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改变粮食生产和消费以应对当前形势】
提出的减少全球粮食不安全的方法包括（1）减少世界人口增长，（2）提高农业生产率，（3）减少浪费，（4）消除贫困，（5）改变粮食分配方式，（6）改变世界饮食（Cribb2011;Godfray等人2010;2015年桑德勒：52-58）。大多数专家认为，单靠这些措施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哪一个方法应该被优先考虑。此外，不仅拟议的解决办法各不相同，而且关于实现这些办法的最佳手段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比如说，减少人口增长是通过使用类似中共的“一胎政策”，还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是否可以通过大规模使用转基因作物品种（Newell-McLoughlin2015）或农业生态学方法（Uphoff2015）来显著提高生产率？
【关于减少全球粮食不安全的方法的探索和疑问】
在本章中，我们将退一步，提出以下问题：粮食安全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粮食安全很重要？什么样的义务与提高全球粮食安全的目标有关？这些义务适用于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相互关联的：对粮食安全的理解界定了其重要性的原因范围，以及是否存在加强粮食安全的义务。粮食安全的定义远非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因为它们具有重大的政策含义。例如，目前的定义着重于粮食的质量（例如微量营养素的供应），而不仅仅是数量，这一事实对适当的替代政策有重要的影响。此外，这些定义不仅确定了目标，还确定了世界粮食安全的表现。所采用的定义越苛刻，用指标衡量的粮食安全水平就越低。
【论文结构概述】
粮食安全意味着什么？
【粮食安全的定义：世界在任何时候都有充足的基本粮食供应，以维持粮食消费的扩大，并抵消生产和价格的波动】
自70年代初以来，人们提出了许多关于粮食安全的定义。对“谁或什么东西能保障粮食安全？”以及“食品安全意味着什么？”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两个趋势是扩大可被认为是粮食安全的个别因素和集体因素的范围，并增加新的要求。当然，“仅仅存在大量的粮食”已不再被认为足以保障粮食安全。特别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发生了四项重要的发展（参见卡德维尔2014;-iprayitno2014）。
【大量的粮食储备≠粮食安全的保障。】
【国家的粮食安全≠个人或家庭的粮食安全】
【食物数量的达标≠所有人都能有足够的金钱和安全的方式获得食物】
第三点，增加粮食安全的指标，包括粮食安全和营养质量。如果一个群体（或个人）获得的食物不安全或缺乏必要的营养，就不应被视为粮食安全。即使是一个肥胖的人，如果他或她只能获得低质量的食物，他或她的食品安全水平也可能很低。事实上，工业化国家的食品安全水平低往往与肥胖有关（Cardwell2014：965;伦扎霍和梅勒2010：7）。
【可以获得食物，但不安全或营养不达标≠粮食安全】
第四点，现在人们引入了允许纳入主观经验的指标。如果一种食物是人们认为不可接受或不可食用的，即违背一个人的宗教、文化或个人价值观，那么获得安全和营养丰富的食物就不足以保障粮食安全（Pinstrup-Andersen2009：6）.粮食安全的经验水平也被认为是核心：“只有当粮食系统以消除人们对没有足够食物的恐惧的方式运行时，人们才有粮食安全”（Maxwell1996：159）。
【可以获得食物，但所得食物违背一个人的宗教、文化或个人价值观≠粮食安全】
目前，最常用的粮食安全定义几乎涵盖了所有这些发展，它指出，粮食安全存在于“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安全和有营养的粮食，以满足其积极健康生活的饮食需求和粮食偏好”（粮农组织1996年）。这一定义通常被理解为描述粮食安全的四个方面：可用性、可获得性、利用率和稳定性。维度是分层的。没有食物，就永远不可能获得食物。可用性和访问对于有效利用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稳定性的问题只与其他三个维度有关（Barrett2010：825;参见Misselhornetal.2012）。
【粮食安全的四个方面：可用性、可获得性、利用率和稳定性】
可用性是指食物供应的数量、质量、多样性和可取性。高水平的食物可得性意味着有足够的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供应，且符合人们的偏好（Pinstrup-Andersen2009：5-6）。在全球层面上，可得性是一个粮食数量与世界人口的关系问题：是否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在地方层面上，可用性与某一地区（如州、地区或村庄）的食物存在有关。在家庭或个人层面上，可得性是指在离家庭足够近的地方（或在无家可归或住在临时住所时的生活环境）有食物存在。
