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我国会计泰斗杨纪琬先生对我会计专业生涯的深远影响
一、首次认识杨老
二、在杨老帮助下融入北京的会计核心圈
首先，杨老介绍我认识了解放初和他一起由上海来财政部工作的老专家。由于我祖籍也是宁波，莫启欧老先生在虎坊桥的家中用宁波话就改革开发对会计制度的影响发表的高见对我来说是那样的亲切，至今仍经常在自己耳边回荡。杨老也让我认识了改革开放初进财政部会计司的所有年轻干部。这些人以后都逐渐成长为分管会计工作的财政部部领导、会计司司长或副司长、中注协秘书长或副秘书长、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等，还有的去财政部内的其他司局，甚至其他部委等任领导。除此以外，我也认识了以后进会计司、中注协、中国会计学会的几乎所有干部。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我1997年调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以来，老朋友经常在一起，亲密无间，互相支持。即使在有些问题上观点有分歧或有部门之见，也从不影响相互间的认同与默契。
第三，在杨老的介绍下，我还结识了在京大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的会计专家。这些单位和人中有不少后来在我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时都成了证监会的监管对象。可喜的是，由于杨老帮助下建立的专业联系和个人友情，大家都非常理解、支持我的工作，共同推动了证券市场财务披露质量的提高，以及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改革与发展。
三、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会计学会专题研究组的两次重要会议
随着自己博士生涯进入后阶段，在娄先生和石成岳老师的指导和支持下，我有机会参加许多高层次的学术活动。这里特别想提的是80年代后期杨老作为会议主角之一的中国会计学会专题研究组的两次重要会议。
（一）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改革研究组第一次研讨会。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当时，作为上财的硕士和博士生，我也参与了许多讨论会，并和上财的研究生同学们写了不少论文，其中在会计改革领域最全面的是与方之龙同学一起写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会计问题”。1987年夏天，中国会计学会领导改组。财政部副部长谢明开始担任会长。同时，学会决定成立七个专题研究组，其中之一是会计改革研究组。1988年夏天，该研究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研讨会。财政部副部长兼学会会长谢明、职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兼研究组组长魏克发参加了会议。杨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3。自己和方之龙的论文为会议接受，并在会议上交流。杨老凭着他曾接受过的系统的会计及财经理论和方法的教育，以及丰富的会计制度建设经验，杨老思路清晰，反应敏锐，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会计改革问题上都能发表非常有针对性的高质量意见4。这些意见不仅对完善我和方之龙同学合作的论文，而且对自己在后来完成以“会计目的和会计改革”为题的博士论文都有极大的帮助。
1988年7月，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改革研究组在北京平谷召开第一次研讨会时的合影
1988年7月，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改革研究组第一次研讨会期间我和杨老等合影
1989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本理念和会计准则研究组在上海金山石化召开第一次研讨会时的合影
1989年1月研究组第一次研讨会在上海金山石化总厂举行。时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杨老在开幕式上宣读了谢明会长的贺信，并发表了讲话。研究组组长、副组长等十五位参会者作了大会发言5。娄先生在会议上作的主旨发言最后以“研究我国会计理论和会计准则，促进会计实践”为名在《会计研究》上发表（娄尔行、张为国，1989）。其要点及贡献我已在两年前特为纪念娄先生100周岁寿诞而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娄尔行教授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中概述（张为国，2015）。下面总结一下杨老在此次研讨会上发言的主要观点及贡献（杨纪琬，1989）。
