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仅大陆海岸线就有18000多公里。又有6000多个岛屿环列于大陆周围，岛屿岸线长14000多公里，它们绵延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辽阔水域并与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紧紧相连，这就为我们的祖先进行海上活动，发展海上交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要进行航海活动就要有船只。我国的造船史绵亘数千年，早在远古就开始了。
筏的制作比独木舟要容易。它易于取材，制作简便，能多载，行驶平稳，
不怕水浅流急，是很好的水上工具。我国各族人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制造了各种形式的筏，如江南的木筏，漓江上的竹筏，黑龙江鄂伦春族的桦树皮船、藏族的牦牛皮船、九曲黄河沿岸的羊皮筏等。这些古代人民创造的交通工具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已能制造石斧、石锛［bēn奔］等生产工具了，也能人工取火了。火和石斧使人能制造独木舟。有段石锛是远古的造船工具，一般说来，它是长方扁形物，刃口斜削，似普通铁锛呈刨刀状，它与普通石锛不同处在于背面，即刃口斜上所向的一面不像正面那样平，而是中间隆起成一条横脊，把背面分成前后两部分，后部较薄，看起来像有两个阶段，所以叫有段石锛。有段石锛可以装柄使用，在沿海或岛屿上需用独木舟的地方尤其需要。这种远古造船工具在我国沿海地区多有分布，以福建、广东、江西最多，浙江次之，台湾也发现不少。
《易·系辞下》说，“伏羲氏刳［kū枯］木为舟，剡［yǎn演］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刳木为舟”就是制作独木舟的方法：选一根大树干，用石斧或石刀砍、削一个长槽，然后用火烧掉木屑，再砍、再削、再烧，直到长槽达到合适的长度、深度为止。人坐立在槽中就可以浮水漂向远方了。一般说来，造独木舟要选直径在一米以上，长度在五米、甚至一二十米以上的大木才行。有了独木舟以后，人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生产进一步发展了。那么独木舟是谁发明的呢？文献记载的说法很多。一说“番禺始作舟”，又说是黄帝的两个大臣“共鼓、货狄作舟”，或说“巧垂作舟”，这些说明了舟不是一人发明的，而是在很多地方都有发明者，其中也不乏名家大师。总之我国是发明舟船很早的国家。
1.头方尾方：没有起翘，几乎是平底。
2.头尖尾尖：舟头舟尾都起翘。
3.头尖尾方：舟头起翘，尾部平底。后来的船型也主要是这几种，底有平底、尖底，很可能是由独木舟的船
型发展而来的。据神话传说，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史记·夏本纪》），
辗转水上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服了洪水。他能率领人民疏通江河，使之能畅流入海，并能修建灌溉渠道，变水患为水利，可以说，独木舟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了独木舟，可以使人们跨越水域，征服自然，并开拓新的生活领域，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直到今天，我国西南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中还使用独木舟作为渡河的工具。另外在西藏东面的益贡河上可以看到一种直径为1.3米的大独木舟。一些人生前用独木舟作水上工具，死后还用独木舟
作葬具。在国外也是如此，太平洋中部国家基里巴斯共和国是由大小33座岛屿组成的，岛与岛间的交通至今还依靠独木舟作为主要交通工具。
筏和独木舟是远古祖先最简陋也是最重要的渡水运载工具。它们成为我国古代造船技术中两大船型系统的雏型。
有了渡水工具，远古祖先得以进行海上捕捞和迁徙航行了。我国东部沿海的东夷人，自古习于海上活动。他们创造了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这两种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①成为哺育中华民族文化的三个摇篮。
1928年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新石器文化遗存，被称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以薄而有光泽的蛋壳般黑陶为典型特征，又称黑陶文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处大汶口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存。它分布在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中晚期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龙山文化是由大汶口文化演变而成的一种新石器晚期文化，距今约400O年左右。
在山东半岛烟台白石村遗址、蓬莱紫荆山遗址中出土了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直口筒形罐，还出土了作为辽东小朱山中层文化主要特征的几何形纹、压纹等纹饰的如平行斜线纹、叶脉纹、网络纹、印压纹的陶器等。在旅顺口郭家村上层发现了又黑又亮又薄、轮制磨光的黑陶及精制而成的三足杯之类陶器。说明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已交流渗透到了辽东半岛沿海地区。
百越文化指远古时期居住于我国东南江苏、浙江、福建及岭南地区的越族各系（故称百越）先民们所创造的文化。越族是擅长海上活动的民族，他们通过航海活动把百越文化传播出去。百越文化的典型遗址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是印纹陶器和有段石锛。近代在台湾相继发现了大量的百越文化遗存，台湾发现过不少有段石锛，也到处可见龙山文化遗存。
我国沿海各地区文化的互相影响渗透的现象正是由于我们祖先进行远古航海带来的结果。那么远古是怎样航海的呢？方法一定是很原始的，但必须有最可靠的陆标定位来导航。我们的祖先要把熟悉的地形地位保持在自己的视线内及记忆之中，以保证不迷航。在长期的航海活动中，在实践的观测中获得原始的天文知识。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上有将军崖岩雕，它刻在海拔20米的黑色岩石上，上面可见农作物、人面、鸟兽、星云等图案和各种符号。人头上有三角尖状饰物，脸上刻有花纹。人面中间夹杂着星云图，星云图中还有表示太阳和月亮的图形。这些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沿海居民的天文知识。他们在多年的航海实践中积累了天文观测的经验，可能已知道利用太阳、月亮和某些星辰的出没规律来辨别方向，以指导出航、返航和进行捕捞等活动。这是人类征服自然、争取生存的必然结果。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人早在距今7000年前就以原始的舟筏浮具和原始的导航知识开始了海上航行，说明中国和地中海国家一样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祥地。
①这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的新石器遗址，距今约五六千年以前，出土器物以彩绘图案的陶器为代
表。因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二木板船和风帆的出现
我们的祖先对筏和独木舟不断地进行革新，结果出现了新型的木板船，由筏和独木舟发展到木板船，这是造船史上的飞跃，它开辟了航海史上的新时期。
木板船的出现大约是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据传说，黄帝的大臣共鼓和货狄发明了舟，颛顼［zhuānxū专须］发明了桨、篙，帝喾［kù库］发明了舵和橹，尧发明了纤绳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航海工具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在使用的过程中加以改进和完善的。1980年，在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考古学家找到了夏代遗址。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夏代的铸铜和冶炼作坊，及青铜锛、凿等工具，说明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夏代生产力进入了飞跃发
展的阶段。这时也有了规、矩、准绳等木工生产工具。夏朝建造木板船的条件已经成熟。
《论语·宪问》有“羿［yì益］善射，奡[ào傲］荡舟”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羿是善于射箭的人，奡是善于操纵舟船的人。奡是古代传说中的大力士，是夏朝寒促的儿子，能在陆地行舟。颜师古注说：“奡，楚辞所谓浇者也。”所以奡就是浇，是一个人。“浇伐斟寻，大战于潍，灭之。”
（《竹书纪年》）“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楚辞·天问》）这些记载说明：奡奉命灭斟寻，用了水上攻战荡舟的技术。可知夏朝时已有熟练从事操纵舟船而闻名于世的人了。
夏朝时，一些滨海夷族与中原王朝已建立了臣属关系。古籍说：“夷有九族”，如“九夷”、“东夷”之类，原居于我国东北地区，据《竹书纪年》说，帝芒十二年，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说明夏朝时已有能力组织沿海居民到深海捕鱼，也说明这时的航海工具已脱离了筏和独木舟的阶段。否则，到深海捕大鱼是不可能的。造船业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到了商代，人们已能制造重达875公斤的、有精细花纹的司母戍大方鼎了。从商代的遗址看，当时已能建造宫室、楼房、城墙，已有锋利的青铜切削锯刻工具，还有用青铜制成的斧、刀、锯、凿等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制造大批木板船成为可能。
随着生产的发展，产品有了相对过剩，接着就会出现商品交换和货币。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发现了12枚仿制的骨贝和石贝。而“贝”在古代是起货币作用的，说明夏代就已有了商品交换。
到了商朝，人们已能利用舟船进行商业活动。据上海博物馆所藏殷商时饕餮［tāotiè涛帖］纹大铜鼎的一个铭文“”字可知当时商品交换和水上运输的关系。这个字形是告诉人们在木板船上乘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以手执楫在撑船，一个人挑着贝币或货物，说明当时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已需要经常使用木板船了。在河南安阳商朝遗址及墓葬中都出土过许多海贝、象牙、鲸鱼骨，这些都是海中产物或海外交换而来的产物，没有航海事业，这是不可能的。再从甲骨文的几个“舟”字字形分析：
甲骨文“舟”字图：“舟”字上有二或三条横，表示当时木板船上纵横材料的安排方法。用横梁（横板）加强船体横向强度并形成了3—4个分段隔舱，它也能使船体纵向舷板的接头钉在横架上，用短板可以接成长板船。可知商朝的船只已脱离了独木舟阶段而进入木板船阶段了。
木板船是怎样产生的呢？由于独木舟的容量有限，人们开始在独木舟的四周加上木板，以增大容量。原来的独木舟就逐渐变成船底了。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圆底独木舟逐步变成了船底中线处通连首尾的主要纵材，即“龙骨”了。也就是演变成尖底或圆底的木板船了。而平底独木舟就逐渐演变成了平底木板船底中心线上的一块板。这时，事物起了质变，完全不同于独木舟的新船——木板船就出现了。
对筏也进行了改造，人们也在筏的四周安上木板。筏也演变成了木板船。木板船原名“舢板”、三板，最简单的木板船莫过于“三板船”了。全船由三块板构成，即两块侧板和一块底板。底板的两端以火烘弯后向上翘，这也就是现代“舢板”船的祖先。
由于造船业的发展，殷商时，帝王们已经可以用大量船只追捕逃亡的奴隶了。甲骨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癸酉这天进行了占卜，问：逃亡的奴隶能追回来吗？殷王看了卜兆说，可以捉到。可能在甲戍日或乙亥日捉到吧（即明天或后天捉到），可是甲戍日发现奴隶们过了河，于是就出动船只去追捕，由于船只被陷搁浅了，所以没有得到捷报，15天后即丁亥日才捉到了逃亡的奴隶。
商代开始发展的古代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是古代越族的一支——扬越人创建的滨海港口。殷商之人可自此远航取得珠、玑、犀、玳瑁等物。
