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丁戊奇荒；山西；粮价；时空特征
一、灾荒期间的总体物价
（一）惊人的粮食和其他食品价格
山西的粮价,在咸同年间,斗米价银四分左右,石麦价银一两左右,物价起伏不大,且与周边省“丁戊奇荒”时期的山西粮价份和全国平均水平相差无几。而旱灾期间,农业连年歉收、失收或不收,再加上向来仰给的陕西、河南亦遭荒旱,从而导致粮价急剧上涨,使山西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物价最为昂贵的地区。
地方史料中经常出现“粮贵物贱”、“人贱粟贵”等类词语。“线穿黑豆沿街卖”的民谣至今流传,《山西米粮文》也有“眼看着粮抬头斗价忽变,一时价盛一时如同箭穿”的说法。时任太原教区主教的艾世杰在家书中也写到：“粮价涨的很高,从前一个‘里耳’（意大利币名）的东西现在要八个或十个才能买到。”粮价涨了十倍左右。曾国荃的奏稿和给阎敬铭的书信中也提及当时粮价变化的情况,光绪四年（1878）四月“省中大米每斗涨至三千以外,小米亦在二千八九百文。”五月,“河东粮价大小米每石四十五六两不等,麦每斤亦需钱百五六十文；省城大小米每石三十五六千文,麦每斤亦需钱百文以上。”八月粮价稍有回落,“大米每市斗仍在二千以外,小米一千七八百文,麦亦至今未大减价,粮乏可知”。阎敬铭在光绪三年（1877）九月的奏摺中也提到粮食的价格,省城每银一两仅易八三钱一千四百文,而斗米须钱二千四五百文,省南地方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一百余文,元丝银则止易钱九百文,斗米须银二两有零。王锡伦在《丁丑奇荒记》中讲到“米升四百四十,面斤百七十,比于乙亥（1875）九月以前满十倍。”各地粮价涨幅虽有不同,但都远远高于灾前水平。
（二）从“变卖家产”、“卖妻鬻子”看灾荒期间的食品稀缺
物产无人购买或已卖尽,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人们不惜卖妻鬻子,以求活命。辽州“自冬至戊寅春,数月之间始而鬻物,继而鬻人,北省贩人贩物之夫遍城乡”。永和“外来商贩到此收买（妇女）,佳丽者不过千钱,稍次者不值一文”，安邑“卖妻鬻子女得值不足日餐”,“黄河船家满载妇女运往下游”。高平“鬻妻买女只求三百而不能,拆房典屋欲易五百而不能。”
二、灾荒期间粮价的时空特征
粮食是生活、生存必需的消费品,山西人的主食又是小米、小麦,所以米麦价格在传统的物价评估体系中自然成了最主要的标尺。本文就以米、麦价格为标准来探讨粮价的时空分布特征。
光绪《永济县志》对灾荒期间麦价的记载十分详尽,清晰地反映了该县受灾的起始到巅峰,再减弱的全过程。文曰：光绪二年芒种后“斗麦值钱三百耳”；三年“正二月值遂加至五百,三月加至七八百”,四月“麦价加至七八百”,七月“斗价一千二百矣”,冬月“斗麦钱三千矣”；四年二月“斗麦价至三千六七百,米值四千,麦面每斤一百六十”,十月“斗麦二千五百,包谷一千一百”,“腊月斗麦减至二千二百,麦面斤减至八十”；五年“二月斗麦钱二千,三月减至一千七百”,立夏以后“斗麦一千三百,米九百余。”辽州的情况也是较为清楚的。《辽州荒年记》载：光绪三年“播种后,苗甚盛。时米价每斗钱一千二三”；七月“米价一千七八”；八月“米价二千四五”；“自冬以迄戊寅春,……米价三千文”；“戊寅复四月,……米价每斗钱三千三四”；“秋七月,……米价暴减,每斗钱二千五百文,迄八月,……米价一千八九”；九月,米价“每斗钱一千一二”。由此,我们可以对二者米、麦价格进行统计比较（见表1）。
由表1可知,永济麦价自光绪二年（1876）开始攀升,在光绪三年七月份之前涨幅保持在50—70%范围内。同年冬月价格猛涨1.5倍,并于次年（1878）二月涨到每斗3650文,达到灾年的最高峰,是灾前价格的12倍。随后,麦价渐渐回落,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即使至光绪五年立夏时,麦价每斗1300文,高出灾前价格3倍余）。相比而言,辽州米价的涨跌亦有着类似的走势。若假定光绪二年米价为每斗400钱,那么到光绪三年四月涨至1250钱/斗,上涨了2倍多,略高于永济麦价的涨幅,但米价高出麦价近500钱。直至光绪四年闰四月米价的最高峰（3350钱/斗）,米价涨幅在10—40%之间,与永济麦价相比涨幅是比较小的。而其峰值也略低于永济麦价的峰值（3650钱/斗）。之后,辽州米价以25—40%的幅度不断下跌,至九月份就已跌到1150钱/斗,从侧面说明灾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此时永济麦价尚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到光绪五年（1879）才慢慢回落。图2—1清晰地显示了两地的粮价变动趋势。
