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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描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污染的表现、类型、状况和危害，到剖析资本家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再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建构，分别由浅入深地对资本主义工业开展了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直至生态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我国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
当我们曾经为之顶礼膜拜的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之时，人们开始冷静头脑、深入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派别都从不同角度开始了对工业文明的重新审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弊端初露端倪时，就已经开始了他极具预见性的系统思索，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阐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历史背景
（一）工业革命的兴起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
（三）世界市场的形成
二、马克思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批判
（一）现象批判：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反思
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方式直接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得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惨乱不堪，使得整个社会也深陷生态危机。
（二）本质批判：对资本主义环境恶化根源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生活状况、工人生产环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等种种事实后，又对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1.诘问人类思想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人们对于自然界认识能力的不足，导致人们没有真正看清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充分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自然科学的兴起，唤起了人们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这一时期，“技术至上”的口号响彻整个世界，随着人们对自然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相信人是万物之灵，凭借科学技术可以统治世界。这种对自然界没有丝毫敬畏的心理，终于支撑着人们把地球宰制得千疮百孔，把大自然盘剥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每一次人类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对大自然肆意掠夺后，总是伴随着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告诫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④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⑤
（三）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超越
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就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两方面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不破不立”，以上两个层面的深刻批判相当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破”，而在这一部分，要重点探讨生态批判“立”的一面。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透过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恶化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的生态批判，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尽量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而逐步实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
（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先声
（三）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指导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其内蕴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环境危机;文化价值观;反生态性
我们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可以弥补以往人们总是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度批判消费主义的不足,而显现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文化传统,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典型。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时说道: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不过是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自由主义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脱离国家整体主义结构的原子式个体,从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到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私自利成为自由主义追捧的个人全部生活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人们的精神贫困化就开始了。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启蒙理性运动以来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词。“自由”被描述成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独立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基本权利。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视为这种新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一直贯穿其发展的一切阶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轨迹。
莱斯进一步指出,至关重要的不在于“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成了它的信条”,而在于“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遭到破坏”[3]49。因此,莱斯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把个体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控制下,资本主义为了公共消费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为都得到了人们奋力的坚持。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列举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原本统一的关系,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中对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追捧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他说: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把自然界舒适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的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4]。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成了“自然资本”,人们的自由的表现就依赖于掌控资本的程度和扩张资本的速度上。
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这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6]。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清教徒式勤俭节约的世俗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被另一个极端的贪婪攫取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的阶段就已经带有这种潜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8]。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热衷于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由此,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表现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方面,人们通过机器和技术提高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们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这样,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趋向、个人利己主义的本性在资本增值的无限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直以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原则的真正缘由。
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时也指出,经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金钱和利益关系,由此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视为一种工具关系,对生产与利润的无限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高兹看来,只有让创造性、快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选择,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远景”。可见,高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视为是内在反生态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于其中的反生态的根源。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在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家就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不断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家赢利的工具。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对这种情形也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它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社会,消费取代了生产的角色,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对马克思时代生产决定论的“颠覆”。一些“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徒’的主题”[12]。
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它选择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生。今天,消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泛滥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维度,即在消费社会,物质消费不仅包括“功能性维度”的消费,而且包括“符号性维度”的消费。物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物的符号性意义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导致异化消费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号化意义的凸显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致在当今整个由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号化审美意义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样,从物到符号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变化标志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维护政治稳定依然脱离不开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富裕和制度优越的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恰恰紧紧抓住了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它批判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且指出蕴含在消费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本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所在!