第一，“会计原则”和“会计准则“的关系。杨老指出，会计原则和会计准则这两个名词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前者英文为aountingprinciple，后者英文是aountingstandard。两者在英语为主的西方国家经常是混用的。他支持多数同志的建议，按照这一事物的本质内涵和中国文字的习惯用法，使用“会计准则”，以避免概念上的混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计原则”按中国的文字习惯一般指较高层次、较理论化的规范；而“会计准则”涵义较为广泛，可包括多层次的规范。另外，若将这些作为会计规范作为法规性的规定，称“会计准则”也更恰当。
第二，会计准则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体系中的地位。杨老认为，会计准则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体系中的地位可以如下关系表述：
会计理论—会计法律—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工作
其中杨老特别指出，会计准则不同于会计制度。这里的会计制度，主要是指企业和经济单位为进行会计工作，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自行制定的会计制度，它应根据会计准则来制订。如果说在会计准则颁布以后，仍然有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和部门行业的会计制度，那也应该根据会计准则来制订。他还指出，今后，会计准则与统一会计制度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完全取代、同时共存、两个层次。但无论哪种情况，必须明确的是会计准则不同于会计制度，更不等于会计制度，它是对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如果我们搞出的会计准则雷同于过去的统一会计制度，那么这种改革就没有必要了。
（三）有关会计准则的内容和层次。杨老指出，理解会计准则的内涵与外延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去观察。横向指会计准则的内容，纵向指会计准则的层次。其中会计准则的内容指搞些什么准则。杨老指出，过去的会计制度主要是按行业分类。会计准则显然不能按行业去制定，而只能按经济活动的内容进行分类。有关会计准则的层次，杨老赞成多数人的观点，将会计准则分为基本准则、一般准则和具体业务处理准则三个层次。但他认为各层次的准则都应是比较实而不是虚的，政策性、统一性、群众性、效益性等等就不应该包括，因为这些是不限于会计领域的“原则”的原则，无论从事会计工作还是其他工作都不能违反，正如“四项基本原则”那样。
（四）有关制定会计准则的步骤。杨老指出，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搞出一整套会计准则，而只能成熟一个、出台一个、从无到有，从易到难，逐步形成系列，还要兼顾一般和急需。在此，杨老再次讨论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关系，富有远见地预测了他们在未来的走向。他指出，从五十年代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三十年一贯制的老观念，把会计制度仅仅限于国家管理机关—财政部(还包括各部和省市财政厅局)制定的那一套，而把基层单位自己定的那一套划在会计制度之外。这种概念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逐步缩小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把一些非原则性、非规范性的东西，逐步让给企业自己去规定。这样，到最后，全国统一会计制度中剩下的也就是会计准则了。
（五）有关会计准则的制定者。研讨会上发言的专家们都讨论了会计准则的性质、范围、层次，会计准则与会计原则、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目的、会计特征、会计制度、会计实务等的关系。会议原则通过的研究组文件也涉及研究组宗旨、任务、组织、工作程序、形成会计原则说明和研究报告的程序及成文格式、选题方案等。会议没讨论最终成为法规性的文件究竟应当有谁来制定的问题。为便于研究制定会计准则的工作，杨老表明了他的观点。他指出，本研究组的几位组长都是博士生导师，还集中了我国一大批会计界的专家，搞出来的产品，在理论上的权威还是可以的，但不具有法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会计法》规定财政部管理全国的会计工作，所以，会计准则也应该由财政部来制订发布。研究组将提供智力服务，其研究成果一方面向社会公布，供大家讨论;另一方面作为建议，报财政部，作为制定法规性会计准则的基础。
此外，杨老在发言中还讨论了会计准则与财政、财务、税收管理体制的关系，会计准则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借鉴外国与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关系，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的关系等。
