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唯一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纳粹囚犯集中营犹太人幸存者

不过，M译丛新推出的《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中，英国历史学家玛丽·弗尔布鲁克通过研究，发现纳粹从人格与心灵摧毁犹太人的计划并没有得逞。集中营是一种厄运，但身处厄运当中的人并非完全被命运摆布。即便处于最不人道的环境中，囚犯们仍试图通过宗教祷告、保持清洁、规律作息等方式，能动地掌握自己的生活。这些行为不仅是对非人化的反抗，同时也彰显了人类精神的韧性所在。

抹除人格的统治形式

弗尔布鲁克认为，纳粹集中营中囚犯非人化的现象是大屠杀残暴行为的核心部分。

她详细分析了纳粹政权如何系统性地剥夺个体的人性，在看守眼中将他们仅仅视作数字或物件。这种非人化过程不仅体现在身体上的折磨，还在于心理上的摧残，目的是毁掉囚犯的精神，抹去他们的身份认同。

这一特征在受害者抵达大型集中营所经历的仪式上尤为明显:它泯灭了所有个体性，将人类转变为其亚种的成员。

人们会被夺走所有个体性和人性的外部特征。比如说集中营会夺走人们的衣物和个人财产，剃掉他们的头发，给他们穿上囚服，佩戴上代表群体类别和堕落等级的彩色三角，人们也就由此失去了个体性。

在奥斯维辛，工人会被刺上具体的编号，他们将从此失去名字，以编号为代号。这里的奴隶劳工群体会让人湮没其中，一旦被它吸纳，人们就会成为受剥削、受虐待的棋子，而死亡是这种极度的非人化几乎不可避免的结局。

丹尼丝·迪富尼耶还记得，当拉文斯布吕克的女性被脱光衣服送进浴室，被削去了头发，然后被迫穿上条纹囚服时，她们有着怎样各不相同的反应:“为了反抗这种非人化，有些年轻女性放下了羞耻，逞强地大声笑了起来，但是年长的女性却双眼枯槁、四肢颤抖，她们显然无法战胜这种羞辱。”

纳粹施行的反人类政策也不仅限于人群分类和抹杀个人身份，它还会强迫人们生活在惨无人道的条件下。有些后果会见于肉体，有些则见于精神，甚至见于道德。在许多幸存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为了一片面包而你争我夺，为了从肮脏的地板上争抢几块宝贵的面包屑而撕扯在一起，被降格到动物的层面。

按照弗兰肯塔尔的说法，当“人们处于饿死的边缘时，就连死亡的威胁也不足以阻止他们偷东西吃”。如此分配食物份额，确保食物的稀缺性在囚犯当中和谐分配，或者说将饥饿的配额分发下去，其中的道德立场显然已不言自明。

窒息环境下的迅速堕落

不少幸存者回忆道，有些人能够很快地适应集中营的新环境。据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所言，有个女人在抵达拉文斯布吕克几个星期后，“就已经认命，并由此适应了集中营的生活”。

她记载道:“她对外部世界和其他囚犯的兴趣渐渐衰退。对可怕事件的反应渐渐变得木讷，恢复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是一个逐渐麻木的过程。很快，死刑、行刑、鞭打，甚至残忍虐待的消息都只能引起微弱的恐惧反应，而且即便是微弱的恐惧，也在几分钟后就迅速消失了。然后谈话声和笑声再度响起，集中营的生活继续下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由于囚犯“被迫受苦，尤其是在他人的蓄意下被迫受苦”，并且“时常遭到刺激和羞辱”，却永远无法以言语或者暴力回击权威，他们就倾向于将挫折和怒火发泄到囚犯同胞身上。

尤其是在因卖淫、轻微罪行或非常规生活方式而被逮捕的“反社会人士”中间，这场“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会反复上演，甚至连心怀共同事业，需要在逆境中保持团结的“政治犯”，都会“对彼此感到嫉恨”。

人们因为个性、年龄、性别、外貌而得到各不相同的对待，并且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羞辱和非人化的过程。无论是党卫队成员，抑或囚犯，所有人为了活下去，或者为了获取蝇头小利、小恩小惠，或者为了达成其他目的，都参与到以物易物、盗窃、交易、贿赂和勒索的行为当中。