木板船产生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它的抗风能力较差，只有当抗风浪能力较强并能借助自然风力进行较远距离持续航行的木帆船出现后，人类的航海活动才能更为主动。
关于帆的发明，传说夏夷作帆（《淮南子·物原》）。据说，禹是受到一种叫鲎［hòu后］鱼的启发。鲎鱼的形状很奇特，是一种有甲壳的鱼，身体扁而宽，像螃蟹，有12只脚，尾巴细长，像剑一样，眼睛长在背上，嘴长在肚腹之下，而背上还生有高七八尺的鳍［qí齐］。每当有风吹来的时候，鲎鱼的鳍就高高挺起，它能借助风力前进，没有风的时候，它的鳍就收拢起来了。在鲎鱼鳍的启示下，人们就发明了帆。不论自然界是否有这种借助风力游泳前进的鲎鱼，帆的发明肯定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体现，是实践的结果。风帆也像木板船一样，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
出土的甲骨文中，“V”、“II”等字形很像船的帆。甲骨文中的“帆”字写作“■”，亦作“■”，“帆”字在楷书中写作“凡”，应该是风帆的象形字。甲骨文中的“■”（般）字的意思是使船旋转。字形象征一个人手拿工具使船旋转或移动。说明当时船上已设有推进工具。有的学者说“凡”字就是船上的幔，其形状像帆，所以甲骨文中的“凡”字就是“帆”字。甲骨文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戊戌卜，方其凡。”它的意思就是说，戊戌这一天占卜，船（“方”就是舫、船之意）上必须（“其”就是“必须”之意）挂帆。
可见至迟到了商代时，我国已发明并使用了风帆。船上有了帆，这就大大推进了前进的速度。这是船舶推进动力的一次飞跃，这也是人类对自然风力资源的具有创造性的开发。木板船上使用了风帆，就可以因风致远，使航海范围日益扩大，向大海的深远处发展。从甲骨文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人们对风力已有所认识，按照风力的大小，把它分成四个等级：即“小风”、“大风”、“大掫［zōu邹］风”（大骤风）、“大狂风”。风力的大小与航海有密切的关系。风向也很重要。商代已知东、南、西、北四方风。春秋战国时又知八风与十二风。“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liù遛］风，西北曰（大骤厉风，北方曰寒风。”（《吕氏春秋·有始》）。十二风即十二辰，也就是子至亥的十二地支。战国时期编写成的《周礼》把风作了十二个分类，认为十二个辰（即地支子—亥）都有风。它不仅有十二个风向而且与十二个月以及季节都联系在一起。据此可列出十二辰风表。
十二辰风表
巳是六月
申是九月
十二辰风揭示了季风①变化的基本规律，对于海上航行预测气象极为有
用，也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十二辰风分类法仍可用于现代。它比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希巴洛斯发现季风早300多年，比埃及人发现季风早200多年。
①季风：季风环流的简称。主要由于季节的不同，风向发生向相反方向的流动而改变风向的风（冬夏风向
相反或近乎相反）叫季风。冬刮偏北风（包括北风），夏刮偏南风（包括南风）。我国冬刮西北风，夏刮东南风。
三舫和船舶的日益大型化、多样化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生产的发展和阶级的演变都要求当时诞生不久的木板船迅速向稳定性、装载面积大的大型化船只发展。单体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舫”就应运而生了。
“舫”就是一种将两船并为一体的单体船，古代还称它为“方”、“枋”、“方舟”、“方船”或“枋船”，如果把两条以上的船连在一起就叫“连舫”。舫的好处是增加船的宽度，提高船的稳定性和装载量。
舫的出现是造船业上的革新。由于它行驶平稳，装载面积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上面还可以建造豪华的庐舍，所以舫往往成为贵族们出游时的专用船只。有多少单体船连接为舫也成为奴隶主贵族们炫耀自己地位高低的一种标志。周文王结婚时“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丕显其光”（《诗经》）。说明了周文王的豪华排场。他不但亲到渭水去迎亲，还在渭水上用很多船连接在一起架成一座桥梁，以显示他王者的气派。周朝为了保证周天子及诸侯国的利益，等级极为森严。舟船的享用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郭璞注《尔雅·释水》）天子出行乘“造舟”，是多条船并列而成的；诸侯乘“维舟”是四条船并列而成的；大夫乘两条船并列而成的“方舟”；士乘的“特舟”是单船；庶人“乘泭”就是只能乘木筏或竹筏了。而造船的人们呢？只有被迫去担负划桨、拉纤等苦役罢了。以后舫成为秦汉时代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到南北朝时也常常应用。
由于造船业的发展和航运的繁荣，周武王还特设了专门管理舟舰的官吏称为“舟牧”或“苍兕”［sì寺］，建立了舟楫检查制度。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战争频繁，为了集结兵力，运输军粮、货物及对远方进行外交贸易等活动，使造船与航海业迅速发展。东南沿海的
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造船业的水平。
1935年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图纹中有相互攻击的战船两艘。铜鉴上的战船仅有一重甲板，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桨手用力划桨，上层兵士有的击鼓，有的射箭，表现了水战情况。
①鹢鸟是一种水鸟，像较大的白鹭鸶。船头画此鸟，称“鹢首”。
四古代航海事业的形成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在海上探险、大规模海上运输、海外贸易及频繁的海战中先后出现了海上强国——齐国、吴国和越国。
公元前七世纪中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他以齐国位于山东，靠近大海的地理优势，大兴渔盐之利，使它有了很大的经济优势，终于先后灭掉30多个诸侯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众多诸侯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境东）会盟，周王也派代表参加，从此霸主地位得到承认。齐国成为能直接控制环绕山东半岛及渤海航行的海上强国，其势力甚至远达东海和钱塘江口。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乘机攻越，吴军败，阖闾受伤，回师途中身亡。其子夫差继位后，不忘前耻，公元前494年，拜伍子胥、伯嚭［pǐ匹］为将，亲率水师从太湖出发攻打越国。勾践未听大夫范蠡、文种劝告，在实力远逊于吴的情况下，与吴交战，大败于夫椒（今江苏太湖中的西洞庭山），越都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失陷，勾践率5000残兵退栖于会稽山上（今浙江绍兴南）。勾践只好派大夫文种贿赂伯嚭求和臣服。此后，吴王夫差谋北进与齐争霸，遂于公元前486年凿邗［hán寒］江（邗沟）南引长江水至今淮安，北入淮河以通漕运①，并沟通长江与太湖的胥溪。传说吴邗江是我国最早的运河。越王勾践卑身事吴，不忘复国。
越人自古擅长航海，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可能这是由于常在水中，长发不便，所以剪短，纹（文）身，是象征龙之子，求其在海中的安全吧，自然也有迷信的色彩。越人常常潜水游泳，对造船航海技术较为娴熟。他们造的船有适于海战的戈船，也有民用的扁舟、轻舟、舲［líng伶］等。越国在勾践率领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逐渐强盛起来。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吴王夫差率精兵北上到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之机，发习流（水兵）2000人，兵士40000人，君子（精锐）6000人，诸御（车兵）10O0人伐吴，一举攻下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俘获太子友。夫差被迫使人以厚礼向越求和。公元前473年，越终于灭吴。吴王夫差自杀。
越灭吴后，公元前468年，越沿吴北上的途径从会稽“徙都琅邪［yá牙］”
（《今本竹书纪年》。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西北。这时，越并有琅玡、会稽二郡）。时越有“死士八千，戈船三百艘”，使楼船士卒“二千八百人伐竹柜为桴”。公元前379年（越王翳三十三年）又“迁都于吴”。吴即今江苏苏州。这时位于山东沿海的齐国国势强盛，而越国国势日衰，在山东已无发展之地，只得再次从海上迁回吴。
春秋战国时期，海上航行能力已很强大。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庾”。越国一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越国的两次迁都也说明了它的航海能力。
造船航海事业的发展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开拓探险精神，也加强了我国和朝鲜、日本等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①水道运粮叫漕运。
朝鲜和中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西周时曾封商代的贵族箕子于朝鲜。战国时，邻近朝鲜的燕、齐两地人民不堪残暴统治，曾成批地迁徙到朝鲜去。同时带去不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朝鲜半岛也出土了铜铎、铜剑等物，据考证有一些是战国时代的文物。这些说明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已能在黄海进行远航。还有不少中国人为躲避战祸经过朝鲜半岛再渡海到日本。他们带去青铜器和铁器的生产工具，带去了水稻种植技术。金属工具和农耕文化是弥生文化①的两大特征，从此，日本从原来的绳纹文化①过渡到弥生文化（公元前200多年到公元30O多年），而弥生文化就是来自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来自中国北方沿海的文化。在日本也发现过战国时期的中国铜剑和燕国的货币明刀钱等。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越人经常在南海进行航海活动，并通过番禺港进行贸易。番禺是越人的一支扬越建立起来的。“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史记·货殖列传》）同时，百越航海于海外所得黄金、珠玑、犀象等也曾作为贡品向楚国朝贡。
航海实践使春秋战国时人们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人们把大海分为东海、北海等几个海域。人们已深知海洋气象，特别是风向对航海安全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商代已知东、南、西、北四方风。春秋战国时又知有八风与十二风。
随着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天文学也有很多成就。“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湛，宋有了韦，齐（一说是楚或鲁）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
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经。”（《晋书·天文志上》）甘德
和石申夫各自在其本国进行天文观测，并各有著作刊行于世。甘德的著作名
为《天文星占》，石申夫的著作名为《天文》，都是八卷。汉朝时，这两部
著作还是各自刊行的。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并，并定名为《甘石星经》。甘
德和石申夫当时曾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初步
掌握了这些行星的运行规律，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其中测定了121颗
恒星的方位。后人把甘德和石申夫测定恒星的记录称之为《甘石星表》（又
称《甘石星经》）。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
元前二世纪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还早约200年。《甘石星经》在宋代就
失传了，在唐代的《开元占经》中还保存一些片断，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