可喜的是，此次会议使我国会计准则的研究制定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会议一结束，财政部就成立了会计准则研究组，并将会议达成的共识，包括杨老在发言中的观点，写进会计改革纲要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的工作规划中。在这种情况下，在研究组第二次专题研讨会于1991年初在上海召开后，杨老和几位组长商定，既然财政部已将研究组的许多想法接过去，并已展开切实的工作，研究组就不再做发表会计原则说明之类文件的工作，以避免重复和冲突。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后，我国开始全面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财政部加快了会计准则研究制定的步伐，并于1992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基本）准则》，随后又在中外方专家的帮助下，形成了近40个《企业会计（具体）准则》征求意见稿。而杨老这位我国统一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又成了由适应计划经济的统一会计制度向适应市场经济的会计准则转化过程中的高参式的人物。
1989年12月，杨老和天财李宝震教授等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6
四、第一次和杨老难得同住酒店一个房间
1991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后，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教育工作。当年11月，浙江省财政厅和浙江省会计学会特邀杨老、娄先生和阎达五教授等去杭州宣讲。由于娄先生正在养伤，他就推荐我去参加演讲。当时我新婚不久，夫人小郭随我一起去了杭州。没想到，此行却留下一个意想不到而又十分温馨的插曲。我们当时住在浙江大学的宾馆中。第一天晚上约十点，杨老突然来敲我们夫妇住的房间，问“您们带结婚证书了没有？”7我答“没有。”他说:“没带结婚证书怎么能住一个房间？”于是，杨老就将我从新婚不久的妻子身边硬拉到他房间。那天杨老和我这个年纪比他小一半的年轻人海阔天空，聊到很晚才睡。第二天在我作报告时，我太太又随杨老一起去杭州周边参观考察。从此，杨老也开始对我太太象对我本人一样予以父辈般的关怀。我每次见他，要是我夫人不在，他总问“小郭怎么没来？她现在怎样了？”现在杨老离我们而去已近19年，但每当我们夫妇翻看1991年杭州之行的留影，总回想起那一温馨的插曲，杨老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父辈形象一直在我们脑海浮现。
1991年11月，在杭州宣讲基本会计准则期间杨老和我太太小郭合影
五、成为杨老博士生大弟子汪建熙的挚友
90年代初后，杨老在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机构的行政领导担子逐步卸下，但继续在我国会计改革中扮演高参的角色。而我本人从1991年起逐步开始担任上财会计系副主任、主任，1992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博士生导师。那个时期，我每年要去北京参加若干次重要的会计会议。而每一次去北京，我肯定会去杨老在老虎庙的家拜访。那时杨老担任会计准则中方咨询专家组组长，所以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制定、颁布基本会计准则，和草拟具体会计准则中涉及的重大原则和实务问题。杨师母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典型的中国式贤妻良母。她一辈子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相夫教子。每当我晚上去杨老家拜访时，师母总是微笑着出来，用上海本地话轻声和我打个招呼，然后回自己的房间，从不出来插话、催促。师母的举止和娄师母及自己的母亲极为相似，因此，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今年也是师母的百岁寿诞。每当回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一幕幕经历，自己心中充满敬慕与歉意。
1993年11月，杨老在上财参加中国海峡两岸会计审计研讨会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杨老的博士生大弟子汪建熙出任首席会计师兼国际部主任，从美国杜克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高西庆则出任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他俩成为证监会成立之初的两大技术支柱。证监会成立后，杨老担任了首届发审委委员。我去拜访他时，他经常结合证券市场和我讨论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原则和实务、独立审计准则、及注册会计师监管等问题。由于这一历史背景，杨老总建议我多去找老汪讨教。因此，每当我去北京，总设法去在保利大厦内证监会的办公室拜会老汪。和杨老及老汪的这些交谈对我后来决定应邀去证监会任首席会计师，并履行好这一职务都大有助益。
1995年7月，杨老和老汪等和参加中国会计教授会成立大会既第一次年会的所有学者合影
1995年7月，杨老和老汪等和参加中国会计教授会成立大会既第一次年会境外主要学者合影8
老汪是一个学者型、专家型的官员，他满腹经纶，地位显要，但为人谦恭，举止儒雅。有思想，有才华，但从不显摆；有权力，有威严，但从不以势压人。他是这一代高官中英语流利，又乐于助人和公益的典范。由于他的这些优良品质，再加他导师杨老的关系，我一下和老汪成为挚友。我是一个对谁都能处得很好的人，即使明知有些人的缺点，或与这些人意见不一，也不轻易流露。但无话不谈的人我总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而老汪就是极小范围内的挚友之一。