根据贝特尔海姆的观察，有些被长期关押的囚犯不仅会模仿集中营守卫的行为，而且会试图搜刮代表压迫者身份的破旧制服和徽章，并且将集中营系统病态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人格当中。

有些囚犯自从当上了囚犯头子，能够为自己谋取些许福利后，很快就开始模仿压迫者的行为，也变成了自己地盘里的小暴君，压迫受其管辖的人。

与“人格解体”作斗争

一位关在奥斯维辛的法国犹太人吉尔贝·米希林后来回忆道:“这个完美的系统经过专门的设计，每日每夜剥夺我们的人性，将我们降格到互相厮杀的野兽的程度，使我们为了延长生命，可以接受任何事情。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在这个系统中努力活下去，试图维系我们的人性。”

在反抗非人化的过程中，囚犯需要把持住伦理和道德的标准(在此类状况下并不容易)，也要行使主观能动性，不悖于自己此前的信念和价值观。

坚守强烈的宗教信仰是反抗非人化的一种形式。在拉文斯布吕克，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单纯且心满意足地相信着”，只要自己能够坚守住宗教的信条，他们就能迎来救赎，会在末日审判之后重生，“这给他们带来了力量，使得他们能够忍受多年的集中营生活，忍受所有侮辱，并且仍旧保有人类的尊严”。

“反社会人士”会为了多抢点食物而彼此大打出手，而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则试图将他们稀少的配给均等地分给大家，一同有序、安静、平和地用餐。

对许多人来说，仍然能够行使某种程度的能动性，以及仍然能够稍许掌控此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处境，显然有着重大的意义。

弗里德曼还记得，在1944年8月一段炎热的时日，当他和其他幸存者被运送到弗洛森比格时，他们还将有机会实践和确认他们心底潜藏的人性力量。在旅途的第三天，一位好心、勇敢的过路人将一瓶可能挽救生命的水递给站在车厢窗边的人。这个人没有独自将水喝完，而是一口都没喝就将它递给了身旁的人，让他喝一小口然后传给别人。

这瓶水以这样的方式传遍了整个车厢，每个人都抿了一口。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份经历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每人所获得的一小口水分补给。他们都因此“改变了”:这个人“自我牺牲的行为将尊严归还给我们”。在路途的第四天，当他们抵达弗洛森比格时，他们“都成了和过去不一样的人”。

当幸存者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各种策略时，我们也常常能看到其中有着各类试图维系自我的故事—而且这些策略通常并不依赖任何高尚的道德感。就像托马斯·布拉特所说的那样，论及他跟其他劳工囚犯如何在索比堡死亡营幸存下来，他们所谓的“幸存战略”其实简单到只是保持个人清洁而已。

他的有些狱友同胞“拒绝放弃自己”，“尽可能地保持身上干净，有机会就剃胡子，路过德国人面前时保持身姿挺拔”。他们要让自己显得强壮，显得能够掌控自我，这不仅对于维持自尊有着重要意义，也能避免被守卫盯上，因为他们随时准备着把摇摇晃晃的虚弱人士给摁倒。

不过，囚犯手头的策略也不全是这类日常性质的。布拉特就会从事一种危险的活动，他从死人身上寻觅贵重物品，拿来和集中营守卫交换食物，并且以此为乐——他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额外的营养，更是因为这种交易能够给他带来身而为人的感受，甚至体会到某种权力的运作。

布拉特告诉我们，当他用五枚金片交换香肠和伏特加时，“我会获得某种异样的感受。守卫本是我的死敌，本是我应该害怕的人，但现在他却成了人。我能够从他的眼睛里感受并目击到，他甚至比我还害怕。我感到，我拥有了某种控制压迫者的力量，它能够让我好受一些。我不再只是德国人所谓的‘湿麻袋’。他必须得跟我打交道。”

这种“仍然影响着周围的世界”的感受对于布拉特来说至关重要，他需要借此维持人性，抵挡外部强加给他的非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