书志》的书目中保存了它的梗概。
天文学的发展为航海的定向定位起着重要的导航作用。
①弥生文化以在日本东京本乡区弥生町曾发掘了弥生式土器而得名，在弥生式土器遗迹中常有青铜器、铁
器、稻粒等随土器出土。
①以他们使用的土器侧面背面都有绳纹状条纹，故名绳纹文化。
五秦始皇巡游海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那时我国的国土东到大海，自北往南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已形成一个既是大陆又是海洋的国家，为航海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随着冶铁业的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贸易的发展，对造船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后，我国的造船业经历了秦汉、宋元、明朝三大发展时期。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它继承了巴蜀地区及原来六国中一些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的技术水平并加以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的船只不仅规模大而且类型多，并能建造高技术的楼船。
秦在平息南方的战争中就曾组织过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在位12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O年）中，先后组织五次大规模的海上巡游，说明了秦代的航海能力。
第二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当秦始皇车队至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南）时，韩国贵族张良令力士持铁锥伏击，误中副车。始皇遇刺未中，令大索十日，未得凶手。而后，又登芝罘，刻石立碑，归途中再次来到琅邪港。
第三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至碣石（在今河南昌黎海中，一说在今河北乐亭西南，一说在今山东无棣），刻石立碑。为追求长生不老又使燕人方士卢生入海求羡门、高誓等古仙人，不得而还。第二年，命将军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收复黄河以南河套地区（今内蒙河套及伊克昭盟地区）。设44县。为防匈奴侵扰，秦始皇又征发大量民工将燕、赵、秦旧时长城连接修成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辽阳北）。为解决北方粮饷，乃开辟北方航路起于黄腄、琅邪，入渤海，转道今天津附近古黄河，经水运转输。
为向岭南进军，解决运粮运兵困难，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命史禄在湘水、漓水分水岭上凿灵渠（在今广西兴安，以工程灵巧，故名）。这一水闸式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一大发明。西方最早的船闸于1375年在荷兰建成。1914年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其基本设计原理也与灵渠相同。灵渠于公元前
214年建成，比西方早1000多年。灵渠建成后，始皇征发逃亡者、赘婿、贾人为兵卒攻取南越（今岭南地区）设桂林（郡治在今广西桂平西南）、南海（郡治在今广东广州）、象郡（郡治在今广西崇左）迁罪犯50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促进了民族融合。
第四次巡游海上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始皇东巡，南至九疑（一作嶷山，又名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相传虞舜葬此），祀虞舜，浮长江而下，经丹阳（今安徽当涂东）、钱塘（今浙江杭州），渡过浙江，登会稽山，祭大禹，望于南海（今东海），立石颂德。北归时，路过吴地，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北）渡江，乘海船北上琅邪，至成山、芝罘。到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南）时，病。七月（十月为岁首）死于沙丘宫（今河北广宗西北）。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不久就不辞辛劳多次巡游海上是有其政治、军事、经济目的的。这时，齐、燕、越等沿海之地新并不久，六国遗民充满仇视心理，妄图复国，秦始皇不得不到各地去了解情况，进行招抚工作，加强统治，以防政局不稳。秦始皇在泰山碑文上写道：“既平天下，不懈于治。”他移民改俗，屯戍海防。如他把越人强行迁徙到江、淮、徐、泗地区，把内地囚徒迁到越，开荒种地。刻石立碑，炫耀威德，利用沿海地区的经济、航海力量支持边防军事所需。不仅要发展中原以外的经济，而且要通过沿海港口向海外谋取经济利益。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就取得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秦始皇多次航行于江、河、湖、海，如果没有较前代发达的造船航海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秦朝开创了我国造船航海业的新时代。
六徐福东渡日本
徐福是齐国人。春秋战国时，燕齐多方士。徐福就是战国末年齐国的方士。很多方士来自于人民群众中，熟知人民的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会一些炼丹术、医药术、占星术、航海术。山东半岛的居民一向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为了躲避战祸及官方追捕，有的人就曾驾舟到过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燕齐海上的方士多能出海远航。正因为他们有着航海等特殊技能，有时也能得到帝王贵族的接见，并赋予特殊的使命。
徐福为求得资助，对秦始皇谎称自己到了蓬莱，可是仙人嫌秦始皇的礼品太薄，虽已见到了仙药，但不能取到。还说他曾向神仙探问求药需要多少代价？海神说：必须带大量五谷及百工男女数千人才行。“秦始皇大悦，遣振（意为“童”）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徐福第二次出海之后再也不回来了。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平原广泽”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一说是“亶［dǎn胆］洲”。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州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一说是“三神山”。“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常有至者。”（《史记·封禅书》）徐福自己也向秦始皇说他要到“三神山”去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不管“平原广泽”在哪里，肯定是离大陆很远很远的海岛。据专家考证，三神山中的蓬莱就是指日本而说的。一说，亶洲也是日本。
那么，徐福是采取哪条航海路线去日本的？据考证可能是从琅邪港出发北上——成山角——向西至芝罘港——蓬莱头——沿庙岛群岛北上——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向东北至鸭绿江口——向东南至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向东至朝鲜半岛东南角釜山——向东南经对马岛、对马海峡——北九州海
岸——向东进入濑户内海——东至大阪湾——最后到和歌新宫町熊野津（今熊野滩）。
日本《和歌山县史迹名所志》中记：秦徐福之墓在新宫町，墓前有石碑，上面刻着“秦徐福之墓”还记着：“相传往昔秦始皇时，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谷种籽及耕作农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津登岸，从事耕作，养育男女，子孙遂为熊野之长，安稳渡日。”这也可以作为一种旁证，是比较可信赖的一种说法。徐福率童男女东渡日本表明我国在秦代时的航海能力居世界领先地位。
他们的海外开拓精神对后人是极大的激励。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日本，使日本结束了渔猎生活开始了农耕生活，促使日本迅速进入文明社会阶段。
七汉武帝的楼船及其巡海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统治时，社会经济发展，国势强盛。为了统一沿海地区，发展近海与远洋的交通、贸易，汉武帝竭力加强造船业，建立强大的水师，并七次巡海航行。
汉代的造船业已经非常发达。据古籍记载和对现代出土的汉代船模的研究，可知汉代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种类型的船，有客船、货船、战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艑、艇、扁舟、轻舟、舲舟、舫舟等。战船有很多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而来的。战船比民船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战船的结构、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首先要坚固，能防御敌人的进攻，还要有攻击性，要配备能进攻的武器，还要求速度，更要灵活，进退自如。所以战船代表了当时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战船也有很多种类，如戈船、桥船、斗舰、艨艟［méngchōng蒙冲］、楼船等。
200斛以下叫艇，其行径梃，一人所行也。还有“艆■”与“■”（■）等都是航海大船。此外还有更大的船，如豫章大舡［xiāng乡，又读chuān船］上面起宫殿，可载万人。“万人”也许太夸张了。即使载“千人”，载重量也已达90—100吨了。
汉代造船的数量很多。当时所造的船是以长度“丈”来计算的，有些大商人一家就有船1000丈。
从考古发掘中也可证明汉代造船业的发达和造船技术的先进。1973—1974年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上西汉墓中出土了木质船模，长71厘米，中部最宽处为10.5厘米，头部较窄，尾部稍宽，底部平坦呈梭形，两端呈流线型上翘。与船模同时出土的木简中也有记载舟船的资料。
1951—1952年，在长沙发掘的西汉203号墓中发现一只两头小、中间大，船形狭长的船模，有16支划桨，船模两侧边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规则的钉眼。说明这种船已采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钉接技术了。
1955年，在广州郊外的东汉墓椁中出土了一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三舱，舱上都有盖顶，船首两旁有桨架三根，船舱有横架梁橹八根，船的两侧设有撑篙用的边走道，有舵锚，是一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内河客货船。
1975年在广州发掘出一处规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场遗址，发现了三个大船台，可同时建造数艘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据考证，这是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此外，在川、陕、闽、浙、赣也有秦汉造船工场。
西汉有很多水师基地。水师常备军皆驻扎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属于所在郡守统辖。西汉的水师主要基地有豫章（江西南昌）、浔阳（江西九江一带）、庐江（安徽安庆）、会稽（江苏苏州）、句章（浙江余姚钱塘江口杭州湾处）、博昌（山东博兴入莱州湾处）等处。庐江、会稽等郡同时也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完成了对东瓯（今浙江省东南部）、闽越（福建部分地区）、南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等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统一，巩固了海疆，为东南与南方沿海航路的畅通打下了基础，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还曾七次巡海，不但年矩很近，有时一年一次，而且直到他死去的前两年，在69岁高龄时还在巡海。