【一、粮食的可用性：食物供应的数量、质量、多样性和可取性】
可获得性与粮食供应的可负担性和分配有关。虽然它强调了食品安全与贫困的密切关系，但缺钱并不是缺乏获取途径的唯一原因。相反，可获得性取决于一个庞大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网络（Dilley和Boudreau2001：233）。即使食物就在一个家庭的附近，其成员也可能缺乏安全的、可忍受的、体面的方式来获取食物。
【二、粮食的可获得性：粮食供应的可负担性，粮食分配】
【三、粮食的利用性：物理层面（运输、储存、加工）+生物层面（消化吸收、食品安全）】
稳定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食物的获得、获取和利用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取决于各种因素并非所有粮食安全的个人、家庭和地区都一直如此，粮食不安全因素可能转变为粮食安全因素。尽管如此，一些家庭和地区还是比其他地区更稳定。低水平的稳定性与脆弱性，这是越来越多的受到气候变化：“极端事件的数量，如干旱、洪水和飓风近年来已经增加，正如unpre——dictability天气模式，导致重大损失在生产和收入较低的弱势地区”（2013年粮农组织：22;参见BrownandFunk2008）。
【四、粮食的稳定性：人们对粮食的获取会随着一些不安全因素而变化吗】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区别：一个是肥胖问题，另一个是营养不良问题。】
为什么粮食安全很重要？
【加强粮食安全的原因：有关道德的原因（道德、伦理、美德）+无关道德的原因（经济利益）】
从以人权为基础的伦理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粮食的不安全侵犯了基本人权（Eide2015）。人类有权获得足够和可接受的有营养、安全的食物，高水平的粮食安全在从个人和家庭到世界人口的不同层面保护这一权利。特别是，粮食安全保护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规定的食物权，并与住房、衣服、医疗保健和个人健康和福祉的其他基本必需品一起列入其中。这种食物权后来被列入许多其他国际人权宣言和公约。
【有关道德的原因：为了保障基本人权】
【粮食安全和“人权中的食物权”的异同】
根据结果主义的观点，道德需要提高人类的整体福祉，高水平的粮食保障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因此，高质量的生活被认为具有内在价值，是一件好事。增加粮食安全具有进一步的工具价值，因为它减轻了人类的痛苦（根据消极的功利主义，这是道德上正确的事），因为它是福利的必要条件（根据某些积极的功利主义形式，福利是唯一的道德关切）。遵循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传统，食品安全可能被认为是进一步促进人类繁荣，因为它使我们更接近人类的telos，eudaimonia。
【结果主义的观点：高水平的粮食保障有助于提高人类的整体福祉。】
此外，可以认为，粮食安全有助于其他有价值的事情，如和平与稳定（麦克唐纳2010：17）。食品安全也使自主选择食品和其他东西成为可能。特别是，粮食安全使个人能够根据其根深蒂固的伦理价值观，以社会和文化上可接受的方式，并与宗教处方保持一致，选择（购买或生产）粮食。一定水平的足够营养和能量摄入，不用说，是在大多数其他个人项目成为可能之前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粮食安全将有助于帮助人们：1.按照符合自己价值观（宗教）的方式进食。2.在达成了粮食安全后，去实现其他目标】
提高粮食安全还能加强分配上的公正性。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缩小（全球或一个社会内的）福利的差距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它总是在绝对意义上实现这一目标，即把最贫困的人提高到最低生活标准。此外，消除粮食不安全的努力有助于针对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如儿童，他们往往是受极端贫困和灾害打击最严重的群体（例如，Barrett2010：827）。这与【优先主义】是一致的。【优先主义】认为，从道德上讲，一个人的境况越差，对他或她的好处就越重要。
【提高粮食安全还能加强分配上的公正性(贫困人群，弱势群体)，符合优先主义的观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粮食公正性的更广泛理解中，单靠粮食安全似乎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它只注重分配，而忽视承认和参与，这两者可以说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正义所必需的。正如有人建议的那样，这一缺陷可以通过将食品安全的目标与食品主权的目标相结合来弥补（Murdock和Noll2015）。
