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煤老板一掷千金的故事几乎听不到了。前几年，到处都有煤老板的“土豪”故事。这种故事的消失是因为煤老板风光不再，煤炭企业利润滑坡，甚至大幅亏损。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至6月，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1396.1亿元，同比下降58.8%，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利润下降67%，煤炭企业亏损面高达九成。
2012年，随着山西省煤炭资源改革大幕的落幕,外界曾发出过“煤老板去哪儿了”的疑问。据当年山西权威媒体报道,该省煤矿主体企业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随之退场的巨额资金涌向了农业园区、文化旅游、房地产开发、酒店服务等行业，粗略统计,仅进入农业产业化项目的煤焦资本就有近200亿元。
而今，煤炭“黄金十年”已经终结，随着贵州省煤炭兼并重组改革一步步驶入“深水区”，贵州的煤老板们又去哪儿了呢？
本刊记者通过多方走访、调查发现，一些退出贵州煤炭产业“舞台”的煤老板，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屡遭投资失败，当初的煤矿“退场资金”已所剩无几；有的煤老板则成功实现转型，走出了一条颇具“样本意义”的新路子；更多的煤老板，还在挣扎中继续坚守，他们既不愿继续投入，也不敢轻易抽离……
其实，在多变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什么企业的地位是永恒不变的，在变化的环境中，谁最先改变自身，才能在竞争中取得常胜的地位。
拿着林卡辣椒的林总喜笑颜开
一个“煤二代”的辣椒梦
撰文/本刊记者彭雅摄影/本刊记者陈盛康
煤二代，百度百科如是诠释：煤老板的孩子们，很有钱，很嚣张。
年轻、儒雅、低调，甚至有些腼腆，却是记者见到“煤二代”林凡时的第一印象。
今年29岁，湖北人，2009年从贵州大学采矿专业毕业后，开始协助父亲打理已经营多年的家族产业——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原平坝县）乐平乡的大山乌、骆子洞两个煤矿。
其实，林凡并不喜欢自己身上的“煤二代”标签，用他的话说，“感觉没什么社会地位，总被人看成暴发户”。
现在，煤炭“黄金十年”已逝，煤矿经营举步维艰，林凡更倾心也更倾注于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贵州林卡香辣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的目标是，把‘林卡’打造成仅次于‘老干妈’的第二大辣椒品牌，并且争取上市，做‘中国辣椒第一股’！”林凡早已谋划了清晰的事业发展线路图。
正在灌装的香辣脆
倔强的逆袭
林凡的父亲老林最早在湖北荆门从事煤业航运，机缘巧合发现平坝这边的煤炭资源丰富，于是从1996年起，开始在乐平乡投资搞煤矿。
“开始是3万吨，后来根据政策要求，又扩建到5万吨、9万吨，直至现在，大山乌煤矿的年产量是15万吨，骆子洞煤矿是21万吨。”林凡说，父亲后来就把事业重心放在了贵州，并举家搬迁到此，而自己也在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贵州大学，学的采矿专业，顺理成章，毕业后就回平坝协助老林经营煤矿生意。
那几年，正是煤炭行业最风光的日子，林凡家两个煤矿年产量达三四十万吨，每吨价格高达500元至600元，仍供不应求。
“贵州最大的铝厂，安顺最大的煤化工厂，甚至两广地区，都有我家的煤，有时一年的利润都有2000万元。”林凡说。
出人意料的是，“煤二代”林凡却在自家生意红火的时候，就开始谋划转型，而且一脚迈向了农业。
“我发现，人人都说花溪辣椒好，其实真正的产区是位于贵阳花溪和安顺平坝之间的马场镇林卡村，贵阳很多肠旺面馆提红油，用的都是林卡辣椒。在市场上，林卡辣椒的零售价也最高，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机会。”2012年时，林卡村的村办辣椒厂经营出现问题，亟待找人接手，林凡开始盘算这个事情。
没想到，还没开始收购辣椒厂就遇到了阻力。
很多和老林一起从湖北来贵州搞煤矿的叔叔伯伯，包括老林，都不赞成林凡搞辣椒厂。那时，煤矿的形势还很好，他们认为，即便要搞其他产业，都应该投资房地产等利润高且资金回收快的项目。
