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老板，数据支持：远川研究，转载自饭桶戴老板
雏鹰农牧是A股第一家养猪上市公司，每年来调研的投资者很多，他们的共同点是下车后都会先猛吸一顿鼻子，试图嗅出空气中的猪粪味儿。不过进了厂区，他们便会被接待人员拉到一个4800平米的展厅，门口赫然写着三个大字：猪公馆。
猪公馆有精致的猪文化看板，有巨大的养猪场模型，厅中央还摆着一头白胖的肥猪塑像，周围环绕着四只小猪，引得访客纷纷合影，竞相与猪同框。2016年我去调研，刚一进门，讲解员姑娘就大声地说道：“我们这儿展的全是猪！”
我看了下墙上贴满的领导合影，顿时感到中原大地民风淳朴。
雏鹰的老板是薛店镇本地人侯建芳，故事很多，比如从国学班挖了个女讲师来做总裁、资助儿子侯亭阁搞电子竞技、豪掷上亿入股沙县小吃、转型搞金融最后负债百亿等，这些故事在资本市场圈广为传诵，共通点就是：跟养猪没什么关系。
2019年是己亥猪年，但迎来本命年的雏鹰农牧却流年不利。去年下半年以来，雏鹰陆续被曝出财报造假、现金流紧张、股票质押被平仓、信用等级被下调、用猪肉来“肉偿”5亿贷款等负面消息，而侯建芳所持的12.6亿股股份也被轮候冻结。
上市公司陷入困境，产业链上的养殖户也不好过。据新京报报道，雏鹰合作养殖的三门峡市中朝村的养猪户张大飞，从去年11月开始就遭遇了饲料供给短缺，在把家里秋收存下的2000多斤玉米喂了猪之后，最后还是在15天里饿死了57头猪[4]。
2019年1月30日，在离春节还有6天的时候，雏鹰发布公告称预计亏损29~33亿，理由是“公司资金紧张，饲料供应不及时，公司生猪养殖死亡率高于预期”。面对这种“扇贝跑了”级的解释，有网友调侃：如果按肉价来算，这至少得饿死百万头猪。
百万头猪倒在了猪年春晚之前，仿佛给这一年定了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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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猪周期”，故事和情节都非常类似：猪肉价格下跌——养殖户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量减少——肉价再次上涨——养殖户倒过头来大量补栏——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剧增——猪肉价格再次下跌。
2006年以来的三轮猪周期，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节奏来走的。在每次周期底部，养殖户都会陷入亏损，开始淘汰（杀猪的文雅说法）母猪。有人会疑惑：既然猪周期明确存在，为什么养殖户不逆势而为，在底部扩充产能，等到周期顶部时赚大钱呢？
这里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始是中国的养猪业跟中国的证券市场一样，散养户太多，占比接近50%。这些普通的农民家庭，并不懂高深的周期理论，只知道在肉价暴跌时杀猪抛售，在肉价大涨重新上马。他们起早贪黑，泪水和汗水一样多。
而在2018年这轮底部，除了亏损导致的去产能外，又叠加了一只非同寻常的黑天鹅：非瘟。
但非瘟间接“消灭”的生猪数量远超116万头，根据新牧网的调研显示，全国各地区的养猪产能去化严重，去化中位数为50%，个别地区如江苏甚至减少超过80%，各地散养户的抛售和清场是这种剧烈去产能的主要原因。
最终的猪肉减产是多少呢？咱们不敢妄加揣测，只看权威数据，比如中国肉类协会会长李水龙就做过估算：2019年猪肉总产可能下降15%-20%，即减少800万-1000万吨，“也有认为减产可能达到40%，缺口在1500万吨以上”。[5]
猪肉也是同样道理，微小的供给减少就会引发价格暴涨。比如在2007年，我国生猪供给减少8%，而猪肉价格却上涨了65%左右；2011年，我国生猪供给减少了6%，猪肉价格却上涨了46%左右；2016年，生猪供给减少3.3%，猪价却上涨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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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芳在带领雏鹰农牧沉迷资本运作之前，也是一副浓眉大眼，专心养猪的朴实形象。
1988年，三次高考落榜的侯建芳心灰意冷，决定老老实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种地显然不能致富，他就琢磨着搞农副产业。在去郑州上了23天的畜牧培训班后，侯建芳回家借了200块钱创业，开起了养鸡场，很快就挣到了第一桶金。
2004年，养鸡吃到甜头的侯建芳挺进养猪业务，在经历了几番波折后，雏鹰农牧逐渐形成了“公司+基地/合作方+农户”的独特模式，带动了当地不少农民致富。在2006年，雏鹰农牧的利润首次超过了1000万，后来更是连年翻番。
侯建芳身上有着明显的那种80年代乡镇企业家的精明和土气。2007他去深圳华商书院进修“国学”，认识了在书院里担任国学讲师、从没接触过企业管理的美女班主任李花。有一天，侯建芳从郑州飞到深圳，找到李花，一脸真诚地表示：
李老师，我观察您很久了，您就是我一直想找的人才！
就这样，国学讲师成了这家养猪企业的副总经理，后来更是升任总裁。侯董事长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魄和“万花丛中唯有你”的慧眼，被各路掮客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公司上市后，他们揣着各种项目和方案，纷至沓来。
