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作璋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在秦汉史、山东地方史、文化史及史料学等科研领域也有突出的成就。在治学方面安教授既受到了传统史学的熏陶，又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史学理论的影响，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治学之道。
关键词：安作璋；史学成就；治学之道
安作璋，1927年生，山东曹县人，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历任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助教、讲师、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山东历史学会顾问，山东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等职。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为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日本学者誉为“秦汉史大家”，被收入《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大词典》等多种传记、辞书中。从40年代起，安先生就一直在史学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终于收获了丰硕的成果。现对安先生的主要史学成就和治学之道略加述评。
一、史学成就
安先生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秦汉史、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等方面。
（一）关于秦汉史研究
安先生认为，秦汉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奠基时代，无论是按照西周封建论还是战国封建论的说法，封建地主经济基础的最后巩固和全部封建上层建筑的最后完成，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例如“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剥削方式，第一次明白地见于《汉书·食货志》。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创立，全国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发生和农民战争后封建皇朝政策的调整，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外关系的沟通等等，无不由秦汉开其端绪。如果说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历史是“流”，那么，秦汉时期的历史就是“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秦汉，也就没有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我们对秦汉这一段历史搞不清初，就势必影响到对整个封建社会的认识。基于这样的看法，多年来，安先生一直将秦汉史作为自己的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对秦汉的政治制度、历史人物、经济文化、中外关系、农民起义等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
安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特别是秦末、新莽末、东汉末三次具有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沉重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翻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乃至思想上都不同程度的表现了“为天下创始”的首创精神。例如陈胜、吴广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们不仅提出了反对封建特权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而且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又如赤眉起义所表现的朴素的平等思想，“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活动以及黄巾军利用宗教作掩护，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等等，这些都对后代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特点、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对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安先生编写了《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为史学界研究秦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提供了极大方便。
（二）关于山东地方史与齐鲁文化研究
（三）关于中国通史及专门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朝历代直落兴亡的历史，一再反复地提醒当政者，欲“建久安之策，成长治之业”，就不得不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治国方略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思想和方法，虽然在实践中各有侧重，各有利弊得失，但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这是先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笔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以为今天治国的借鉴。安先生主编的《治国方略》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由《历代明君治国方略》、《历代名相施政方略》、《历代名吏安民方略》、《历代名家用人方略》、《历代名将治军方略》组成，论述了先秦至明清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历代名君、名相、名吏、名家、名将在治国、施政、安民、用人、治军等方面的思想言论和实践活动及经验教训。书中内容虽然讲的都是久远的历史，但均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各级领导干部可以从中借鉴治国安邦的思想和方法。一般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知识，受到为人处事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四）关于史科学及史学工具书研究
二、治学之道
(一)正确选择研究方向和课题
(二)搜集信息，了解行情
安先生虽然主要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但他也很注意国际史学界的动向。他认为，我们必须虚心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新成就，掌握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不作时代的落伍者。如果我们对国际史学界缺乏敏锐的观察，不虚心学习，固步自封，那么，在世界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史学必将失去生命的活力。可以说，安先生之所以成果斐然，与他这种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广阔胸怀和高瞻远瞩的学术素养是分不开的。
(三)要在研究视角上有所更新，即善于选择结合点和突破口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安先生主张应跟上时代潮流。如他认为，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注意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结合，尤其要注意历史学同哲学、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的结合。这不仅可以丰富历史学的研究内容，而且还能够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一些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并形成一些新的学科，如历史社会学，这是将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用社会学的原理、方法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其他如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都是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学科。目前，西方史学界跨学科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有些研究虽然还存在争议，但它已对传统的史学观念带来了新鲜活力。史学要繁荣，要走出困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史学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视野要开阔，研究方法要革新。进行跨学科研究，寻找结合点和突破口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
(四)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
(五)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现在被划入人文社会科学，但历史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因此，治史也就不仅需
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还需要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如天文、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有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譬如，《史记》中有篇《天官书》，不懂天文简直就是“看天书”了。除了这种专门的天文文献外，其他文献中也往往夹杂着一些天文问题，不懂天文就影响了对文献的理解。
研究历史不仅要有基本的功夫，还需具备研究历史的基本技能。这便是“史才”。搜集、整理材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技能。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怎样才能查找到你所需要的材料一本本地翻检当然是可
以的，但靡时费日，事倍功半，而利用《索引》、《引得》就省事一些。搜集材料还有个著录方式问题。前人常用的方式大体有四：一是眉批，二是笔记，三是卡片，四是札记。这四种方式中，做卡片是最受推重
的一种，它使用灵活，同一类问题归为一档，根据需要，提取卡片，用毕归档；做另一个题目时，再按新的需要提取，做出新的排列组合。搜集到的资料，还需要进行辨伪，不可拿来就用。
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不虚美，不掩恶，此即“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安先生认为，我们今天应弘扬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惟有如此，才能使历史成为信史。
安先生认为，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史学家，必须具备识、学、才、德四项素质。但是，仅有识、学、才、德是不够的，还要强调创新精神。什么是“创新”创新决不是无根据的标新立异，别出心裁。那样的“创新”是要不得的。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继承和发展；对今日和以后的史学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当然，在某个具体的问题上，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再向前推进一步，也是创新，但更重要的创新，是那些具有方向性、导向性的研究。
(六)治史贵在乎通
安先生认为，中国史学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强调“通”。所谓“通”，就是要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正确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但他能注意到“通古今之变”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我们今天讲求“通”至少应从三方面下功夫：
三是类通，也就是以类相从，逐类贯通。例如，对每个社会形态以及每个社会形态中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特点或标志，土地制度和租赋兵徭役制度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以至于历代疆域的沿革等进行分类研究，使其自成体系，认识和掌握每一类事物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已故的几位著名史学大师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诸位先生都写有中国通史，他们无不在“通”字上下了很大功夫，这种治史的精神和思想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八)业精于勤，持之以恒
现在，安先生虽已年届80，但老而弥笃，仍在史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他常用曹孟德的名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激励自己。他要“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祝安先生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72．
[3]刘蔚华.《祝贺多卷本<山东通史>出版》，《大众日报》1996年1月24日.
[4]朱士光.《一部内容详赡视角新颖的地域文化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l期。
[5]高敏.《读安作璋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期。
(原文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2期，转载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