表1灾荒年间永济、辽州粮价变动情况
说明：
3、永济县光绪三年三、四月,光绪四年二月数据是取原文约数的平均值。辽州除光绪四年二月份外,其余数据均是取原文约数的平均值。
4、辽州并无光绪二年数据,此处假设其为400,是为了与永济进行对比,仅供参考。另,据《申报》1878年4月1日记载,绛州传教士王玛窦《致李提摩太论灾书》中对灾荒期间和平时的粮价进行了比较,“小米每斗重三十斤常时卖铜钱四百文者,今则卖铜钱三千文；常时小麦每斗卖钱三百有零者,今则卖钱二千八百有零”。
图1灾荒年间永济、辽州粮价变动趋势
从图1得知,粮价在光绪四年（1878）春达到峰值。一方面说明青黄不接,粮食得不到供应；另一方面也是灾情积累所致。永济、辽州的粮价变动虽不能说可以完全代表当时全省的情况,但至少从粮价变化的趋势而言是正确的。即粮价在光绪四年达到高峰,之前粮价不断攀升,之后粮价渐趋回落。这就是灾荒时期山西粮价的短期变化趋势。
那么,从中长期看,“丁戊奇荒”时期的粮价又具有怎样的历史位置呢我们以王欢乐《丰歉年略》中记载的荣河县麦价为例进行考察。《丰歉年略》较为完整地记载了19世纪荣河县的麦价涨“丁戊奇荒”时期的山西粮价跌情况,对文中数据处理结果如图2所示。
图2荣河县19世纪麦价变动平滑线散点图
（二）粮价区域差异
为了进一步分析山西各地的粮价状况,我们对各州县志和碑记中的粮价记载进行了整理,并对统计结果制图如下。
从图3可知,光绪三年（1877）米价以解州、霍州、宁武府、太原府、绛州、隰州等地最高,主要集中于晋南、晋中地区。晋东南地区的潞安府、沁州米价较低,斗米1000余文。同年麦价整体高于米价,仍以晋南地区的解州、蒲州府、平阳府、绛州最高,都保持了3000文/斗麦以上的价格水平。泽州府稍次之,其他府州则没有记载。光绪四年（1878）山西粮价较上年总体走高,峰值依然集中于晋南地区（如米价前五位均属晋南,麦价前三位也属晋南）,晋中地区（如太原府、辽州、汾州府、平定州米价）紧随其后,晋东南地区（泽州、潞安府、沁州米价）粮价最低,其余府州没有记载。这与各地的受灾程度是基本吻合的,即受灾程度与粮价的正比关系。
如上所述,光绪初年山西的粮价急剧上升,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峰值,而尤以光绪四年（1878）为甚。这段时期,不但粮价的年际变化显著,即使在一年之内,粮价也会有大的起伏,这充分体现了它的敏感性。由于各方面原因,区域内部粮价也呈现出差异性,有的地方上涨十数倍,有的地方则较为缓和。那么,灾荒时期的山西粮价与其他地区的物价水平又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山西作为一个区域而言,其粮价在中长期的变化情况是否受全国物价波动的影响在这里,我们选取了直隶、上海等地粮价作为参考,以荣河县麦价（5—）作为山西粮价变化的代表,对其进行比较。（见图4）
一、灾荒期间粮价变动的影响因子
（一）自然环境
众所周知,粮食作物的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社会,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现象非常普遍,粮价也深受影响。
（二）政府赈灾措施、效力
政府的赈灾措施和效力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粮价。灾荒年间,政府赈灾措施主要是开设粥场,以工代赈,请求国家拨粮、拨款,鼓励商人贩运粮食等等。其中,后二者直接影响了粮食供求,是传统社会国家的“宏观调控”。时人王正基在《辽州荒年记》中记载了政府官员的赈济效果：
（光绪四年）皇上恩赐赈济本州老米八百石,周公前却之后,爵宪不允,至是于本月（九月）初七日,遣局绅赴获鹿屯粮处领取。是月,豫米大集,每斗钱一千一二。