第一次巡海：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汉武帝首次东巡海上。至东莱（今山东掖县），齐人趁机上言海上故事者不下万人。他派出了与徐福东渡规模相等的数千人的大船队探寻通日本之路。甚至要亲自率船队出海赴蓬莱求仙人。经群臣苦谏才罢。随后他便沿渤海巡行到碣石，向东巡行到辽西，后于五月回都城长安。
第二次巡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仅距第一次巡海六个月，武帝再巡东莱留居数月，求神仙无所见。四月回长安。秋，派左将军荀彘［Zhì治］从辽西出兵，楼船将军杨仆率将水军5万从山东渡渤海水陆夹攻朝鲜。这次两路进军路线与武帝第一次巡行东莱和赴辽西路线相同。可知这次巡海仍为开通对日航线。次年，由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卫氏朝鲜亡。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真番（今朝鲜开城一带）、临屯（今朝鲜咸镜南道南部）、乐浪（今朝鲜平壤南）、玄菟［tù兔］（今辽宁清源附近）四郡，以开拓海外航路。此后，中日航线的中间障碍（朝鲜）被打通，汉人大量迁徙到朝鲜、日本，倭人也能经朝鲜来中国。
第三次巡海：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先南巡江西、湖南长江中下游造船基地，再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率一只大船队“自浔阳浮江，射蛟江中，获之”。顺江而下，到安庆视察了安庆以下菜子湖口的枞阳（安徽枞阳）造船基地，又增添船舰及水兵然后“舳舻［zhúlú逐卢］①千里，薄（通泊）枞阳而出”，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入东海，沿海北上至琅邪。三月，返至泰山，四月回长安。对长江下游及沿海来说，庐江
（安徽安庆及枞阳一带）水师基地比浔阳（江西）水师基地更为重要。第四次巡海：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十月，武帝东巡至海上，查元封元年派遣出海寻仙船之下落，因未见返航，再派第二批船队出海东渡。
①舳舻：舳是船后持舵处，舻是船前头刺棹［zhào照，摇船用具］处。
第五次巡海：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正月，武帝又东巡海上求神仙并了解出海船队情况，仍未见返航。四月，封泰山，禅石阁（在泰山下，方士以为仙人之阁），还长安。
第六次巡海：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武帝又东巡，求神仙，至琅邪，然后渡海到成山、芝罘，“渡大海而还”。
第七次巡海：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正月，武帝最后一次巡海至东莱，欲亲自浮海求神山，群臣谏阻不听，适逢海上大风十余日，海水沸涌，楼船不能出港，只得返回。三月，武帝追悔以往的错误，采纳了田千秋的建议，取消了诸方士求神仙之事。之后，武帝每对群臣自叹：“从前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全是妖妄，还是节食服药，少得点病就行了。”
八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国往来。在汉武帝的努力下，汉朝终于先后开辟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
1.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南北沿海航线。
2.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日本。
3.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航线。
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
我国自古以丝绸（Seres）闻名于世，古希腊人把丝叫作ser，就是从“丝”字读音而来的，“Seres”（制丝的人）以后被引申为产丝的地方——中国。古希腊人曾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远销至大秦（即罗马帝国），但要经过亚洲西部古国安息（领有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商人转销。罗马人希望能找到海上通道至中国。汉武帝时，大秦国曾入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国贡花蹄。其色骏，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①。
汉代的帆船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贸易。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南海、印度洋上的航路第一个较完整的记录见于《汉
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郡比景，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附近）；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船行可二月，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我国海船经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航行的真实写照。即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往南海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中国从此处可购得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中国的丝绸（杂缯）等由此可转运到罗马，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据古罗马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说，罗马恺撒时代今斯里兰卡岛的拉切斯等四人从海道出使罗马，据拉切斯对罗马人说，他父亲曾亲自到过中国。还说中国和罗马都与斯里兰卡有直接往来。普林尼还介绍说罗马贵族“投江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罗马贵族把珠宝除留给自己享用外，还以它们“远赴赛里斯（中国）以换取衣料（丝绸）”。
①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6页。
“据最低计算，吾国（指罗马）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者不下一万万赛司透司（Sesterces）。”①只有多次海船往返，才能把大量丝绸运至罗马以换取“奇石异物”，才能达到一亿赛司透司的贸易额。
至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丹敦遣使自日南徽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直接友好往来的最早记录。这种友好往来，突破了斯里兰卡的中转，是接通了海上远洋东西航线直接进行的。
汉代造船航海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航海知识的丰富。在指南针尚未能应用于航海的汉代，舟师只能凭经验观察星象特别是北斗星与北极星来定出航向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淮南子·齐俗》）在气象变化上，汉代已知观测风向，作出判断，已知利用季风航海。风的顺逆至关重要。顺水行船，再加顺风，航行快速安全，如是逆水行船，再加逆风，航行缓慢又容易发生危险。舟师都非常重视这种随季节而变向、定期而至的季风。
①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2页。
九汉代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成熟
汉代，我国造船航海技术已经成熟。它的标志是除前文所述能造成高十余丈有三层楼的高大“楼船”及类型繁多的各种船只外，还有很多发明创造，如桨、橹、船尾舵、风帆等船舶推进工具的日益完善和广泛使用，横隔舱造船结构的重大贡献等。
楫和棹
我国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早已知道利用竹篙、木桨来划船行进并控制方向了。以后，随着人们向深水区的远航，用竹篙不那么方便也不大能起作用了，木桨的作用日益增加。早期的桨多为短桨，叫“楫”，上端为圆杆，下端作板状，用两手持楫划船使船前进。在广州出土的西汉木船模上有四个木俑，各拿一把短桨，坐着划船，那就是楫了。但是，由于楫入水浅，推动力量小，人们就不断改进，加长桨板，加宽桨叶，坐着划的短桨日益变成站着划的长桨。长桨古代称为“棹”。又由于长桨重，划水不方便，干是就在舷侧做了可以搁放长桨的桨柄孔或固定的支点，叫桨座，以发挥杠杆作用。桨板拨水向后，其反作用力通过桨座推动船只前进。在长沙出土的西汉木船模中，我们可以看到有16支长桨即“棹”，这16支掉就是以舷板上的圆孔作支点的，棹有了支点，就成了一个杠杆，划动时可以减轻臂力，发挥了腕臂的作用，桨手的体重也产生了作功的效果，效率大为提高。为了增加船只行驶的速度，桨手们常常一齐边划边唱以统一动作，同时可减轻疲劳感。汉武帝《秋风赋》中有“萧鼓鸣兮发棹歌”，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橹
船尾舵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舵的国家。舵的发明和使用是我国造船与航海技术上的重大成就。桨的作用是划行和控制方向，控制方向的桨被称为舵桨，它的位置逐渐从船舷移到船尾的正中央成为尾桨。尾桨从划动改为不离水面的摆动，尾桨起到了舵的作用，改称为舵桨，舵桨就是舵的始祖。从1974年湖北江陵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上可以看到船上有五支长桨，都有桨叉，其中的四支在船前部两侧，作划桨用，另一支在靠船尾的舷部作舵桨用。舵桨遇浅滩或靠岸时不易操纵，桨翼随船体加大而加大也不易操纵，于是人们改变了安装方式，产生了舵。
舵至迟在东汉已发明并使用，1955年广州出土的陶船模的舵尾就有一支早期的船尾舵。舵面呈不规则的四方形，面积较大，完全不同于舵桨的形状。舵杆以十字形结构固定，从船尾斜伸入船后方，舵杆顶端有一洞孔，用以安装舵把，转动舵把可使舵面连轴转动，可以自如地调节船只行进的方向。这是航向操纵工具的重大革新。
风帆
汉代，我国使用风帆的技术已经成熟。秦汉时期，我国早已能凭借季风进行大规模航海。没有成熟的风帆使用技术这是不可能的。西汉刘安《淮南子》说：“辟（譬）若伣［qiàn欠］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东汉许慎注说，“綄［huǎn缓］，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伣是古代测风、观察风向的一种设备，后来，有人也叫它为五两。“伣”这种测风仪商朝就有了。汉代沿用下来。这实际是一条为了测风而绑在杆顶上的丝绸带子（或羽毛）。有风的时候又随风而摆动，据它摆动的方向可知风向。汉武帝所建的建章宫上有两只相风（观察风向）的铜凤凰。古地理书《三辅黄图》说：“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东汉张衡作过相风铜鸟。当然，这都是很堂皇的了。为什么又叫“五两”呢？因重量必须在五两以上，八两以下，太重难以吹起，太轻则易于旋转，就不好掌握风向了。这种测风仪，由于结构简单实用，航海中又很需要就很容易移到船上去使用。唐代诗人李白《送崔氏昆弟之金陵》诗中有“水客弄归棹，云帆卷轻霜，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句，说明了这一问题。后代还有在船桅顶端悬挂“鲤鱼旗”的，它就是从“伣”美化发展而来的，也是一种测风仪。
风帆的结构和驭风技术最晚在东汉已经完备了。帆有一类是用丝织物或布做的，叫“布帆”；另一类用竹蔑或其他植物纤维做的，叫“蓆帆”。从结构上看，一类是软帆，如布帆、蒲草帆，没有横向的帆竹支撑，只能在正顺风时用人字桅悬挂，不能斜移，也不能转动。另一类是硬帆，是用与帆横面等长的若干根竹竿等矩支撑在帆的一面，或是交错穿插在帆的两面上，这种横竹竿叫帆竹，它可以支撑帆面使之平整，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风力。硬帆可以挂在单独的桅杆上，又可以围绕杆来转动，形成平衡纵帆。