“你算算，一瓶辣椒才能赚几分钱，有什么搞头？”林凡说，当年老林他们的这番话，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看似温厚的林凡，骨子里就有那么一股倔劲。
“我就觉得，煤矿是资源性行业，受政策的影响太大，风险系数高。而绿色产业是受国家鼓励的，必然有前景。”林凡下定了决心，顶着被老林质疑的压力，硬是花1000万把辣椒厂买了下来。
车间
辣椒之路
林凡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平时口味清淡，并不嗜好辣椒。但他对林卡辣椒却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林卡辣椒已经有4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相比著名的遵义辣椒，它的辣味虽然没有那么重，却更红、更香，且皮(肉)厚籽少，个头大小适中，在食用过程中，尤其能发挥出香、辣一体的优点。”在林凡的办公室，他拿着几个已经放干却依然鲜红的林卡辣椒，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述他的“辣椒经”。
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大学四年学的也是采矿，林凡最初对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毫无概念。在他接手林卡辣椒厂后，也发现这个厂从生产到销售，很多环节都存在问题。
林凡介绍，林卡辣椒厂最早是在2005年，采取“公司＋协会＋农户”的经营路子，由林卡村委会与村民筹资联合组建的，拥有固定资产520万元，生产规模450吨。2009年，辣椒厂在平坝县夏云工业园区重新选址，获县政府批准新建厂房土地面积30亩，建成安顺最大的辣椒制品企业。
“我买时，厂里的员工只有十几个，产量跟不上；生产品种只有油辣椒、辣椒面等，产品不丰富；市场竞争激烈，没什么订单，缺乏销售渠道。”林凡说，面对此等状况，他在经营煤矿时积累的管理经验发挥了作用。
很快，林凡制定了产品研发、生产管理、品牌推广、销售管理四个方面的具体策略。
“产值先要提上去，让现金流动起来，积累资本。我们通过为其他一些已经有知名度的辣椒品牌做代理加工，开始有了不少订单。”林凡说，接着他挖来食品专业人才，花大力气开发新产品。
以身试“辣”，已经成为林凡这些年的家常便饭。“我以前吃不了辣椒，刚开始研发新品的时候，嘴皮被辣肿，甚至肿成‘香肠嘴’是常有的事儿。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有鸡辣椒、豆豉辣椒、槽辣三丁、香辣丝、香辣脆等十几个品种，我也已经磨练成‘百辣不侵’了！”林凡笑起来。
在销售渠道上，林凡最初也吃过亏，由于辣椒酱市场品牌太多，完全依赖代理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林凡组建了自己的销售队伍，产品直接推销到商场和超市，逐步打开了营销局面。
让林凡信心倍增的是，由于林卡辣椒不是那么辣，旗下很多产品在外省的销量反而特别好，“尤其在云南等地方，开牛羊肉粉馆的贵州人很多，我们的香辣丝和香辣脆特别受欢迎。”
林凡介绍，香辣丝是把辣椒剪成丝丝状，加入芝麻等调制而成；香辣脆则用辣椒和花生炒制而成。这两个产品味道鲜美，香辣酥脆，可单独食用、下饭下酒，也可作为一道菜，用于调料烹制辣味菜品。目前的市场反应尤其好，他的销售人员现在直接和这些外省的小餐馆对接，销量可观。
“现在林卡香辣制品有限公司的职工已壮大到40多人，我们的系列产品也遍及云南、浙江、江苏、山西等地。年产值3000余万元，利润达到500至600万元。”林凡透露。
工人正在灌装香辣脆
转型到底
一方面，林凡的辣椒厂逐渐风生水起；另一方面，林家的煤矿生意却受产业大环境影响，每况愈下。
老林前些年已功成身退，回湖北老家颐享天年、种花养鸟去了，把煤矿经营全部交给了已在贵州成家立业的儿子。
“我们家的两个煤矿，资源条件还不错，也有长年积累下来的供货渠道，所以现在尚未停产，但是煤炭价格一落千丈，每吨仅能卖到200至300元，一年的产值也就500万至600万元。”林凡说，这个数字正好和辣椒厂的年利润差不多，但，这可是产值。
林凡介绍，煤矿行业的各种成本和管理费用本来就高，这一来二去，基本不赚钱。
他仔细算这笔帐给记者听：两个煤矿加起来，每年需交纳的环境治理保证金约为300万元；资源补偿费、动态监测费等加起来又是40、50万元；矿上100多号人，几乎每年都要参加各种上岗培训，这笔费用又是2