作为后话，2000年老汪重回证监会，并成为我的顶头上司。那时杨老已去世，在作为挚友的老汪领导下，我工作特别顺心也顺利。有时遇到一些难以协调的问题我有些急躁，老汪总是温文尔雅地为我降火。在兄长般的专业知音领导和呵护下工作，真是人生的大幸。2004年8月，证监会决定由我兼任国际部主任，使自己成为双肩挑的干部；而证监会成之初老汪也是这样双肩挑的干部。证监会系统和会计界经常有人说我和老汪是一只模子里铸出来的两个专家型的官员。但坦率地说，老汪在政府和实务界的经历远较我丰富，从事的工作也远较我广泛，贡献也远较我卓著。与他相比，自己基本是一个就会计论会计者。
2001年11月，老汪和我在杭州与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合伙人合影9
2003年7月，老汪我们全家及其他会计界朋友登北京香山10
六、杨老引导我成功担负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之职
1996年夏天，老汪和证监会创始时的主要领导和骨干一起离开证监会。证监会新领导在广泛物色的基础上，将我圈入老汪继任者的候选人之一，并托人试探我是否愿意接受。我第一想到的是去向导师娄先生请示。先生提了两个简单而又严肃的问题：一是上财会计系怎么办？二是您这个书生能当官，能担负起证监会这样敏感单位敏感位置监管者之职吗？
接受证监会领导邀请时，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巧，杨老也来香港，参加香港理工大学授予他杰出教授荣誉的仪式，并作专题演讲。借此，我去杨老入住的酒店，向他请教了整整一个下午。杨老告诉我，他已知道我被证监会领导看中之事。他告诉我，证监会领导前些日子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快结束时，该领导向他讨教他大弟子建熙从证监会离开后，究竟由谁接任为好。该领导向他隐晦地提了几个人，其中包括我。杨老说，他开始一惊，因为感到我这个书生怎么能来接受首席会计师之职。但又一想，综合各方面因素，我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因此，就点头称是了。
我向杨老讨教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杨老说，证券市场监管的核心内容或基础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建熙在任时已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框架和主要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但信息披露的完整体系还有待充实，大量具体问题有待解决，监管队伍还需扩大，监管力度还需增强。另一方面，财政部在1992年颁布《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后，颁布了近40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没一个成为最终准则并颁布。而会计准则恰巧正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依据。尽快颁布具体会计准则的迫切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我请教杨老，作为首席会计师，我到底如何在这两方面发挥作用呢？杨老给了我一个简明扼要的高招：与财政部好好协商，财政部职权范围内的就推动和协助财政部做；证监会职权范围内的就推动证监会做；两家职权重叠的就抓紧一起做。
按照杨老的这一工作方法，我去证监会后一下就在各方面的协作下成功打开工作局面。
在财政部做的方面，推动财政部（1）从1997年中起紧密结合证券市场的需要，颁布《企业会计（具体）准则》；（2）逐步使会计准则的制定以满足投资者、债权人的信息需求为首要目的，并与纳税为目的的会计核算分离；（3）借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东风，全面推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4）摒弃实行了数十年的由财政机关审核企业决算的制度，代之以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独立审计，并从上市公司做起。
以上三方面的工作具体做起来，难免部门之间由于职权和理念不同而有不同意见。当遇到严重的疑难杂症时，我总是登门向杨老请教，在他帮助下试图找到走出迷境的途径，有时还请杨老亲自帮忙疏通调解。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杨老和娄先生早年为我所作的铺垫，没有杨老和老汪的榜样作用，没有杨老面授的工作方法，没有老汪在证监会创建初期奠定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和会计监管的底子，我绝无可能一开始担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就迅速而成功地打开工作局面，甚至有可能象导师娄先生一开始提醒，以及杨老一开始感到的那样，因当不了京官而早早地退回学术界。
2004年7月老汪和我一起参加会计准则国际研讨会既会计准则咨询专家全体会议11
七、查处琼民源案中杨老的高风亮节及此案的深远影响
