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导向的文化制约，容易削弱媒体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能。由于西方文化霸权对媒体发展的价值误导，资本逻辑对媒体改革的权力“规训”，互联网发展对从业人员的思想干扰，商业新媒体平台对传播通道的控制，媒体面临从党的“喉舌”和传播先进文化的主阵地蜕化乃至变质的风险。对此，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推动媒体改革发展，针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同特点加强从业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以商业新媒体平台为重点强化监管效能，抵制和防范不良文化对各类媒体的侵蚀，推动党的文化和新闻舆论事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把文化建设摆在越来越突出的位置，人民文化自信程度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更加繁荣。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1](p.54)媒体是文化传播价值标准“把关人”和传播议程设置者，各种文化思潮往往通过媒体来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各种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都可成为传播不良文化的媒介。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当今媒体导向的制约因素尤其是背后的文化因素，并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
一、媒体导向的文化制约现象
文化概念的内涵广博而丰富，制约媒体导向的“文化”实质是内含价值异质性、精神腐蚀性和社会离心力的亚文化，表现为错误、负面或消极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当前，制约媒体导向的负面文化令人眼花缭乱，但在“文化—媒体”[2]的互动结构中，主要有三种形式，它们互相勾连、转化、共振，衍生出复杂多变的样态。
（一）新闻自由主义渗透
新闻自由主义是媒体领域内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是滋生历史虚无主义，助长资本逻辑的催化剂。西方“新闻自由”的理念肇始于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媒体成为统治阶级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不可能不受政治干扰；媒体无时无刻不受资本控制与“绝妙的审查”，[3](p.275)“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4](p.96)近年来，“新闻自由”的口号依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以混淆视听，少数媒体人更是赞同所谓新闻的社会责任理论立场，将媒体视作独立于党和人民的“公器”。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之所以媒体无法实现自由，是因为受公权力干预及市场化的不充分，认为市场化就是自由化的表现，只有媒体充分市场化才能确保媒体免受公权力干扰。有专家甚至将审批制和主管主办制等一系列“党管媒体”的基本制度视作阻碍媒体融合的“掣肘”。在以媒体为生产工具的文艺创作领域，借“百花齐放”“审美包容”等名义“去价值化”的思潮暗流涌动，例如，媒体上出现不少不辨善恶、不分美丑，混淆道德界限的剧作；迎合“洋口味”、热衷获“洋奖”的“眯眯眼”“毒插画”；戏说历史甚至歪曲历史、走向虚无的闹剧、神剧；依靠“猎奇”“生猛”吸睛的病态审美；等等。一些人认为文艺创作是无关党性民心的“个人事业”，创作主旨暧昧不清，以明星、造型、戏谑、投入等形式审美遮蔽价值立场的模糊，以价值多元包容为名消解文艺“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5](p.143)的价值尺度和审美功能，借塑造“小我”人性和揭秘历史演进中的“支流”来回避及至攻击社会发展主流。媒体场域中的新闻自由主义制造了媒体逃避社会责任的“护身符”，调和各种文化口味的“杂烩汤”，必然造成文化传播“五去”①思潮卷土重来。
（二）娱乐主义泛滥
（三）“三俗”文化蔓延
二、媒体导向的文化制约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存在的负面文化是在西方文化霸权、资本逻辑、消费主义、互联网传播和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滋生的，借助媒体市场化改革和推进媒体融合战略中形成的时代机遇和政策空间，结合图存求变的需求而侵入媒体，误导媒体发展的价值理念，诱导媒体产生逐利倾向，使媒体人员思想认知模糊，挤占先进文化的传播通道，使媒体从党的“喉舌”和传播先进文化的主阵地缓慢蜕化甚至变质。
（一）西方文化霸权扩张中的价值误导
长久以来，凭借西方文化霸权的价值塑造和误导，西方中心主义成为自然生长于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资本主义一度成为评价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合理性的“标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本主义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手段，主要是利用价格低廉的商品倾销和军事、政治力量的野蛮胁迫。到20世纪后半叶，民族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扩张转为“文化霸权”：利用文化工业生产倾销裹挟西方价值观的文化商品，凭借媒体设施和传播技术优势垄断和塑造话语权，通过资本投资渗透和垄断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传媒产业、收买精英阶层，等等。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现象就集中表现为“言必称美国”，例如在传播学领域，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就尊崇西方传播学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和教材使用提倡对标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传播学存在边缘化倾向。西方文化霸权给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媒体改革套上“以西方理论诟病中国经验”的精神桎梏，幻化成媒体改革发展中难以根除的思维枷锁，成为媒体导向背后文化因素中的“特洛伊木马”。
（二）资本逻辑增殖中的权力“规训”
（三）传播主体泛化中的思想异化
（四）商业新媒体平台的控制
三、有效克服媒体导向的文化制约因素
抵制和防范不良文化对媒体的侵蚀，推动党的新闻舆论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壮大，是在“两个大局”关键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为此，必须进一步把牢党对媒体的领导权，着力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重点加强对商业新媒体平台的监管，推动党的文化和新闻舆论事业健康发展。
（一）坚持大众传媒改革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
（二）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三）提升商业新媒体平台监管效能
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正从早期的开放式互联网治理、近年来平台式互联网治理转向当下强监管互联网治理。[18]究其原因，是互联网传播的“技术黑箱”特性，使得监管部门难以从外部冲破平台设置的技术壁垒开展预防性监管，而只能将部分监管权让渡给平台，要求平台自律与合作。这样的监管模式必然导致监管效果的有限性，从而呼唤国家作为传统权威的治理“角色回归”。[19]因此，当下的网络监管应以商业新媒体平台为重点，进一步提升监管力度和精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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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韦星.警惕资本对媒体的侵蚀[J].青年记者，2020，(28).
[17]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
[18]Flew,T.CommunicationFuturesforInternet
[19]张志安，冉桢.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路径、效果与特征[J].新闻与写作，2022，(5).
注释：
①指“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和“去主流化”。
④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只有国有资本才能进入新闻采编首发领域，民营资本可以进入新闻信息的转载领域，禁止境外资本进入首发和转载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