市相互间发展出密切的商业来往和生产合作，和全国各地农村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活跃的城市商品经济必然波及广大农村。许多农户成为面向市场的专业户，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宋朝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当时的矿冶、军工、造船、陶瓷、制盐、纺织、造纸、印刷、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最为显著。例如，宋朝的金银铜铁的产量不但远远超过唐朝，而且明清两代也无法望其项背（陈智超乔幼梅1998）。
虽然宋朝在城市形态上对汉唐有很大的突破，明清的城市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反而有倒退的迹象。首先，象赵冈指出的，中国的大城市停止扩大。第二，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流往农村，流往陆路交通十分不便的西部，西北和西南，当地人口只能选择自给自足。这使中国的社会分工下降。第三，由于明清两代的海禁，宋朝时一度因国际贸易而繁荣的港口城市失去了内在的活力。第四，明清时的京城如南京和北京，其城市设计风格更接近汉唐时追求的等级和威严，而不是宋朝时的世俗和便民。
6.3纳贡体系的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华而不实。宋朝虽然疆域狭小，强敌压境，出于对关税收入的重视，十分鼓励国际贸易，只是"严格限制朝贡贸易"（黄纯艳2003第77页），以减小损失。宋和辽、金、西夏有权场边境贸易，和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有海上贸易。宋进出口的商品达400多种。从史料来看，宋进口的大多为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以弥补土地和资源的不足；出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品，例如茶，瓷，丝，手工产品，及文化产品等。所以宋的国际经济交往十分符合现代贸易理论所示的方向。
宋政府对民间商人经营外贸则持鼓励态度。民间商人只要按规定领取公凭，交纳关税，不往禁区贸易，不贩禁物，便是合法的贸易者。宋政府对贸易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直至授予官职。对外商的待遇更为优厚，他们有在中国的居住权和贸易权，并有入学，入仕的机会，其财产和习俗也能得到尊重（黄纯艳2003第85页）。
宋朝政府由于自身比较虚弱，对城市工商业的控制和海外贸易的管制采取的形式和汉唐以及明清相比，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例如，宋政府对工商和外贸的管理主要出于征税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宋政府给予民间更多的自由从事国内外的贸易。由于严格限制得不偿失的纳贡贸易，宋朝政府实际上将对外贸易的空间的相当部分让渡给民间。这就给民间自发推动市场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例如，当时参与外贸的阶层不但有商人，还包括官吏，军人，僧道人员，和一般的寻常人家，可谓十分广泛。他们或兼业性参与海外贸易，或因生意做大，不再出海而采用"雇人贸易"，或因资金有限而采用"合资经营，几人同租一船"，或干脆"租大商海船的舱位，出海贸易……"（黄纯艳2003第103页）。
这些做法表明，民间的各行各业不但对海外贸易抱有极大兴趣，而且正在探索集资和股份的渠道。若能坚持下去，这些做法也许会导致融资和集资的新制度。然而明清两朝至少中期之前都有大片荒芜的土地急等重新开垦，人口有极大的回旋空间，政府可以全面实行海禁，并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而不会有严重后果。郑和虽七次率领庞大船队访问西洋，名扬四海，然而代表的只是一种政府的垄断行为，因而并未找到任何商机，得不偿失。郑和的财政和政治后台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违反商业原则的远洋因失去政府的资助而寿终正寝（费正请1994第142－143页）。这场早于西欧的远洋对明朝的市场制度，商业制度，金融制度，和明朝的科技发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清朝同样实行海禁和垄断性的纳贡制度，民间难以探索新的金融制度，也无法开拓新的贸易机会。
6.4元朝后中国地理禀赋的变化与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惯性
宋朝以后中国的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时，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幔，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陈志武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并巩固了对台湾的主权。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总数达几十万之多。对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是极大摧残。
由此可见，宋朝之后，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仍在，然而它们逐渐退化，既失去国际贸易的机会，又因全国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发展工商的机会。即使宋朝时一度成为工商兼外贸型的城市，例如开封，杭州，此时已经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内生增长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术。中国社会丧失了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几个皇帝虽然被不少人歌颂为明君，其实他们并没有远见卓识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没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主动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们的千秋功业只是使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大，并将北方的蛮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国北疆威胁，使中华帝国在垂死之前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再次升高时，世界的格局已经俨然形成，中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也已显著拉大。等到1840年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中国社会已经烂熟，全国上下对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几乎失去辨识和沟通的能力。
七、结束语
由于华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带自古便能支撑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国虽较中东为晚，但比起较不利于农耕的周边地区来，还是更早地出现了有文字，城市等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这种较先进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这一核心农业区。人口压力一般通过向西，向北，向东北，特别是向南的周边地区的迁移获得舒解。这种周边存在广大未开发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环境，既使中国的文明日益壮大，又使这一文明容易产生内在的惰性，不需太多的社会变革便能延续。同时，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也十分不利于对真理的彻底探索和科学精神的形成。
果然，宋朝不但达到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态也有很大的突破，由军事－政治中心演变为工商和外贸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和外贸自由也较前朝为高。期间中国出现和农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对工商，军事和外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高潮。疆域相对人口的不利变化，使宋朝更有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手段，特别是寻找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机会。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社会试验，并不能象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有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现成的榜样和启示，因而可以自觉地作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因为拥有先进武器的宋朝统治者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继宋而起的朝代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发生极大的逆转，结果是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带来的相对集中退化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门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对广布。成为对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只能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面对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陆，陌生的文明，这种开拓面临暴利，也面临风险，需要新的知识，新的技术，而且必须有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重新回到传统的沿陆路扩散人口的老路上去。这条老路中国几千年来已经驾轻就熟，对社会组织和技术并不构成太多的挑战，却造成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在当时的基础设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削弱，导致社会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国严重丧失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源泉。
发生于1776年的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用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指引下，比较自觉地遵从这种发展模式，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影响遍及全球。这说明，这场革命后地理秉赋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大大减小，因为再没有一个民族能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受惩罚。然而，由于惯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环境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处处皆是。
令人高兴的是，自1978年来，中国主动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使经济和社会日益变得自由，开放，充满活力，并使中国的东部沿海成为世界分工链的重要部分。然而，对中国通过什麽途径实现现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因此面临如下的两难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以便让东部沿海获得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链的较高部位；还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等等的过多忧虑，对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疑虑重重。换言之，究竟是通过彻底融入世界经济，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轨，以求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是拒绝彻底走出农本社会，限制农民进城定居，力保粮食自给，以发展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化为途径，力求避免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争论并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