【单靠粮食安全似乎是不够实现粮食的公正性的】
鉴于粮食安全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及其所促进的伦理价值，加强粮食安全在道德上是必要的。但是，谁有责任为粮食体系带来必要的变化呢？责任承担者的义务是什么？第一个问题的可能答案包括民族国家和个人——这是我们这里的重点——但也包括国际社会，以及经营全球食品市场的公司。
【义务所有者：民族国家，个人，国际社会，公司（经营全球食品市场的公司）】
民族国家的义务
历史上，民族国家一直被认为是主要的义务承担者：“像许多其他人权一样，国家是食物权的义务承担者”（Hadiprayitno2014：960;参见Eide2015：65-67）。民族国家当然对自己的公民有责任，但通常他们也被认为对其他民族国家及其公民有责任。IreneHadiprayitno（2014）、WencheBarthEide（2015）和ClaireDebucquois（2014）讨论了国家对本国公民粮食安全的责任，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责任：
首先，一个国家有负责任尊重其公民的粮食安全。根据严格的理解，国家永远不能采取措施阻碍任何公民获得安全和有营养的食物。然而，这在实践中似乎是不可行的。或者，义务可能被理解为一种义务而不是削弱一个国家的整体食品安全，不选择政策（前）可见减少别人的粮食安全，还是不接受的政策，可能会减少一些公民的食品安全（s）低于一定水平。这些解释义务的替代方法的一个问题是，它们似乎未能充分保护公民的权利。
【国家责任一：充分尊重其公民的粮食安全。】
第二，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粮食安全。他们的行动方式应确保第三方（如其他国家或公司）不会剥夺公民获得安全和营养食品的机会。这种义务的一个挑战是，在某些情况下，第三方行为的后果可能很难察觉。例如，我们不能说农产品贸易总是增加或减少当地的粮食安全（Cardwell2014）。“就粮食安全而言，贸易本身既不是威胁，也不是灵丹妙药”（粮农组织2015：35）。
【国家责任二：保护公民的粮食安全免受第三方市势力的侵害。（注：粮食贸易本身既不是威胁也不是解药）】
第三个职责是：履行（促进）[粮食安全]的义务，这意味着各国必须积极参与旨在加强人民获取和利用资源和手段的活动，以确保他们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当个人或群体因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无法通过其可支配的手段享有充足食物的权利时，国家有义务直接履行（提供）这项权利。（Debucquois2014：9;以斜体写成）
【国家责任三：积极参与旨在加强人民获取和利用资源和手段的活动，以确保他们的生计和粮食安全】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国家通常不被认为有绝对的义务向其公民提供食物。它们的作用是促进创造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养活自己或家庭。此外，当有人因“无法控制的原因”面临饥饿的风险时，各国家有义务提供食物。然而，构成这些原因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空间。
【国家责任的总结：国家的作用是创造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养活自己或家庭，并在危急关头提供应急食物】
有时，民族国家没有或无法履行其关于本国公民粮食安全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其他国家有什么责任？特别是，富裕国家对粮食不安全国家的公民有什么责任？如上所述，尊重粮食安全的义务是不伤害他人的负义务（注：不做某事的义务）。从人权和公义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明显的道德理由将这一义务限制在（富裕国）的本国公民身上。这既涉及本国的非公民，也涉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全球粮食市场的时代，这一义务对后者的实际影响至少与可接受的农产品和农田贸易形式有关。
【富裕国家似乎没有绝对义务帮助那些粮食困难的国家，但至少，他们应该使农产品贸易和农田贸易的形式能够被人所接受。】
富裕国家的义务不应局限于“不做某事的义务”。关于富裕国家有义务促进贫穷国家的粮食安全的说法，已经有几个论点了。历史观点指出，富裕国家过去的行动（如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和武装冲突）在造成粮食不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所谓的国际秩序论，当前的国际秩序往往不利于较贫穷国家的利益。同样，“共享利益”的论点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使富裕国家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食物和农业土地（Sandler2015：60-61;参见Pogge2005）。比方说“土地掠夺”，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或农场工人）从生产的粮食中得到的钱太少，不足以保障他们家庭的粮食安全，或者一家跨国公司或另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购买或租用土地，从而从当地粮食生产中夺走土地（Tscharntke2012：55）。