0余万。加上人工成本等，煤矿现在的产出能和支出成正比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知道贵州省政府为扶持煤炭行业，减轻煤炭企业负担，最近出台了‘煤炭三十条’的减困措施，我们也在逐渐感受到一些变化。但我的想法是，有机会就全面退出这个行业，专心去搞我的林卡辣椒。”林凡坦言。
他说，煤炭产业的管控太严格，政策性影响也特别大，“这些年，我们不断投入技改资金，还没有收回投资，新的政策就又来了。现在，我们家的两个煤矿已按照贵州煤炭兼并重组要求，进入了广盛源煤矿集团，未来的前景如何？真的很难讲。”
而在辣椒产业领域，林凡却干劲十足。
林凡带着记者参观他的工厂，只见各个车间清爽整洁，炒制、灌装、加盖、封箱等环节井然有序。工人们头戴帽子、嘴套口罩，对食品卫生也十分谨慎小心。
“现在看上去还是像一个作坊，因为很多环节还是依赖人工操作。但油辣椒的灌装目前无法实现自动化，因为那样就无法控制辣椒和辣椒油的比例，会极大影响辣椒酱的口感。”林凡说，他已计划投入资金建设更为标准的无菌车间，进一步加强生产过程中的严格管理。
从“煤老板”到“辣椒老板”，林凡说最大感受是政策上的区别，譬如煤矿很难在银行贷款，管理部门也特别多。而农业还能贴息贷款，如果辣椒公司扩建厂房，还能得到一定数额的政府产业扶持补贴资金。
“以前像暴发户，现在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林凡呵呵一乐。
在属于自己的“辣椒王国”，林凡的未来规划正在有序推进，他告诉记者，“我们已和林卡村签订了1000亩的辣椒种植基地协议，今后我们的产品原材料将更加注重有机种植，将为客户提供更绿色、健康的辣椒产品。我相信，凭借林卡辣椒的品质和我们的精细化管理，一定能实现成功上市的梦想。”
林凡说，和老林一起来贵州“淘金”的湖北煤老板们，现在大多对煤炭行业多持观望态度，既不愿继续投入，也不敢轻易抽离。错过了转型的最佳时期，他们的行事也更加小心。
而当年对林凡搞辣椒产业并不看好的那些第一代“煤老板”，再也不会嘲笑林凡曾经的“少年轻狂”，反而投以钦佩和赞许。
陈茜近照
“煤老板”变身“新茶农”
“以前我和煤打交道，现和大山谈恋爱。”紫云县映宏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茜说。环视5000亩长得郁郁葱葱的有机茶园，陈茜一脸的幸福。
同样在山中挖掘宝藏，但这位曾经靠开采“黑金”日进斗金的煤老板，如今又在大山中开辟出自己的绿色战场，醉心于自然健康无污染的有机茶，变身为“新茶农”。
理性投资全身而退
陈茜出生在贵州省织金县农村，那时当地人守着丰富煤炭却还是一穷二白，青壮年几乎都出外打工，初中毕业陈茜就当了北漂，在北京结婚生子，也在那里经历了生意场上的起起落落。
“穿的都是几万钱的名牌衣服，在最年轻的时候，该享受的都享受过了。”陈茜说。
老乡都知道她在北京找到钱了，2000年的时候，家里亲戚告诉她，老家有个年产10万吨的煤矿卖50万，问她有没有兴趣接盘。
陈茜的有机茶园郁郁葱葱，一派生机
“哪个买哟，那时候煤炭不值钱，风险又大，好多煤矿卖都卖不出去。”
再加上那年她生女儿，更没有什么心思精力顾及他事情。
2004年煤炭价格开始好转，煤炭价格从每吨二三十元开始扶摇直上，煤矿也成了香饽饽，转让价格不断飙升，到2005年，同样一个年产10万吨的煤矿卖价已经涨到近4000万元，短短5年价格翻了80倍。
那一年，因为遭遇了一些人生变故，陈茜回到了织金老家，看到煤炭行业如此疯狂的涨势，她开始心动，但是这时煤矿的转让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于是她开始四处寻找合伙人。
虽然回到了贵州，但在北京呆了10年，又是做生意，人脉和圈子都广，不久就找到了其他三个投资者。最终以3200万的价格买下了织金县阿弓镇苍海煤矿。
“他们三个都是福建人，加我一共4个股东。我只投了几百万，是小股东。”
但是福建的大股东还做得有很多其他大生意，没有到矿上坐镇管理，每年来一两次，平日就派亲戚在一些关键部门任职，而会讲贵州话会讲苗语，善于与人打交道的陈茜就成了煤矿的实际负责人。
今年雨水太多，制作出来的夏茶有苦味，为保证品质，陈茜让雇佣的村民把枝全部打掉，等收秋茶。
最开始县里面组织煤矿开会，陈茜戴着墨镜、踩着高跟鞋、穿着红衬衫黑西装就去了，会议室里一屋子的男人看着一介女流以为说不上话，没一个搭理她。
直到后来她平息了煤矿与周围村民历时近一年的矛盾；每天戴着草帽穿着雨鞋和工人一起修出了连接煤矿与主干道7公里的路；通过技改将产能扩大到年产15万吨；让这个全县第二大煤矿的年税收达几千万时，大家开始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刮目相看。