[内容提要]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它们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它们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此换取自身的物质丰裕和愉悦生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关键词]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把自身产生的生态垃圾和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居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西方民众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占人类1／4人口的西方民众享受愉悦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承载着西方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移，支付着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成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贫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下降。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披露，一半的非洲人生活极端贫困，1／3的人处于饥饿状态。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生活费为1美元的人口比例为49％。这些与十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发展。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负责人布朗的话引人深思。他说：“在欧洲国家，一头牛每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但与此同时，却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大多为10％－19％，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为50％－59％，有些贫困地区恩格尔系数甚至高达80％－90％。”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众多民众长期挨饿，几乎难以生存。2008年，东非至少有1400万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厄立特里亚人口营养不足率高达72％，海地46％的人营养不足。全球有22个国家处于长期高水平的饥饿状态(30％以上的人口食物不足)。这些国家均是发展中国家。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古已有之，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则是在近代以后开始产生，并逐渐显现的。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要害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为资本积累而进行的生产把追求利润放在至高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不断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资源，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不惜污染环境。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证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全球生态环境世界历史
除了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如历史上的小冰期)及其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外，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近代以后逐渐产生的。这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而变得愈加明显和严重的问题。15、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许多活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有一些活动尽管发生在局部地方，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另一些活动发生在这一时代的初期，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的、累进的过程却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资本的扩张最终都要通过侵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来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包含了不断破坏生态环境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一、生态环境问题：从地方性到全球性
不过，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阶段，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性而非全球性的问题。当时，全球联系还未建立；世界市场还没有形成；没有因为大生产而引起的严重的大气污染；没有大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核爆炸、核污染的威胁；等等。那时的生态问题主要由人口繁衍对土地造成压力所引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垦山地、林地、荒地、滩涂，造成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并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等。但这些问题的影响一直局限在局部，比如砍伐森林，近代以前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随人口增长而砍伐森林和开垦土地的情况，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后果从未影响到全球。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一如欧洲。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后果。以明、清的人口迁徙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为例，可以说明前因后果。由于人口增长，明、清时期，我国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之说，表明了当时的人口流向。移民大量涌入，耕地便不断地从平地向低山、中山、高山地带拓展。结果，林地面积逐渐后退、减少，原本是豺狼虎豹出没之地，到后来演变为“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的境地，原始生态遭到破坏。学者高寿仙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中的“快速恶化期”，人力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因素，致使“不少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抗灾能力急剧下降”。从目前的有关研究来看，明代是一个灾异频发的朝代。而且各地都普遍出现旱涝灾害。但从灾害的发生范围来看，这些灾害多为区域性或流域性的。清代生态环境的破坏比明代更严重，学者张研称清代的自然“渐失丰饶”，旧的生态体系在17－19世纪结束。它的后果一如明代，其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对“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以上两个发生在欧洲和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比较严重破坏的事例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确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的扩大而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近代以前，这主要是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由于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来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近代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而悄然来临，并越来越严重。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从以前的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简单地扩大到全球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破坏的方式、内容、程度和后果，并且归根到底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新问题。
仍以毁林来说。同样是欧洲人砍伐森林。后果却是全球性的。
二是砍伐森林的主要目的是牟利。如果说，以前的毁林主要是为了开垦土地，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那么，近代以后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到处伐木，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牟取利益。木材成为一种商品，伐木成为一种工作，殖民者将砍倒的树木运出林区，卖到远方的市场而赚取利润，如上述对巴西红木、缅甸柚木的采伐；或者是为了在通过毁林而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别的植物，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商品。例如，当橡胶成为19世纪欧美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商品时，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开始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清除茂密的森林，建立橡胶种植园。
三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大规模地砍伐。由于市场对木材需求的扩大而大规模采伐森林，引起全球森林资源急剧减少。自18、19世纪起，随着欧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泛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增，成片的原始森林成为西方人大肆砍伐的对象。如巴西的大西洋森林虽然很早就开始遭殖民者的侵蚀。但早期的殖民掠夺并未对它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到1822年巴西独立时，大西洋森林还只消失了一部分。但是，大西洋森林的消失速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加快，铁路建设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枕木，同时也使火车这种现代的运输工具可以自由地进出大森林。从此，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直到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如今，大西洋森林最多只剩下8％。南美热带雨林的生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它的面积急剧缩小，物种大量消失，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很多美景成为人类的记忆。
从西方人在世界范围砍伐森林，到砍伐的目的、规模、速度、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来看，近代以来因为商品生产的需要而对森林生态的破坏与以前主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而毁林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承认森林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对于调节全球的气候、净化空气、涵养地表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认为地球上到处消失的大片森林，尤其是像巴西的热带雨林那样的原始森林的大面积减缩，已经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后果是由西方殖民者进人世界各地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所以，就森林消减这一事例来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从近代以后逐渐产生，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没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维度。我们就看不到这一问题与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别，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