【富裕国家的一些行动至少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粮食不安全的部分原因】
上述三个论点都是为了证明“与捐款有关的义务”是合理的。富裕国家的行动至少是造成粮食不安全的部分原因（因此，这些富裕国家有责任）。因此，他们有责任纠正和减少造成的损害。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民族国家没有对食品安全做出贡献，它们也可能有积极的义务。这是因为人权——例如食物权——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应该在全世界受到保护。此外，富裕国家出生的人和粮食不安全国家出生的人的机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有义务努力使人们所拥有的机会平等。由于低水平的粮食安全极大地限制了一个人的可能性，富裕国家有义务保护和促进粮食不安全国家的粮食安全（Gilabert2004;桑德勒2015：61）。
【富裕国家应该帮助穷国的原因：1.弥补之前的过失。2.食物权是普遍存在的基本人权，应该受到全世界的保护。】
个人的义务
个人是否有义务加强全球粮食安全？富裕的个人可以通过：（1）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2）慈善事业，（3）政治行动和政治消费主义（例如，投票、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抵制和追求选择）来做出贡献。尊重、保护和促进之间的区别在这三种行动形式中也证明是有益的。
【方式：改变消费习惯：减少肉制品的消费，因为肉类生产效率低下并且加剧气候变化】
【至今没个定论：关于富人是否有义务通过捐款来促进全球粮食安全。】
政治消费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护不太富裕的个人和群体的粮食安全。政治消费主义指的是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伦理观点和据此塑造食品市场的愿望所驱动的。据推测，最常见的行动是抵制那些被认为在道德上存在问题的公司。这种购买选择旨在迫使食品公司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行事，并支持食品市场上道德上可取的政策（Michelettietal.2004;Stolleetal.2005：246）。消费主义和政治行动似乎需要因为当前全球粮食系统，和跨国公司的控制，会加重贫困的位置：“[t]他全球定价农产品和农业系统——荷兰国际集团（ing）输入行为强烈反对粮食安全”的长远利益（克里布2011：124）。
【政治消费主义的重要目标：保护不太富裕的个人和群体的粮食安全。】
结论
【前文的总结】
我们首先讨论了粮食安全的不同定义会带来重大的政策影响。与此相一致，Hadiprayitno（2014：958）指出，“粮食安全实质意义定义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国际社会解决养活世界问题的方式的转变上。”
【粮食安全实质意义定义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国际社会解决养活世界问题的方式的转变上。】
第二，粮食安全具工具性价值，因为它保护了食物权，并有助于实现诸如减轻人类痛苦等一系列目标。其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对个人有益，而另一些（比如和平）则对整个社会有益。这与一个极其困难的伦理问题有关：在多大程度上（如果有的话），一些人的利益可以成为另一些人负担的理由？进一步的观点是，按照目前的定义，粮食安全是一种复杂的、要求很高的状况，比消除饥饿要广泛得多。然而，其工具性价值的一部分并不需要这种包容性的粮食安全概念，而是源自对充分营养和充足能量摄入的基本需求。
【粮食安全具有工具性价值】
最后，国家和个人有义务加强全球粮食安全。然而，将他们视为唯一的责任承担者是有问题的。与“应该意味着可以”的康德原则相一致，由于食品市场和体系是全球性的，最重要的责任很可能落在国际社会和跨国公司身上。他们可能有最大的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带来必要的改变。
【全球粮食安全应该是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和跨国公司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