谈到自己一开始担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就迅速顺利地打开了工作局面，不得不提及我到证监会不到一个月就面临的琼民源案，及杨老在此案查处过程表现出的高风亮节。
琼民源1988年在海口注册成立，1992年在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STAQ）系统中募集法人股，1993年在深圳上市，成为当时在深市的5家异地公司之一。上市第二年，公司便开始走下坡路，经营业绩不佳，股票无人问津。公司1995年年报显示，每股收益不足0.001元，年报公布日其股价仅为3.65元。两个月后起，股价以4.45元起步，在短短几个月内窜升至20元，翻了数倍。在被某些无形之手悉心把玩之后，琼民源成了1996年中国股市神话中的一匹大黑马。
必须强调的是，琼民源案件直接推动了我国会计准则和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
无论是在具体会计准则出台的过程中，还是在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革过程中，杨老仍都在扮演高参的角色。1998年10月，财政部成立由张佑才副部长为主席的第一届会计准则委员会。杨老为七位委员之一12。虽然那时杨老癌症已转移，但他仍抱病出席成立仪式，对准则委员会工作予以支持。杨老是改革开放后恢复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的旗手和领导者，他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88年11月成立时的首任会长。改革开放后我国大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在杨老的关怀和指导下成立壮大的。因此，当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经历脱钩改制大潮时，这些所的领导都去杨老处探讨如何实施这场前所未有但又艰难的改革。
1998年10月，杨老抱病参加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大会13
八、杨老病重期间我与他难忘的交往
杨老是典型的江浙知识分子，身体消瘦，但精神抖擞，思路敏捷，口齿清楚。与同时代我国会计界的老专家相比，他一直显得比较年轻。但大自然却非常不公平地对待这位全国数以百万计会计人尊敬爱戴的长者。1994年，杨老得了癌症。但他一直密而不宣，几乎很少人知道，而且一直坚持工作。1997年起，杨老癌症转移，且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时，我们家刚搬去北京正西航天桥外的恩济庄住，而杨老也已搬到北京正西万寿路和西翠路交叉口的财政部住宅楼。两地在一条直线上，相距非常近。因此，我好几次去探望重病中的杨老，并偶尔就非常难的专业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当时，杨师母也已病重住院，一对恩爱一生的老夫妻却不能在一起相互照应，那怕互相投去爱慕关怀的眼光，互相感受已熟悉了数十年的气息。看着杨老孤身一人在住房内倍受病痛的折磨，我心里无比难受。杨老一再跟我说，他躺在床上不能随便动，因为动得稍重一些，不知那部分骨胳会断或碎，而且没法再复原。
我和杨老都是上海人。经过十五六年的交往，我非常清楚杨老最喜欢吃的是哪些典型的上海菜，而自己做上海菜的手艺还可以，因此，就设法做些杨老最喜欢吃的上海菜给重病中的他带去。原料北京没有的，就设法专门从上海带或从北京的餐馆里买。水晶虾仁、清炒鳝丝、荠菜肉米百页包、马兰头拌香干、老鸭汤等等。当时，杨老已很难进食。因此，每次我只能带一小碗，希冀他那怕能尚上一两口。当他看到心爱的家乡菜而露出一丝笑容时，我心里是那样的高兴，心酸而又激动的泪水只能含在眼窝中不敢流出来。
前面提到1992年去杭州宣讲基本会计准则时杨老第一次见到我太太小郭。以后我们每年要见好几次，他也一直看着我们儿子慢慢长大。1997年1月我太太和儿子随我调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而到北京生活，杨老和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多，他非常喜欢我们活泼可爱的儿子。杨老病重我去探望时，他总问起我太太、儿子怎样了，叮嘱一定要教育好孩子，而且在说话已非常困难，全身已非常难动时，仍特别交代一定要让我们儿子在北京的好学校就读。至今杨老已离开我们近19年，但他的这份关爱之情我们全家永世难忘。
杨老和娄先生是上财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我们共同的母校，差两届的系友，以后又在老上海高校任会计学教授。1949年后，杨老随他们俩的恩师安绍芸来北京开创新中国的会计管理事业，而娄先生一直留在上海从事会计教育事业。但他们半个世纪一直心心相印，互相支持，引领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杨老躺在病榻中时，仍关心着曾经的系友和会计事业的紧密战友，总简单而亲切地问我“娄教授现怎样了？”对杨老，娄先生也一样。娄先生因帕金森氏症较杨老早好多年行动不；那时，杨老仍健步如飞。但万没料到的是，杨老却早于娄先生离我们而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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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纪琬.1986.关于会计改革.财经问题研究.2.