东汉丹阳太守万震著《南州异物志》，叙述了当时南海航海者的风帆驭风技术。书中说明了帆面悬挂的位置在驭风中的作用及帆面悬挂的样式与受风的关系：“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
附：风角与帆角的关系简略示意图
横隔舱的造船结构
船首舱多作储存帆、缆索等航海工具物品之用。船尾舱多作为厨房。此外还有七个正式舱室供使用。横隔舱的造船结构，是我国造船技术的重大发明。后世造船，船体不管如何分舱，但都沿用了中国古代造船借分舱抗沉和加固横向强度的设计原理。
十江南造船业的兴盛和中日的海上交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连年战乱，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批人民辗转流徙到南方。南方政局相对稳定。南迁人民带去了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兴修塘堰，同南方劳动人民共同开发江南地区，使原来落后于北方的南方生产迅速得到提高。
经济的繁荣和相对安定的政局为发展造船及远洋航海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秦汉造船业的基础上，三国时期的造船业又有所发展。
孙吴所据之江东，历史上就是造船业发达的吴越之地，政权新建不久就有船舰5000余艘。吴在永宁（今浙江温州市）、横阳（今浙江平阳县）、温麻（今福建连江县）等处都设有“船屯”以发展造船业。吴国有很多技术高超、熟练的造船工匠，还在建安设了管理造船的官员——典船校尉。吴国造的战船，最大的上下五层，可载300O名士兵。孙权乘坐的“飞云”、“盖海”等大船更是雄伟壮观。孙吴能多次派出大船队远航辽东及南海海域。孙吴的民船业也很发达，如位于今江西省南昌市西南的“■[［gōulù勾路］洲”就由于建造过“[大扁”而得名。“舸”、“艑［biàn便］艇”、“艑舟”、“轻舟”、“舲舟”、“舫舟”都是民船的名称。最有名的温麻船屯造的“温麻五合”海船，由于是并用五个大板做的，所以以“五合”为名。“晨凫［fú浮］”又名“青桐大舡”，就是诸葛恪造的“鸭头舡”。这些大船选材考究，多用“豫章楠［xiǎn显］”上好硬木制成，极为坚固。
西晋的造船业也有发展。西晋谋划灭吴时，晋武帝司马炎于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命大将王濬为益州刺史，去作准备。王濬至益州，罢屯田军，大作舟舰。他发明制造了大船叫“连舫”，就是把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方百二十步（一步为六尺），受（载）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濬传》）被称为“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北魏的造船业虽不如江南，但也有一定的造船能力。刘宋将代北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jiā加］三年（公元430年）令“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薄骨律镇将在镇造船200艘。当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拓跋焘率兵南下时，刘宋“陈舰列营，自采石（安徽马鞍山市长江东岸）至于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资治通鉴》），沿江布船设防，足见当时船舶之多，造船之盛。
为了提高航行速度，南齐大科学家祖冲之（公元429—500年）“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南齐书》卷五十二）。装有桨轮的船舶，称为“车船”。这种船利用人力以脚踏车轮推动船的前进。这自然没有风帆利用自然力那样经济，但这也是一项伟大发明，在造船史上为后来船舶动力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
南梁时，侯景军中有的船只上装有160支桨，航行飞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日两国继续交往。早在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后汉书·光武帝纪》），这是中国史书上第一次对中日正式交往的记载。“光武赐以印授”（《后汉书·东夷传》），这一条记载，根据出土文物也证实了。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日本天明四年）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的一位农民，在修水沟时，发现了一方金印，这方金印上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字，该印2.3厘米见方，0.3厘米厚，重约108.7克，金质蛇纽，阴文篆文。这就是东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那方金印。
到了曹魏时，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女王卑弥呼遣使臣难升米来中国洛阳，与魏通好，“献男生口（奴隶）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疋二丈”。魏明帝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并赏赐大量各色丝绸绢锦、黄金、铜镜、真珠、五尺刀等物，并要卑弥呼把这些赏物耀示国人，使倭人了解曹魏对卑弥呼的友善、支持。
曹魏与倭自魏景初二年至正始九年的十年间（公元238—248年），有六次派使节互相馈赠及答谢等往来，中日海上交通频繁。曹魏与日本的海上航路是：曹魏从山东渡渤海——曹魏属带方郡（今朝鲜开城附近）——釜山——对马岛——壹岐岛——九州福冈松浦。
孙吴也欲与倭联系，由于北方已被曹魏控制，便想从东南沿海赴倭。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出海，寻找夷洲和亶洲（吴人称倭国为亶洲）。亶洲所在绝远，卫温和诸葛直只到了夷洲（今台湾），“得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这是中国经营台湾的首次记载。由于他们没能到亶洲（日本），便率队返航。吴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二月，他们刚从海外返回，便以士卒疫死者十亡八九，温、直“违诏无功，下狱诛杀”。卫温、诸葛直去开辟跨东海通日的航线没有成功，吴国便想绕过曹魏直接控制区，从海上与魏辽东太守公孙渊建立联系，开辟从长江口北航朝鲜再转赴日本的航路。
第一次：吴嘉禾元年（公元232年）三月，孙权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从海上潜航辽东，以待今后南北夹攻魏。此事被曹魏发现，就命魏将田豫率青州兵讨公孙渊，并在山东成山角设伏，截击由辽东返东吴的周贺等人。适遇大风，东吴舰队皆触礁，几乎全军覆没，周贺被斩。十月，公孙渊派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孙权，并献貂马，此事受到曹魏责难。
第二次：吴嘉禾二年（公元233年）三月，孙权又派张弥等带大量珍宝财货、水军万人送宿舒、孙综回辽东。时公孙渊已重投曹魏，就将张弥杀死，俘虏了全部随行吴军，只有随员秦旦等逃亡到高句丽。高句丽王派人送秦旦等返回东吴。
第三次：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春，吴再派将军孙怡到辽东，击败曹魏守将，“虏得男女”而回。东吴三次大规模出动船队开辟了自长江口直达朝鲜的航线。虽未能到日本，却为南朝时形成的中日南道航线打下基础。关于中日南道航线的产生是由于“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文献通考》）。这时朝鲜北部的高句丽与倭处敌对状态，道路受阻。
中日南道航线：从建康出发——长江口——山东成山——模渡黄海——朝鲜南部——济州海峡——对马岛——壹岐岛——福冈（博多）——穴门（今关门海峡）——濑户内海——大阪（难波津）。
中日南道航线比曹魏时经带方郡到日本的北道航线要近得多。但是航海技术要求更高。
十一孙恩、卢循的海上起事
东晋末年，政治腐败，贿赂成风，“民不堪命，天下苦之”。琅邪人孙恩是五斗米道首孙泰之侄。孙泰见天下兵起，就收兵众，谋起义。后被诱斩，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六个儿子。孙恩逃入海中。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五斗米道徒共推孙恩为首，在海上起事反晋。孙恩据海岛四次起兵反晋。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一月，晋朝廷下令征发东土诸郡（今浙东）已免除奴隶身份成为佃客的广大农民当兵，引起吴（今苏州、杭州一带）、会（会稽治今绍兴，即今浙江钱塘江以东地区）百姓不满，孙恩就率众自海岛登陆，攻上虞，杀上虞县令，袭击会稽，斩会稽内史王凝之。于是江、浙等江南八郡人民起而响应。十天之内聚众数十万。十二月，朝廷急派大士族谢安之子谢琰和辅国将军刘牢之前往镇压。当谢、刘会兵渡过钱塘江口之后，为保存实力，孙恩率20万起义军乘海船退回海
岛。
孙恩第二次起兵是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四月。东晋以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谢琰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战功，居功自傲。孙恩乘其骄傲麻痹之时，于隆安四年四月率水军至浃［jiā夹］口（今宁波甬江口），入余姚、上虞，再攻占会稽。击毙谢琰及其二子。谢琰死后，东晋兵权落入非士族出身的刘牢之手中。刘牢之于十一月攻义军，孙恩重退回海岛，刘牢之加强海上防备，毁沪渎垒（在今上海市），以防孙恩水师。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春，孙恩第三次起兵。孙恩率声势浩大的水师近海航行400里，进攻沪渎，然后率水师10余万人，楼船战舰千余艘，溯长江而上，占领丹徒（即京口，为建康之门户），直逼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刘牢之急令部下刘裕自海盐奔驰截击。刘裕与孙恩会战于丹徒蒜山（今镇江西三里）孙恩战败，退至山上，重又整顿船只，准备直捣建康。这时义军中战船的数量及种类都很多。除有高大的楼船外，还有起四层、高10余丈的“八槽战舰”。为什么叫“八槽”，很可能有八个舱。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型战舰。此外，还有其他各种船只，如飞云船、苍隼船、金舡、飞鸟舡等。这些船只都逆流而上，可惜，楼船太高大了，又遇到逆风，转动不灵，航速受到影响，未能攻下建康，只好挥师顺流而下，取广陵（今江苏扬州），顺江出海。孙恩庞大的船队又北上攻占郁州（今江苏连云港外以东的海中，周围数百里），刘裕尾追，在郁州大败义军。孙恩遂率船队沿海南还，又败于沪渎和海盐，义军损亡上万。此后，饥馑疾疫，死者大半。孙恩再回海岛休整。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三月，孙恩第四次起兵。孙恩从海上攻浙江临海，被临海太守辛景击败。仅剩数千人，孙恩投海死，其部下从死者数以百计，称为“水仙”。
大港口广州。卢循以广州为根据地，依靠水师，据守六年。徐道覆精明而有远见，他见刘裕出兵北伐南燕慕容超，无力南顾，力劝卢循把握时机，再取建康。徐道覆并于前几年派人在粤赣边境梅岭砍伐船材贱卖给百姓，储之于民家。现在又欲起兵急需战船时，又凭卖券把这些木材征集集中，不到十天就制成船舰多艘，供水师使用。足见当时造船技术的普及和造船技术的高超。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二月，卢循、徐道覆共率起义军10万，分道出兵北进。卢循一支水军自广州经湘水进入长江。徐道覆一支水军从始兴（广东韶关）出发，经豫章也进入了长江。卢循和徐道覆连袂东下，百里之内，舟船不绝，戍卒十万，舳舻千计。晋军各地守军见义军旌旗招展，船舰蔽天，声势浩大，纷纷望风而逃。东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何无忌自寻阳（今江西九江）率兵往战于豫章长江水域。徐道覆乘西风命数百弓箭手向西岸射击何无忌的坐船，船被西风压向东岸，义军以大舰相逼，晋军大溃，何无忌被杀，建康震惊。
东晋急召刘裕速归，刘裕日夜兼程行至下邳（今江苏雎宁西北），以船载辎重，自率数十人赶回建康。
这时，徐道覆欲乘胜下建康，卢循欲退守寻阳，战略上的争执，贻误了战机。卢循率军退驻寻阳，只留范崇民率5000兵守南陵（今安徽宣城西）。刘裕一面派兵追击，一面派建威将军孙季高率3000水军沿海南下，限于十二月之交攻占广州，夺取卢循的根据地。
