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电影1942中蒋鼎文关于军粮对李培基说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
网友despulti对[蒋鼎文]电影1942中蒋鼎文关于军粮对李培基说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怎么看也无法反驳，对此你怎么看？给出的答复：
这种说法很迷惑人。一个灾民和所有当兵的（“都饿死了”）相比，怎么能比？饿死一个灾民省出来的粮能养活所有当兵的？一个灾民死了没问题，一个当兵的死也没问题，不改变大势。１０个也一样。１００个也一样。一万个呢？十万百万个呢？
面对一次战役，兵临城下，一边是训练有素的守军，一边是饥民，当然是保住一个守军比保住一个饥民划得来，因为太过紧急，你无法做出其它反应，一旦沦陷全城皆亡，如南京。１０个、１００个、１０００个也可作如是解。
这种社会与战争问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错、反驳、支持，也难一言蔽之。
网友匿名用户对[蒋鼎文]电影1942中蒋鼎文关于军粮对李培基说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怎么看也无法反驳，对此你怎么看？给出的答复：
自我理解中国、国家、亡国3个词汇概念，就可以反驳了。
元以后亡国了？清以后亡国了？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我并不认为是亡国了，这里不阐述了，给出地址：为什么中国历史年表中有元朝的存在，而没有使用「元朝时期中国灭国」的说法？在是否灭国这个问题上，是否有明确的界定？
所以，兵死光了不会亡国。
网友林琦对[蒋鼎文]电影1942中蒋鼎文关于军粮对李培基说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怎么看也无法反驳，对此你怎么看？给出的答复：
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选择。
那个时期的军阀的思维都是有枪就有一切，所以报枪不难理解。
网友yesq对[蒋鼎文]电影1942中蒋鼎文关于军粮对李培基说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怎么看也无法反驳，对此你怎么看？给出的答复：
谁的国？
网友曹瑞绅对[蒋鼎文]电影1942中蒋鼎文关于军粮对李培基说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怎么看也无法反驳，对此你怎么看？给出的答复：
P民们会用脚投谁统治不重要有饭吃就行....你这样反而会加快亡国（党？）
后面确实大部分P民都反过去帮皇军了.因为能吃饱....
PS:培基先生其实很想说没饭吃会造反啊！但是他没敢。。。
就事论事的讲.........中国也可以是大东亚共荣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篇二:转：1942年里真实的李培基和蒋鼎文（角色大转换了）
在中国，在河南，灾荒总是来来往往，不绝于书。翻看抗战时期的资料常常会困惑，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水灾和蝗灾？但是1942年的灾荒来得格外突兀。看《河南文史资料》，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带有恐怖色彩。豫西的巩县是个穷困地区，那里的刘庆昭回忆，夏初，是旱情最严重的时期。从阳历4月开始，一滴雨都没有，一直持续到9月，出现了异象：平时欢实的鸡和狗都一丝声音全无，井水和河流一起干枯，树叶也掉光了。夏天的麦苗长不到一尺就彻底干枯了，田地开始干裂，收成毫无指望。以黄泛区的许昌、扶沟为中心，周围十几个县开始往省政府报灾，可是春季禾苗茁壮的景象还留在省政府官员的脑海里，当时任河南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后来在台湾的《春秋》杂志上回忆，省政府觉得是各县为了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双方公文往返，就是没有人下乡勘察。1940年，河南出兵出粮，都属于全国之冠，省长李培基和粮食局长卢郁文都受到过嘉奖。现在，他们不肯立即将灾情上报中央。
就在河南省的决策尚未出台时，更大的蝗灾降临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相似，蝗虫的起源地是被日本占领的河南西北边来的，来势突然。土黄色的云彩飘在天空里，一会向南，一会向北，在上空盘旋，耳听到嗡嗡声，就在人们猜测议论的时候，这朵“云彩”下落了，有选择地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本来河南部分地区到了秋季下了点小雨，夏禾已败，人们都指望初秋种的庄稼能够救命，可是蝗群毁灭了大家的幻想。有人抓住蝗虫研究，这些蝗虫很多是雌的，全身土黄，很长，有6厘米，飞行时，大腿收拢在身体两侧，呈流线型。蝗虫吃完了庄稼就产卵，七八天后，千百万黑色的蚂蚁样的蝗蝻出现了，它们集聚在一切绿色植物上，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一个县一个县地飞过的蝗虫开始吃一切食品，包括不能吃的窗户纸和墙上的对联，甚至草席，吃光了若干个县城。不少老人惶恐地说：老天爷要收人了。
灾荒造成的饥饿几乎转瞬就到。大户人家还有储存的粮食，贫民和流浪者成为首当其冲的灾民。一个个村庄开始找可以充饥的食品，许多食品在现在看来，简直是无法想象：各种味道苦涩有毒的野草，麦苗还是珍贵之物；瓜子皮、核桃皮就比较难以消化了；抢收的是树皮，尤其是榆树和柿树，据说里面含有油分；再就是不能食用的红土和白土，包括旧棉絮。1943年初白修德到的时候，发现废弃的村庄里，偶尔可以看见一两个人影，再就是用菜刀和剔肉刀揭树皮的人。“爱树的军阀吴佩孚当年所栽种的榆树统统被揭下皮来了，把揭下的榆树皮磨成粉末再食用。这样，树就死了，再被砍成当柴火烧，全中国的森林也许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措施有以下几项：一、把灾情调查清楚，申报中央；二、详细调查各县户口，并分为四类：充足之户，自足之户，不足之户，待救之户；三、到西安谒见蒋介石面陈灾况。奉令将本省征实征购减为200万大包，并令召开会议议定，缓征了30余万包，到1943年麦收后再征。并批准拨借一部分维持粮（实际上1942年的军粮征购自5月底启动，早已完毕，减免没有意义）。四、决定救灾的办法。
不安宁的重庆
李培基是在哪一天面见蒋介石陈述灾情的？史实已无法考证。不过显然他并没有如实汇报灾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事后称，他去中央申报河南灾情，因为李培基没有如实申报，他的申报反而被中央训斥了，军政双方为此结下了怨恨。
看过《温故一九四二》的人会知道，刘震云是有阐释历史的野心的。这种野心同样体现在了影片里。但是正如民国史专家黄道炫对刘震云的批评——《温故一九四二》表现出刘在阐释历史方面不够内行。也许这种不够内行延续到了影片中，使得出现种种史实的瑕疵。当然也可能由于应付审查的原因，导致不得不这样拍——比如李培基在新中国成立后是进了政协的，属于“开明人士”，如果影片把其刻画得丑陋，就是一种“翻案”，不容易通过审查.
媒体在报道河南1942年大饥荒时，关于饿死人数，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的是“300万”[详细]。但这个数据，只不过是记者白修德的一个估计而已，并非统计数据。所谓“死亡300万人”，并非调查结果，而只是记者白修德的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