事实上，近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森林减少这一个方面。在这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对全球生态环境起消极和破坏作用的活动还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后果也更加严重。一些经济活动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又严重地污染环境。比如18世纪下半叶以来，煤炭和石油作为大工业的能源先后被大规模地开采和消费，不仅过快地消耗了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而且造成了大气污染；化学工业是19世纪新兴的工业，随着这一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有毒物质被大量排放和散布到全球各地，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永久性的毒害，对人类的危害不论是显现的还是潜在的都无法估量；在20世纪，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使人类生活在全球毁灭的恐慌和阴影之中。
如此这般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近代以前的人类从未遭遇过。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生态环境
近代以前不存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没有一种力量或一个因素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形成。这个经济体系从15、16世纪起一直发展至今，被人们称为“现代世界体系”。随着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就逐渐出现了。尽管在这一经济体系的历史早期，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还不突出，但后来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其源头仍可追溯到这一经济体系形成期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到工业化以后，这一经济体系对世界资源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了。
这个经济体系由资本主义驱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世界性的特征。
资本主义起源于地中海周围的地区，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15世纪前后，这个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处的区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长途贸易的中心，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后，全球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便适时转移到以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中心的西北欧地区。在那里。经济活动具有更加明显的全球特征。工业革命以后，这个经济体系的世界性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就是当今的“全球化”现象，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趋势。历史地看，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由于资本的力量所驱使的、从15、16世纪以来就处在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世界性联系发展到当前的一个状态。
根据15、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它在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创全球联系的主角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是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当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那个时代的资产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奔走、到处创业、到处落户，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产者及其人们只不过是借助了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加高效、快捷的交通和联络方式。更加方便地奔走于全球各地而已。他们与他们19世纪的前辈有共同的志向，就是通过资本在全世界流动，实现最大的资本增殖。
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决定了资产者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在这一经济体系的早期阶段，换言之，在16、17世纪，在这一体系的核心地区，生产力还处在手工生产阶段。在世界上“配置”资源的能力还有限，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还拿不出足够的、可以吸引人的产品与亚洲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交往。所谓“核心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资需求主要限于在当时被称为“奢侈品”的丝绸、香料等物品，而大宗商品也不过是粮食、木材。所以，从生产和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一经济体系在当时能调动的全球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还不大、不多，这种情形下的资源配置似乎还不足以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不过，破坏性的趋向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现。当时的一些经济活动已经表现出了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的特征。从长期看，这种掠夺性的经营方式意味着生态灾难，本文前已提到的森林砍伐就属于这种情形。关于狩猎和毛皮贸易是又一个事例。狩猎是自古以来到处都存在的活动，而毛皮贸易也一直是市场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经济体系早期出现的一些活动就认定当时全球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事实上，在16、17世纪，全世界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与毛皮贸易有关、后来被大肆捕杀、甚至灭绝的紫貂、黑狐、海狸、海豹等动物，那时也未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掠夺性的贸易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去看，那么，早期的商人和殖民者，即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就是导致后来全球资源遭到大肆掠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整个过程的开端。
到18、19世纪，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兴起，资源“配置”完全就是全球性的了。工业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生产力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增加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区，英国调动了全世界的资源。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谷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森林；澳大利亚相当于我们的牧场，而我们的牛群在南美：……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全在印度。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二是环境污染前所未见。工业革命期间，煤炭成为大工业最主要的能源，生产量猛增。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达到一年1500万吨左右。而在156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才22.7万吨。这240年间，英国的煤炭生产量增加了66倍。以英国煤炭生产量急剧扩大的趋势，可知工业生产大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化学物品的污染危害更大。化学物质对人类的毒害早就发生过，比如水银这种剧毒的物质常常是矿石冶炼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采矿区都会发生有毒污染。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化学工业竟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发展起来，新的化学品的生产和化学污染物质的排放都大大增加了。从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废料，使河里的生物灭绝，并危害人类健康。化学品之所以最难容忍，在于这种物品即使少量释放，也常常是难以消除的，并且会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以上情况说明，全球性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是在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形成以后逐渐出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世界市场似乎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工业革命在大规模地消耗资源的同时，也使环境的污染规模化了。
但是，经济活动的世界性难道必然要破坏全球的生态环境吗世界各地互通有无式的贸易往来，以及在工业革命时代因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所带来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结果，本来可以造福于人类，与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它们之间竟然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问题出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
三、资本积累趋势的生态环境后果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无限积累趋势所隐含的生态环境后果。
资本是资本家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取利润的生产资料和货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资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它被称为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资本是指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可大可小。这部分资本因而被称为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所购买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我们以前对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这两种方式的了解，主要是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人的残酷剥削，而关于对人的残酷剥削又是如何引起对物的大肆消耗、进而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上述两种剥削方式都包含着消耗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的趋势。比如提高劳动强度，“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有同样的结果，过去一个工人用手工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同一个工人用一台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