十二月，卢循徐道覆合军再连袂东下，约有一万多水军与刘裕军大战于大雷（今安徽望江县西岸）。刘裕以轻舟强弩进攻并借风纵火，泊于西岸的义军舰队大败，战舰大部被烧。卢循败走寻阳，准备还回豫章，筑栅切断鄱阳湖口以为退路。刘裕攻栅，义军苦战，死伤万余人，战舰大部被烧，残部仅余数千，只得南撤。义熙七年（公元411年）二月，刘裕部将攻破始兴，徐道覆战败牺牲。三月，卢循退至广州，但广州已于年前被晋军攻占，卢循屡攻不下，战死数万人。四月，退至交州（今雷州半岛境），卢循战败，投水自杀。孙恩、卢循海上大起事自公元399年至411年，他们以海岛为基地，经常以数十万人之众乘大海船航行于海上，进行军事活动，纵横东南海上和长江下游12年之久，前后所造战舰数万，小船不计其数。“八槽战舰”则具创造性。起义后来失败了，但是他们英勇奋斗、坚强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奠基于人民中间的雄厚的造船基础，快速高超的造船能力、准确娴熟的航海技能和雄壮威武的战舰实力，在我国造船航海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十二法显从印度洋远航归国
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佛教的经典也开始翻译过来。一些外国僧人也来到中国，如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天竺（今印度）僧人佛图澄来到中国，中国的僧人也到西方去求法，最有名的是东晋后期的法显。
法显（约337—约422年），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三岁就出家了。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叶，佛经虽然已经译出很多，可是戒律（佛教约束教徒的教规）仍不完备，法显就立志西去寻求戒律。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西域、越葱岭去天竺（印度）取经。他先后约得同伴九人同行，历经艰险，终于经今阿富汗，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到达天竺。他在天竺搜求戒律，学习梵文梵语，抄写佛经，遍游北天竺、中天竺。在游历旅途中，同行僧人有的丧身异域，有的愿留在天竺不再返回。而法显西行的本意在“欲令戒律流通汉地”，所以坚决由海路回国，以传由天竺取得的戒律，弘扬佛法。
东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法显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附近的泰姆鲁克古时，位于恒河入海口）乘商人海船昼夜兼程14天到师子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因师子国是南亚佛教兴盛之邦，法显就在这里寻访名山宝寺，继续求佛法。在“无畏山”佛寺的供物中“见商人以晋地白团绢扇供养”于佛像前，引起思乡之情，“不觉凄然，泪下满目”，更坚定了回国之念。
在师子国停留两年之后，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九月四日法显从师子国搭乘一艘商人大船，船上载有200余人。大船后系一只小船（由于海上航行极为艰难，以备大船毁坏时用）。这艘大船准备横渡孟加拉湾东去。刚一启航恰值好信风①，得以顺利东进，没想到，两天后，便遇到大风，船漏入水。商人都想上小船，小船上恐怕人太多，就砍断了缆绳。命在须臾，商人都非常恐怖，就把船上粗重财物掷于水中，法显也把水瓶、澡罐及其他东西掷入大海之中。这样的大风刮了13天，船到一个岛边。潮水退后，能看见船漏的地方，才补塞修理好，继续航行前进。海上航行极为艰难。“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显然火色，鼋鼍［yuántuó元驼］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邃，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称此二岛）。”
法显在《佛国记》中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海程中有海盗。更重要的是说明了观察日月星辰辨别航行方向，在当时远洋航行中的重要作用。这时，还
①信风：随时令变化定期定向而来的风，叫信风，即季候风。一年四季北半球向南吹（称东北信风）；南半球向北吹（称东南信风。）它所在的纬度随季节而变，在其所及的地区，在一年的一定时期可信其将应期而至，所以叫“信风”。例如太平洋上的东北信风带三月份位于北纬5°—25°，九月份位于北纬10°—30°，平均有20个纬距的宽度；南半球印度洋的东南信风带夏季能越过赤道形成西南风带，有助于西南季风爆发。古代海上国际贸易的商船主要借助于信风进行，又称“贸易风”。
没有指南针，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海船，只见水天相连，只有靠日月星辰导航了。这就成为我国观日航海、观月航海起源很早的证明。
到了耶婆提国，因这里“婆罗门教兴盛，佛法不足言”，所以法显“停此国五月日”，只停留五个月，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四月十六日，又搭一艘上有200多人的商人大船，带50日粮食，向东北广州方向航行。约走了一个月，夜忽遇黑风暴雨，商人等都很惶惧。那时天又连阴，走70多天，粮食、淡水都快用完了，只好取海水食用，余下的淡水，每人分二升。商人们说，平常行驶50天就可到广州，现在已过期多日，是不是航工看错了？于是就向西北航行，寻找海岸，“唯任风飘流”经12昼夜，“忽至岸，见藜藿（农作物）菜疏依然，知是汉地”。大家得到淡水菜蔬都高兴异常。但不知是什么地方，有人说已过广州，有人说还没到广州，又乘小船深入内地，等寻到两位猎人，请法显翻译，法显用汉语问他们，“这是哪个国”，猎人说，这是青州长广郡界（今山东崂山一带），属晋地。法显才知道已经回到了故土。后来，他由彭城（今江苏徐州）去建康。
法显历经艰难坎坷，西行印度，寻求戒律，历14年，濒于死者数次。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远航归国，这时已是70岁的老人了。回国后，他与刚来中国的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一起翻译他带回的大量佛经，又撰写了记述这次求经见闻的《佛国记》（即《法显传》）一书，计13000多字。这是我国详细记述古代中亚、印度、斯里兰卡、南海诸国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有关1500年前中印远洋航海的纪实之作。其史料价值极高，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从《佛国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航海技术已有提高。可乘200人以上的大商船已往返于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了。多摩梨国、师子国、耶婆提国和广州已是重要港口。当时航海者仍用天体定向导航，虽已知信风的有关知识，但对海洋气象尚不能预测。
十三隋炀帝的“大龙舟”
为了巩固隋的政权，平陈后进一步控制江南地区，征调江南的财物，加强南北交通，隋朝还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公元584年（开皇四年）隋文帝命宇文恺率水工开凿了广通渠（富民渠）引渭水自大兴城（隋文帝所建新都，在长安旧城东南，今陕西西安）东到潼关长300余里，漕运便利。至隋炀帝杨广公元605年即位后，就三次下令开运河。
第一次：公元605年（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和进一步开通邗沟，以作为游幸江都（今江苏扬州）行驶龙舟之用。故又名“御河”。通济渠以东都洛阳的西苑为起点，引谷、洛二水入黄河，顺流东下，再从板渚〔zhǔ主〕（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入汴河经商丘入安徽至泗县与泗水合流，到盱眙〔xūyí须仪〕（今江苏盱眙东北）入淮河。再顺淮河到达山阳（今江苏淮安）。开通邗沟是把吴王夫差时所开邗沟加宽取直，使水从山阳到达江都（今江苏扬州）而入长江。通济渠“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长安）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杜宝《大业杂记》）。
第二次：公元608年（炀帝大业四年）开凿永济渠，当时是由于“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隋书·阎毗传》）。修永济渠主要利用自然水道，从汜水县（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北连沁水、淇水，至临清到天津会白河入海，又北通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全长2000余里。
第三次：公元61O年（炀帝大业六年），修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到余杭（今浙江杭州）水入钱塘江。江南河即在旧有江南小河基础上拓宽加深而成全长800余里，宽十余丈。大运河全部修成仅用短短六年，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隋开大运河，过度地征用民力。开通济渠时，征发河南、淮北民百余方。开永济渠时，“又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通典·漕运》）修邗沟也征发淮南十余万人。民工相继于路，民怨沸腾。据《隋书·元弘嗣传》：“大业初，炀帝潜有取辽东之意，遣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选船。诸州役丁苦其捶楚（杖刑），官人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这一方面说明造船工匠、民工的苦难，也可知隋炀帝时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是隋的重要造船基地。
“七年冬，大会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别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通典·漕运》）船只前后相接数百里，船运的声势何等浩大！
大运河北起涿郡，南达杭州，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全长2700余公里，修成后，“运漕商旅，往来不绝”（《通典·州郡典·河南府》），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直至后世仍有深远的影响。
唐代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水运的畅通，说明着造船业的发展。隋炀帝曾三次乘坐水上宫殿“大龙舟”通过运河去江都巡游。
提起龙舟，民间早就有端午节赛龙舟之风。据说这是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兴起的。他忧国忧民，约于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人民恐怕水中的龙吞掉他的遗体，就把船造成龙形，行驶于江上，敲锣打鼓以驱散水中的龙。这就是五月初五端午节赛龙舟的缘由了。古代人认为龙是极为神圣的庞然大物，如能乘龙过海上九天就成神仙了。要过海，就得乘龙舟，我国历代帝王都自命为真龙天子，他们要借助龙威来加强在民间的统治。他们在地上有巍峨华丽的宫殿，他们在水上就要住凤阁龙舟了。
隋炀帝穷奢极欲，不惜滥用民力。他多次征发大批民工在江南采伐大木料大造龙舟和各种名目的船只数万艘。人民不堪苦役，死者十有四五。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下令开通济渠，八月就乘大龙舟巡游江都了。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四月还洛阳，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大业六年
（公元610年）三月游幸江都，次年二月御龙舟，入通济渠，至涿郡。第三次是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游幸江都，至十四年（公元618年）被杀，隋亡。
隋炀帝所乘龙舟体势高大，计有四层，高45尺（隋尺折今29.51厘米），长200尺，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120个房间。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杜宝《大业杂记》）。下层是内侍居住之所。皇后乘坐的龙舟叫“翔螭〔Chī痴〕”，比皇帝的龙舟稍小一些，装饰也极尽奢华。船队中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还有称为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凌波、五楼、道场、玄坛、板■〔tà踏〕、黄蔑等各种名号的大船数千艘。奴侍、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按品位分别乘坐。另有一部分船载帝后以下所有乘船人使用的物品。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中挽炀帝龙舟的要几百人，挽“漾彩”级以上船的有9000人。这9000人被称为“殿脚”，都穿着锦绣衣服。十二卫士兵又乘船数千艘，都是自挽而行。船的名称是平乘、青龙、艨艟、艚〔cáo曹〕■等。船只航行时首尾相接200余里，照耀川陆。骑兵夹岸护送，旌旗蔽野。所过州县500里内居民都要来“献食”，多的一州要献100抬。食物都是美味佳肴、水陆奇珍，后宫吃不完，出发时就挖坑埋弃。人民倾家荡产，无法生活下去。