杨纪琬.1987a.关于会计改革问题.广西会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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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纪琬.1987c.现代会计的发展和我国的会计改革.交通财会.6
杨纪琬.1988a.两权分离与会计改革.会计研究.1.
杨纪琬.1988b.当前会计改革的一些问题.上海会计.8.
杨纪琬.1989.关于会计准则的若干问题—在“会计原则专题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会计研究.2.
张为国.2015.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娄尔行教授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会计研究.10.
备注：
1汪建熙、陆建桥在本文形成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丁平准、齐振梅、乔元芳、徐洁、应唯、张俊瑞、周守华、周晓苏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深表谢意。但本文的任何错误由作者负责。
2参加这次对我国高等院校本科会计教学改革有重大影响的会议的还有上财徐政旦、石人瑾、周颂康、刘霆，厦门大学常勋，中国人民大学王庆成，中央财大魏振雄，东北财大谷祺，中南财大朱信诚，西南财大黄伯殷，江西财大朱普瑞，财政部教育司张军等。
4事实上，杨老那几年在许多会议上就改革开放引起的会计问题作了发言，内容涉及以下诸方面发展对会计的影响：多种企业组织形式、多渠道筹资、多种联营形式、企业隶属关系变化、多种价格、税利分流、工资制度改革、总会计师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电算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见杨纪琬（1986，1987a，b，c，1988a，b）。
5参加这次对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准则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会议的还有（按姓氏的拼音顺序）：包启敏、曹冈、陈信元、陈亚民、陈颖源、陈元燮、陈毓圭、丁平准、方之龙、郭守贵、韩传模、韩淑芳、金铭穈、李成章、林燕、卢恩健、王迪平、王棣华、王平、王允孚、万寿义、魏明海、吴艳鹏、咸一琳、项有志、张俊瑞、张超、赵明奎、周为熙、周晓苏。
6前排左起：张为国、娄尔行、叶麟根、李宝震、杨纪琬、金炳华、石成岳。后排左起：王松年、徐政旦、张婉如、叶孝理、汤云为、朱根林、陈凤谷。
7那时男女在酒店同住一个房间须出示结婚证书。
8左起：张为国、林美花、李志文、林文雄、戴玉光、郑振兴、凯瑟琳·雪珀、杨纪琬、余秉坚、汤云为、汪建熙
9左起：郑启华、朱炳有、汪建熙、张为国、胡少先、王越豪
10左起：王湛生、邱家赐、殷立基、陆德民、陆德民太太、我们儿子、龙永雄、陆德民儿子、汪建熙、王湛生太太、我太太小郭、郭旭东、张为国。
11由左起为耿建新、汪建熙、董大胜、冯淑萍、斯蒂芬·泽夫、楼继伟、保罗·佩克特、张为国、孙铮、陈毓圭。
12另外五位委员为（按姓氏拼音顺序）：冯淑萍、葛家澍、汤云为、张为国、朱祺珩。可惜委员之一的葛家澍老师没参加成立仪式。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按姓氏拼音顺序）：陈毓圭、程晓佳、崔华清、高大平、韩粤、李玉环、刘光忠、刘玉廷、陆德明、穆国新、沈小南、王鹏、应唯、于小旺、原红旗、张梅、周守华、张雅琴、朱海林等。
13合影中后排左起为原红旗、刘光忠、周守华、王鹏、沈小南、李玉环、应唯、张雅琴、高大平、陈毓圭、程晓佳、张梅、陆德明、崔华清、韩粤、穆国新、于小旺
14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在杨老指导我成长，支持我工作中，在背后支持我的杨老的儿女们。还想特别感谢的是我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期间，先后直接领导我的证监会领导周道炯、范福春、陈东征、汪建熙、李小雪，直接支持我工作的财政部分管会计工作的前后各任部领导张佑才、李勇、冯淑萍、王军，直接与我卓有成效合作的财政部会计司两任司长冯淑萍、刘玉廷，中注协三任秘书长丁平准、李勇、陈毓圭，还有财政部会计司所有各任副司长们、中注协所有各任副秘书长们、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办公室我的所有副手们、以及财政部会计司、中注协、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办公室的其他所有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