从19世纪后期出现垄断资本主义，到今天的全球化，西方国家输出资本的量在不断扩大。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资本流动也更加方便和自由。全球化是19世纪晚期以来开始出现的资本扩张过程发展到当代的新形态，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的运动。不过，今天的跨国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向全球更广大的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扩张。随着跨国资本的广泛流动，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也达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全球化与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存，不是偶然的巧合。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本全球扩张所造成的问题。
剩余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或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从资本家个人来说，这一切当然是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手段。是为了满足资本家个人的目的和需要。不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层面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于任何单个的资本家来说，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等，到后来都成为一种必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是的，资本必须积累，否则，资本家就无法在社会中竞争；生产和市场占有率必须扩大，否则，他就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资本家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
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一方面，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自身有绝对的致富欲，是一个“价值追逐狂”，对剩余劳动就有“狼一般的贪欲”；另一方面，资本家的这种贪欲并不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竞争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需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事情，资本家不能以取得一次利润为满足，而必须无休止地去谋取利润；资本必须不断地和尽可能地增殖，在竞争中壮大。
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生态环境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对资源必要的消耗。如果这种消耗的结果是使人们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么，这种消耗应该既必要，又合乎理性。但是，当无休止的谋取利润和无限的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至高无上的目标，而越来越发展的生产能力也服务于这一目标时，那么，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就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还不惜污染环境。
四、资本扩张的脚步与被践踏的生态环境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积累趋势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下文将结合实际，叙述资本扩张的脚步
踩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式。
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资源消耗的节奏而较少考虑长远的保护，比如过度掠取海洋渔业资源、动植物资源，对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的大肆开采或浪费性开采，等等。在不加约束的情况下，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往往导致竭泽而渔。二是在资本无限积累的总趋势下，一些短期的投资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经过不断的累积，从长远看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对土壤的影响。在1950年，全世界的化肥使用量为1400万吨；到200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41亿吨。由于年复一年地使用化肥，在一些国家，化肥的使用量开始接近植物吸收营养物质的生理极限，再增加化肥的使用量对于提高产量已无意义。同时，过度使用化肥，使营养物质流入河流和海洋，使藻类迅速繁殖，水中缺氧并导致水中的生物死亡。
第三，资本全球流动，污染全球化。这是资本谋求利润并逃避责任追究的一个结果。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欧美国家的环境污染一如当今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情形。当欧美国家的环保标准提高以后，那些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就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于是，有人就鼓吹污染转移。1992年2月8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让他们吃下污染》为题，发表了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一份备忘录中的部分内容，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他主张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完全不讲道德而只讲经济逻辑。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观点“反映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他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
事实上，借着全球化的潮流，许多原先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污染企业都已搬迁至发展中国家。这一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已深有感受，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还得指出，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污染也就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
第四，鼓动和诱导消费，浪费性地消耗资源，并产生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物。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最遭人批评的事例莫过于“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了。的确，资本主义的积累趋势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消费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是炫耀性的消费，是消费者有意炫耀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展示个人经济实力从而确定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所消费的商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活需要。尽管高档的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从来就有，但这种消费一直限于社会中
的小部分人群。而在消费社会，很大一部分民众出于炫耀的目的而追求奢华商品的消费，非生活必需品竟然变成日常生活用品。因为炫耀性消费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耗费，正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
最后，信贷消费把消费社会中的挥霍性消费推到极致。消费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即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消费信贷不仅为一般性的消费提供支持，也为消费者炫耀性的消费融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借钱消费的国家，信贷消费不仅有文化传统，而且也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1979年，美国的家庭债务达到个人收入的66.8％；1998年，这个比例上升至98％；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更是升至102％。这种疯狂的贷款消费最终导致今天的金融危机实在是不足为怪。同时，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等于透支了地球资源，也提前污染了生活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消费社会的形成创造物质基础，而日益增长的消费的诱惑又驱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资本在此基础上又形成新一轮的循环和积累。而真正的受害者是脆弱的地球生态环境。
结束语
把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上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经过了长期累积、在工业化以后日趋严重、到全球化时代已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每个历史阶段，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与资本主义有关。当然，对生态环境不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20世纪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甚至曾经发生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对生态环境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是。放在全球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来衡量，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同时，它也是最强大的资源消耗机器和最主要的污染源。
讨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当然需要全球眼光。有些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看上去只发生于局部地区，实际上却是世界经济体系运转所致。甚至当今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国家拥有碧水蓝天、森林茂密的优良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知道了要用10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资源消耗那么多、环境质量那么差，而美国只要卖掉一架飞机就可以让每个美国人穿上几件质地优良的衬衣，用很少的资源付出换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越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越是需要用全球的视角、在世界经济整体的范围内看待一地的环境为什么污染或另一地的环境为什么优良。
资本主义为积累而生产，必然使生态环境遭殃。资本具有无限积累的趋势，最终要与有限的地球物质资源，以及与地球对废物和污染物有限的吸纳能力产生矛盾。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长久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