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境）反隋，进围东都时，大龙舟等都被烧毁。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炀帝令再造龙舟等数千艘，规格要超过旧船。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7月，江都龙舟已造成并送至东都洛阳。炀帝作诗留别宫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遂第三次巡游江都。大业十一年令造龙舟数千艘，只用一年就造成，可知隋代造船能力之强，技术之高。
大龙舟高数层，船体要用很多大木料。木料的长度有限，这就要求把许多较小较短的木料连结起来。同时，船体的骨架与板之间，船体与上层建筑物之间的连结技术要求很高，连结不好就不坚固，所以在龙舟的结构强度中，连结是极重要的。隋代大龙舟的连结方法是采用榫接结合铁钉钉连。用铁钉比用木钉、竹钉连结要坚固牢靠多了。隋代已广泛采用了这种先进的方法。
十四隋炀帝的军事航海
隋炀帝不但乘大龙舟三次去江都巡游，由于造船航海术的高超还曾进行军事航海。隋朝时，台湾被称为流求。炀帝三次派人去台湾。隋朝第一次通航台湾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三月。先是在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奏称，每逢春秋雨季，天清风静之时，东望大海中，似有烟雾之气。故于大业三年三月，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同去，遂至流求，因岛上居民言语不通，仅带回一名岛民。
第二次通航台湾是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再次遣朱宽往流求，招抚流求不从，取其布甲而还。
第三次通航台湾是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复遣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今浙江金华）兵万余人，自义安郡（今广东潮州）渡海，“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gōubì勾壁〕屿，又一日便至流求。”（《隋书》卷八十一《流求国》）高华屿即南澳（汕头至南澳120里），■■屿即澎湖列岛，由南澳至澎湖，约经度两度，可二日便至，由澎湖一日到台湾（岑仲勉《隋唐史》第40页）。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多来军中贸易，陈稜等率兵登岸，流求王渴刺兜遣兵拒战，隋军破其都邑，斩渴刺兜，俘万余人而还。
隋炀帝还在大业八年、大业九年、大业十年（公元612—614年）连续三年发动了对高丽的三次军事航海。隋时，高丽常派使臣朝贡，表面仍臣属于隋。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国王高元结靺鞨〔mòhé墨合〕之众万余，侵扰辽西，被隋军击退。隋文帝以汉王杨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发水陆兵3O万击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jiǒng炯〕为汉王长史，周罗睺〔hóu侯〕为水军总管，六月，汉王杨谅大军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因水深运输受阻，军中缺粮，又遇疾疫。周罗睺水军自东莱横渡黄海赴平壤，因遭风，船多飘没。九月俱无功而还，军士死者十之八九。但高丽王高元也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罢兵，两国恢复邦交。
炀帝即位后，好大喜功，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以对高丽作战。造车造船，集中军队于东莱和涿郡两个水陆进攻基地。下令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隋书·食货志》），全国陆军不分远近都要到涿郡集中。又征调江淮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cuān汆〕手三万人充当水军北上。令全国富人出钱买战马，命河南、淮南、江南的人民造戎车五万辆送到河北高阳（河北定县），供载运衣甲帐幕之用。令元宏嗣在东莱海口督造战船300艘以供水军，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船队首尾千余里，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相枕于道，臭秽盈路，民怨鼎沸，天下骚动。
从隋文帝利用水师渡江灭陈，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造大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三下江都，三去流求，三次对高丽战争可知隋初国力的富足，造船航海业的高度发展。从海上到朝鲜半岛去至少有横渡黄海线路和渤海黄海沿岸两条线路。然而炀帝过度征用民力，残酷的暴政最终导致隋的覆亡。
十五盛唐造船业的繁荣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它经历了初年唐太宗（公元626—649年在位）的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安定局面，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了唐玄宗（公元712—756年在位）时，出现了“开元盛世”。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富强，科学技术文化发展，对海外亚非各国的贸易及其他各种性质的海外交往也加强了，促进了造船和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
唐昭宗（公元889—904年）时，久居广州的刘恂〔xún循〕在其所著《岭表录异》中说，岭南制造的“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guāng光〕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制造商船，不用铁钉，只用桄榔须制的绳索缚系船板，再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板很坚固光滑。什么是“桄榔须”？刘恂自注云：“桄榔树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小异，然叶有须，如粗马尾，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什么是“橄榄糖”？刘恂自注云：“橄榄树枝叶上生脂膏，如桃膏，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谓如墨锡，谓之橄榄糖，用泥船舶，干后，坚如胶漆，着水盖干耳。”这种不用铁钉的造船法确有创造性。在缺乏铁钉和桐油的地方更有实际意义。这种情况一说是阿拉伯船只的造船法，一说是两广船只的造船法。也可能外国中国都有这种造船法或类似的造船法。所造船只能航行于南海、印度洋海域中。
唐朝的造船技术在当时可称得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最突出的是在造船工艺上已广泛使用了榫接钉合（又称钉接榫合）的木工艺和水密隔舱等先进技术。
榫接钉合的木工艺比不用铁钉的造船法要优越、坚固得多。1960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施桥镇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1973年在江苏省如皋县又出土了一条唐代木船，这两条唐代木船都采用了榫接钉合技术，而扬州出土的船更采用了斜穿铁钉的平接技术，比如皋出土的木船采用的垂穿铁钉的搭接技术更先进。唐代大海船还建有水密隔舱，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就有九个水密隔舱。这就增强了船的抗沉力。水密隔舱是由底部和两舷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横梁环围而构成的水密舱壁。船中部以前的舱壁都安装在肋骨之前，中部以后的舱壁就装在肋骨之后，这种安排方法可防止舱壁移动，使船舷与舱壁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牢固地支撑着两舷，这就加固了船体的横向强度。由于船的坚固性加强了，就有可能多设船桅、船帆，更适合远洋航行。近代钢船水密舱壁周围角钢的铆焊方法从功用到铆焊部位都与我国古船极为一致，可以认为是从中国古代造船结构形式继承下来的。
我国古代航海木帆船种类很多，沙船、福船、广船在唐代都已成形。其中沙船是我国最古老的船型中的一种。它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年代，早在出土的独木舟及甲骨文■（舟）字就可以看到它的平底、方头、方艄的特征。在山东日照等地有许多沙船，相传是越王勾践由会稽迁都琅邪时遗留下来的船型。这都可说是沙船的前身了。据康熙《崇明县志》载，“崇明县乃唐（高祖李渊）武德间（公元618—626年）涌沙而成”。又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可知沙船产生于唐代。沙船的特点是宜于行沙防沙，可安然“坐”在滩上。“江南沙船之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日知录集释》），所以又称“防沙平底船”，至明中叶后嘉靖初始通称沙船。它又有宽、大、扁、浅的特点，具有稳定性。为了提高航速，大中型沙船都采用多桅多帆。帆大多是密杆硬篷的长方形平衡纵帆。沙船多行于北洋航线，太湖一带渔民称沙船为“北洋船”，但在南方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也有使用。江南的稻米、丝绸等多用沙船北
运。
福船和广船以产地而得名，是适应我国南方海阔水深多岛屿地理环境的两种船型。利于破浪，多走南洋深水航线。
福船船型首尖尾宽两头翘，尾封结构呈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有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就地取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有些船的首或尾尖，舱是活水舱也叫浮力舱或防摇舱，随着船首或尾的上升或下降，活水舱中的水可流入或流出，减少船的摇摆，狭长的舵向前斜插，大桅上悬挂着用布制加筋的疏杆硬篷，帆型略呈三角形。
广船船型首尖体长，吃水较深，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船体结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强度依靠龙骨和大。造船材料多采用荔枝木、樟木，还有一种产于广东的乌婪木。舵板上开有成排的菱形小孔，操纵省力，上悬布质硬帆。
福船、广船历史悠久，它是我国圆底或尖底首部尖削的独木舟发展而来，它们在唐代已发展成形并在运输、贸易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系，全国的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当时人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
唐承隋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约30里置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水陆相兼驿86所，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蟹)府文书的传递。唐代航海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舟师以航海技术高超闻名于世。亚洲东南方的信风季风规律已被我国舟师充分利用。人们对航海天文知识也较以往有了更多的了解。唐代王维《送秘书鼎监还日本国》诗中有“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句，唐代沈佺期在《度全海入龙编》诗中说，“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都说明了航行中观察天体，利用信风和季风的情况。