实际上朝廷于光绪四年四月施赈米于辽州,刺史周递却为了表示赈灾有功,“阻发帑于上宪,托言麦秋之已登”,而拒领赈粮。巡抚曾国荃对当地灾情多有知悉,没有答应,要求其必须认领,于是才于九月派局绅到河北获鹿县领取赈粮。而此时适逢“豫米大集”,价格由原来的每斗“一千八九百”跌到“一千一二”。这次降价的原因,固然与市场及时供应有关,但政府的调节作用亦不可忽视。光绪三年（1877）七月,山西省府全力筹办赈粮,“直至次年春仲,各路之粮始源源而来,……米价斗三四金,至是大减。”这充分说明了政府行为对粮价变动的影响。
（三）市场供求关系
任吉东的研究表明：近代太原地区存在区域内部以及连接山西各地与省外的粮食流通市场。山西与省外市场的联系主要是南连河南、西接陕西、北通口外。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山西可以从外部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粮价在长期内保持相对平稳。那么,临近省份粮食供应一旦有变化,山西粮价就会出现波动。光绪初年,华北一带普遭旱灾。陕西、河南粮食歉收。山西市场粮食极度短缺,粮价迅速飙升。若粮食供应有源,价格就会立即回落。处于黄河沿岸贸易口岸就成了粮价变动的风向标。李用清《大荒记》曰：
另外,交通运输条件也会影响市场供求,并进一步影响粮价。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使陕西、河南同时受灾,山西粮源就不得不另谋渠道,从山东调购粮食。但道路极其曲折,就连外国传教士也看出来了,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留华四十五年》中记述道：山路狭窄,只能单向行走,运输队伍只得白天和夜晚分开双向通行。粮食供应受阻,粮价势必就会受到影响。
（四）银钱比价
光绪年间的银钱
银钱比价也是影响粮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大致说来,受如下几种因素的影响：一为市场上流通的银、钱数量,二为制钱的份量成色,三为白银和铜斤的价值,四为国际贸易。虽然清政府想把比价定在银一两合制钱千文的水平上。但由于上述因素,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一直波动不已。总体而言,清代的银钱比价呈现出一波三折的的趋势：清初至乾隆年间,各地（除云南外）银钱比价维持在七八百至八九百文兑银一两的水平上,波动很小。嘉庆至同治初年,银钱比价自一千文以上至二千六七百文不等兑银一两,有时达到三千多文兑银一两,波动很大。同治十年（1871）以后,钱价逐渐上升,白银一两所兑制钱由一千八百多文陆续降至一千二百左右。山西各地银钱比价差别很大。光绪三年,“省城每银一两,仅易八三钱一千四百文,……省南地方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一百余文,元丝银则止易钱九百余文”。“省北时估银八厘尚可易钱十一二文,省南时估更低,不过易钱七八文至十文不等,际此粮价奇贵,十文不过得米一合”。洪洞县“银价低至七百”。光绪四年,临汾县“每两银易制钱千文”。永济县“一千二百钱合元银一两”。总之,各地银钱比价的不同也是造成山西区域间粮价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结语
一、“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粮价急剧上涨,在丁戊之交粮价达到峰值,粮价的季节变化明显,在百年尺度上,该时期的粮价也是最高的,显示了它的特殊性。就区域而言,山西各地粮价呈现四个不同层次：晋南最高、晋中次之、晋东南再次之,晋北鲜有记载,可能粮价较灾前波动不大。二、与同期全国物价水平及发展趋势相对比后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系不大,山西物价变化显然更多地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环境、政府行为、市场体系等。其中,自然环境特征是影响山西粮价变动最根本的因素,同时也影响了市场供求和政府行为,并与后两者共同作用于粮价的涨跌。
编者注：原文刊载于行龙教授主编的《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出于排版需要，本文在编辑时省略了注释，如有需要，请下载原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