猪周期下行阶段，雏鹰上哪儿弄这么多钱？2018年6月市值风云发表了一篇质疑雏鹰财务造假的万字长文[6]，揭示了它家的一项新发明：猪圈转移大法。简单来说，就是跟股东募资建猪圈，建好后迅速卖出套现，拿到钱后去搞别的，路子很野。
对于这种从朴实土气变得浮夸虚荣的人，郭京飞在《都挺好》里骂的那句话就挺好：“苏大强，我妈去世后，你变得太狂野了！”
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雏鹰在2018年6月被市值风云质疑财务造假后，后面连续遭遇评级下调、资金链断裂、债务违约、业绩巨亏的漩涡之中，最后在猪肉价格飞涨的2019年8月份，这只昔日的“养猪明星股”，被证监会勒令退市。
侯建芳着急转型，有人认为是猪周期的寒冬所致，也有人认为是资本市场诱惑太大，但就是没人提过这点：侯建芳可能是真的不喜欢养猪啊！
侯建芳和祝义才想转型互联网和地产，可以理解，不过讽刺地是，那些互联网和地产领域里的大佬，却都想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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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选在丹寨县，目的是扶贫。首富出手，自然不同凡响，他计划建设30万头规模的黑毛猪养殖场和屠宰厂，由万达提供猪仔和饲料，全县贫困人口无偿入股养殖场，享受分红，生产出来的猪肉直接通过万达广场卖到全国。
王健林的吃惊并不令人意外。这些年，跨界进入养猪行业的巨头此起彼伏，比如高盛、网易、复星、碧桂园等跟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公司，他们进到行业里才发现，这门古老的技艺已经成为一项耗资巨大、管理精细、技术密集的生意。
建国后的养猪模式，经历过三个阶段：1950年到2000年以农村散养户为主，在宅基地的猪圈里养；2000年之后是专业化养殖户崛起的阶段，逐渐形成“公司+农户”的温氏模式和“一体化自育自繁自养”的牧原模式，大型养猪巨头不断涌现。
网易和万达这种养猪门外汉，不擅长跟农民打交道，只能选择自繁自养的牧原模式。但这种模式是名副其实的重资产投资，每10万头猪投资额超过1亿元，再加上节节上涨的饲料和人工成本，难怪连中国首富都抱怨嫌贵。
除了投资大之外，养猪的难度随着规模不断变大。一个出栏量10万头的养猪厂，不仅要操心育种、饲料、人工授精、疫苗、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无数琐事，还要琢磨如何提升料肉比、PSY、商品代存活率等核心商业指标，管理成本极高。
正因为如此，万达在动手养猪前犹豫了半年，甚至考察了全国5个养猪企业，发现都不怎么挣钱，于是便放弃了在丹寨县养30万头猪的宏伟大计，转而开发万达小镇，搞旅游地产和商业地产，回到了万达熟悉的老本行上去了。
除了万达之外，那些嚷嚷着要养猪的大佬们，最后基本都是纸上谈猪，雷声大雨点小。因此，下次再有人声称要去下乡扶贫，建议大家先查查当地主官的姓氏名讳，就会理解：有钱人做事的目的，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养猪难，难养猪，这不仅是地产和互联网巨头的感受，也是这两年普通养殖户们的感受。
2014年之后，散养户开始大量退出市场。这跟农村劳动力减少有关，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环保禁养限养越来越严。光在2016年，因环保整治而减少的生猪存栏就达到了3600万头，到了2017年，又有2000万头猪被环保淘汰。
到了2018年，非瘟的肆虐让散养户的退出速度大幅提高。幅度有多高，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国家统计局在山西晋城调查走访，发现由于疫病的影响，这个年出栏量近180万头的山西生猪产业第一大市有三分之一的养殖户选择退出了养猪业。[5]
谈到养猪，我们总喜欢聚焦在那些玩票的商业大佬、作死的A股老板、疯涨的养猪股票身上，而那些黯然离去的普通养殖户们，他们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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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59年10月31日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过一封信，里面讲道：“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头版上印上了六个大字：“猪为六畜之首”。
60年过去了，这么深刻的总结，我觉得有必要再学一遍，比如在猪的本命年，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下那些起早贪黑伺候六畜之首的农民们？
“去年一些地方为应付环保检查，把农民家里的猪圈、鸡舍、羊棚全拆了，农民意见很大，认为这是胡来，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让农民养猪、养鸡、养羊怎么能行呢？应在粪便的处理上想办法，而不是毁掉鸡舍、扒了猪圈。”
最有效的供给侧改革，莫过于政策叠加老龄化带来的一整代人的退出，他们黯然离去的故事，在无数所谓的“低端产业”里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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