由于唐代航海业发达，对海洋潮汐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约在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前后，浙江人窦叔蒙著《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六章，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潮汐专著。他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了潮汐变化与月球运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十六鉴真东渡日本
唐朝时，封建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有一次仅达百济），还有一次是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赴唐的日使，久未归国，派使团前往迎接），两次是“送唐客使”（送回唐朝的专使）。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还有留学僧，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日本遣唐使团航海到中国来，大约分为几个阶段：
唐朝初期（唐太宗贞观四年—高宗总章二年，即公元630年—669年）
日本派出的使团，一般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约200人而已。航线：走北路。自九州博多湾——对马岛——沿朝鲜半岛沿岸——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这条航线需时数十天，比较安全。
唐朝极盛期（武则天长安二年—玄宗天宝十一年，即公元702年—752
年）：
日本派出的使团规模扩大很多，人数都在500人以上，分乘四艘船只来大唐。
航线：这时期因新罗与日本的关系恶化，只好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即南岛航线：自九州——日本南岛诸岛：种子岛（多弥）、屋久岛、奄美大岛——横渡东海——明州、扬州。这条航线风险大，航程也不短。
唐朝后期（肃宗乾元二年—懿宗咸通十五年，即公元759年—874年）。由于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的影响，唐国势日衰，日本遣唐使团规模和人数大不如前。
航线：安史之乱后，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即南线。自九州博多湾——长崎以西五岛列岛（等待顺风）——横渡东海——明州、扬州。这条航线航程短，遇顺风10天就可到达，只是当时日本船只受制作水平及航海知识所限，风险最大。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逝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他是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人，14岁时进扬州大云寺，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在名师的指引下，鉴真的学业突飞猛进。三年后，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学戒律，并受“菩萨戒”。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他云游四方求学，到过洛阳、长安。景龙二年，他20岁时，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他受了“具足戒”。此后，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律宗是唐朝时佛教十大派别之一。律宗是说佛教徒因其等级而有持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之区别，唐初很盛行，号称戒律森严。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这时，他已是学识渊博、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多达33000多卷，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80多所，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表达日本仰慕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上东游兴化”。鉴真问寺内诸僧，有谁愿意应此远请？众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鉴真听后说：“为法事也（为了宏法传道），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鉴真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鉴真宣扬佛法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弟子祥彦、道航等21人，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东渡日本传法。当时大唐的法律严禁民间私造船只东渡日本。“诸私渡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唐律疏议》）因日本一度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结盟与大唐抗衡，东海沿海又有“海盗”出没，政(蟹)府严禁私自出海。鉴真及其弟子们只有秘密准备船只、佛经、粮食、药品等。
第一次东渡（公元743年4月）
鉴真及其弟子准备在大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东渡日本。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但四月的时候鉴真大弟子道航认为如海和尚只是少学晚辈，不适合跟随鉴真东渡。如海和尚大为不满，就秘密向淮南采访厅采访使沈景清诬告道航通海盗，说：“道航造船入海与盗贼连。”沈景清当即扣留了如海并派兵到各寺院搜寻中日僧人，道航、荣睿、普照等都被逮捕，所造的船只也被没收入官了，第一次东渡还没出发就失败了。
第二次东渡（公元743年12月）
第三次东渡（公元744年春）
鉴真矢志不移，一个月后（公元744年春）再次准备好粮食、淡水等物，修理好船只后，他想从大坂山（今六盘山）直航日本。可是到了大坂山后无法泊岸，只得转驶大屿山。正遇逆风，只好等待顺风，一个多月后才得乘顺风继续航行。当驶近乘名山（今舟山岛北的大衢山）时，又遇巨大风暴，好不容易快要靠岸时，又触暗礁。这时候，船被撞破了，沉入海底，备尝艰辛地爬上岸后，虽是死里逃生，干粮、淡水也全没有了。又面临饥渴的威胁，经过三天三夜，才遇到渔民，得到搭救。当地僧侣得知此事后，他们不愿鉴真再冒惊涛骇浪之险，请求地方官逮捕日本僧人荣睿等人，于是，鉴真等就被明州地方官软禁于鄞县（属明州管辖）著名寺院——阿育王寺中，第三次东渡又失败了。
第四次东渡（公元744年）各地僧众听说鉴真到了阿育王寺后，便纷纷前往请求鉴真大师去讲学。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鉴真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湖州（今江苏省吴兴县）、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等地巡回讲学传授戒律。讲学过程中秘密筹集再次到日本去的费用。为防止官府的追捕，经过缜密的考虑，他计划在远方——福州登舟赴日。为此，他派弟子等先到福州去买船，作各种远航准备。然后自己借到各地名山名刹古寺朝拜佛迹为名，再乘机脱身至福州，与在福州的弟子会合一起赴日。但事机不密，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祐听说师父将再次东渡后，他不忍师父去冒“沧溟万里，死生莫测”的飘洋过海之风险，就联合了各寺僧众状告官府，以阻止鉴真东渡。据此，江东道采访使就派人赶到黄岩县禅林寺把鉴真等送回扬州大明寺。由福州登舟赴日的计划也失败了。
第五次东渡（公元748年）
第六次东渡（公元753年十月—754年二月）鉴真东渡的意志弥坚，他从海南岛回到扬州后，不顾双目失明的困难，继续筹集文物准备东渡。
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第10次遣唐使归国前夕，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历任唐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等也准备回国，他们同到扬州延光寺参谒鉴真。藤原大使说：“早闻大和尚曾五次东渡日本欲去传教，今日得见，万分荣幸，若大和尚仍有此愿，弟子等有船四艘返日，应用物品俱备，不知肯同行否？”鉴真虽已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但为了传教授戒，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及文化交流，便应允了日方恳请。
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传开后，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严密防范。
这时正好鉴真弟子仁幹从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来扬州，密知师父将要远行，遂暗中约定由他备船在江头接候。十月二十九日晚，鉴真及弟子工匠等24人从扬州龙兴寺潜行至江头，迅即登船启程，出大运河入长江，直趋苏州黄泗浦（今江苏省常熟县黄泗，即黄歇浦）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
鉴真自743年—754年经12个年头，先后六次东渡日本，备受艰辛，终于以非凡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宏伟的夙愿，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三月，吉备真备以敕使身份向鉴真宣读了天皇的诏书：“大和尚远涉沧波，来到我国，朕不胜欣慰，自今以后，授戒传律都由大和尚担任。”四月初，在东大寺设戒坛，由鉴真登坛主持，先后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子及400余位僧人授戒。756年，孝谦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758年卸任，被尊称为“大和上”，恭敬供养。759年，鉴真率弟子仿扬州大明寺格局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至今仍存，被视为日本国宝，对日本建筑艺术有重要影响。以后，鉴真在此授戒讲经，把律宗传至日本，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鉴真虽双目失明，但能凭记忆校对佛经。他还精通医学，凭嗅觉辨草药，为人治病。留下一卷《鉴上人秘示》的医书，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带到日本的中国佛经印刷品和书法碑帖对日本的印刷术、书法艺术有很大影响。
763年鉴真在日本招提寺内圆寂。寺内至今还保留着鉴真的坐像，这也是日本的国宝。这是鉴真的弟子忍基和思托用中国的干漆夹纻〔zhù注〕法①为他塑的。鉴真在日本10年，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鉴真弟子思托等的委托，在鉴真圆寂后的16年，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写了《唐大和上东征传》。书中详尽描述了鉴真六次东渡航海的艰苦历程，使后人了解了唐朝时中国、日本的造船术和航海术。
鉴真第六次东渡走的是南岛航线，出航时本是横渡东海指向日本南岛诸岛奄美岛的，但是偏离了航线而到了冲绳岛，已在种子岛的西南。但是由于日本在南岛各岛都树立有标牌，岛名、泊船处及去各处的航程、汲取淡水的地名等都标示得很清楚。这些记载说明了南岛航线在当时是一条航运繁忙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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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干漆夹纻像，又叫脱沙像。先以泥土塑成佛像，用木架支撑，然后蒙以麻木，层层涂漆，待漆干后，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