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位于我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黄河在该省北部横贯而过，因其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而得名。这里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在宋朝以前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20世纪以后，全球大气环流大调整引发的多变气候，使得我国在20世纪初年频发自然灾害，加上河南显著的季风性气候特征，民国时期的河南是我国中北部水旱灾害严重而集中的地区。据历史学家统计，20世纪20年代以后，河南每年有10万以上人口因自然灾害受灾。抗战后，为阻止日军西进，国民政府下令在河南花园口炸开黄河河堤，虽然部分起到了迟滞日军的作用，但也使河南民众蒙受了极大灾难，并且进一步恶化了河南的自然环境和抗灾能力。
1940年开始，世界气候进入一个温暖期，我国也出现了极端干旱灾情。1940年便有灾害的迹象出现，而大旱灾在1941年开始，作为核心灾区的河南受灾极为严重。由于灾荒存在累积性的特点，因此1942年的灾害后果更为惊人。以唐河县为例，据《唐河县志》记载：1941年夏天该县南部黑黄豆绝收，红薯亩产仅有100余斤；到了第二年夏天该县庄稼大部枯死，民众只能靠吃草根、树皮、卖儿卖女为生；南召、桐柏等县情况也与之类似，而黄泛区灾情更为严重。
在这次灾荒中，直接导致河南省约有300万人的人口损失，200—300万人流离失所。面对严重的灾情，国民党政府确实进行了救灾工作，但由于各种因素导致收效甚微；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较大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时辖太行、太岳、冀南、晋豫四个行政区，其中太行行政区辖境中第五、第六专区不少县位于当时的河南省境内。虽然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河南所占的面积不大，但他们同样也进行了一系列生产救灾活动。
1940年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边区形势日趋严峻，根据地的防灾设施也随之荒废，进而严重削弱了根据地的抗灾能力。这使得边区人民需要同时与日伪和天灾对抗。据《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记载，整个边区需要救济的灾民达150万人之众，加上根据地经济落后，缺乏外来援助，根据地军民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和精神力量与灾害作斗争，而且还面临着救济敌占区和国统区跑来的难民。
面对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下达了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在指示要求救灾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党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在思想上打消群众的悲观情绪，反对“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打破依赖政府和军队的思想。抗日政府替民众想办法出主意，鼓励群众动手自救，同时动员灾民同敌伪做斗争。
在进行灾民救济的同时，太行分局对于生产救灾也格外重视，认为救灾工作一定要与生产结合进行，使得民众充实物质基础，有了活动资本，从而渡过长期灾荒。边区下令实行以工代赈政策，吸收灾民参与灌溉渠和大堤修建；由于1942夏旱严重，未能种上麦子。为解决食物问题，太行区又提前组织春耕工作。由于严重旱灾，不少灾民在春耕时已将农具、种子变卖或吃完，而且灾民的身体素质也因灾情受到严重影响。为缓解这些问题，太行区为灾民提供了贷款用来购买种子、农具、牲畜，贷款在秋收后还给。贷款事项一般由当地农会负责办理，以保证落在灾民手中。
与此同时，妇女纺织运动也蓬勃开展。1942年10月，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亲自到武安县灾区，鼓励群众要搞好纺织运动，战胜灾荒。1942年秋后开始，经过半年的努力，纺织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到1943年6月底，第五专区参加纺织的妇女即有23000余人，纺织了166090斤棉花，换得小米386255斤；第六专区仅武安一县，纺织妇女所获工资达到268652斤粮食，解救了将近8000人的生命，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持续旱灾导致了蝗灾的爆发。当时部分群众认为蝗虫是“神虫”，不敢打。边区政府对这一迷信思想进行了驳斥，并发起了大规模的打蝗运动，并提倡使用科学手段。由于农药缺乏，边区主要还是用扑打办法，并总结了一整套的扑打经验。此外，领导干部带头吃蝗虫，部分地区还实行了定价购买。在边区军民的努力下，部分地区蝗灾得到了控制。
灾荒发生后，边区大批民众参与了进一步节衣缩食运动。节约方式多种多样，有冷食一天以节省柴火救灾者、有以野菜充饥以挪出粮食救灾者，等等。在节约粮食之外，还发动了一系列捐款运动，所有政府、军队剧团都参与了救灾公演，而磁武县的灾区互济工作更是成绩斐然，据记载磁武县募得细粮23000余斤，粗粮5000余斤。
在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也参与了对豫灾的救济，陕甘宁边区在1940年就出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给予难民众多优惠条件。1942年秋后，陕甘宁边区也是河南灾民逃难的地区之一。对于逃来边区的难民，边区各级政府都积极进行了安置，并采取鼓励垦荒、调剂粮食等一系列手段，来帮助难民解决生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