2008年金融危机，福建大股东在分析了经济趋势以后，觉得煤炭市场下行可能性加大，于是决定将煤矿转手，以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卖给了下家。
“这一点我非常佩服福建生意人，理性投资，对经济大势有很强的把控能力，这才最终让我们能逃过一劫，笑着抽身。”
到了2009年，陈茜听闻苍海煤矿的转手价疯狂上涨，甚至涨至她们买出价格的三倍，福建的大股东听后捶胸顿足，说怎么不晚一点点卖。“其实都是玩笑话，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当初太贪心，没有止境，现在肯定要栽跟头。”
但在卖不卖及何时卖这件事上，都是福建大股东所做出的决策，如果让陈茜来选，她会不会在当时卖掉呢？
“从感情上来说，我不会。从我28岁到31岁，女人最美的年华留在了那里。”陈茜说，刚接手时，矿上还只是建设出了一个雏形，到后来修路、种树、建设五星级的食堂、设备引入、矿区的完善都是她亲自操持的。
陈茜说：“现在想来，我其实很幸运。如今煤炭市场低迷，再加上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绝大多数煤矿亏得一踏糊涂。现在还在搞煤的朋友，回县城里办事都不敢开豪车，只能租个面包车，就怕被工人堵着讨工资。”
转型不易波折不断
卖了煤矿，陈茜的身家从几百万涨至千万。她也踌躇满志，想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业。然而转型不易，这一次，她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
四处寻找机会，原来煤矿的矿长在煤矿上也赚了不少钱，准备接手一家沙石厂，问她想不想参股，陈茜觉得既是熟人合作起来放心，又看好市场，于是两人开始投资沙石生意。
一开始，大家都想把沙石厂搞起来，设备买最先进的，还在厂区后面建了一座小桥流水的假山，厂区总是保持整洁干净，“虽然是沙石厂，我们却想把厂打造成花园式的。”这些都足以见到当时俩人的决心和用心。
好景不长，不久合伙人开始沉迷于赌博，三天两头往澳门赌场跑，心思也不在生意上。“他可以不和我打一声招呼就从财务那里提一百万作为私用。”陈茜觉得合伙人作为法人如果不能履行公司章程，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思前想后，陈茜觉得虽然是朋友，但是还是暂停合作为妙。
这时期，陈茜有朋友转手煤矿后，投资有机农业，干得风生水起，这给她提供了一个创业思路。同时与当初一起搞煤矿的福建朋友交流时，她也间接了解了一些茶叶出口的信息。
2012年，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陈茜来到了紫云县坝羊乡，看中了这里的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与气候，又听到当地人介绍山上生长有古茶树，于是决定留下来种植有机茶。
有机茶就是没有打过农药，没有施过化肥，在加工制作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学添加剂的纯天然绿色食品。
“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磁场很对，当时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要留下来。”陈茜说。
从这个时候开始，陈茜身上最大的标签，开始从煤老板转换成了“茶农”。
然而既没技术也没经验，最开始，陈茜吃了个大亏。
要种茶，那么种什么茶？在朋友的建议下，陈茜懵懵懂懂的就到四川买了茗山茶苗。
那时候，这个曾在北京大城市生活，在煤矿管理过几百人的女人，却基本与世隔绝，租住在农民的房子里面，每天像地道的农民一样，穿着水胶鞋和雇来的村民们一起上山开荒、种苗、除草、施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盼着茶苗能茁壮成长。
陈茜说：“我属于半路出家，只有自己全程亲身参与，将茶叶了解得越细致，越有利于以后企业的发展。”
到了2013年，茶树产茶了，采摘、杀青、烘烤过后，取来山泉水煮沸泡上，端起茶杯喝上一口，陈茜的眼眶却湿润了，眼泪控制不住地就掉了下来。
“我赶紧就把眼泪擦掉，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哭，不然我还怎么管理这个地方。”
喜还未过，却悲从中来，茶的口感不好，后来又发现茗山茶一年只能作成春茶和明前茶两季，“请来全国顶尖的制茶大师，却怎么揉都揉不成红茶。”
怎么办？陈茜犹豫了好久，最后决定全部拔掉重新来过。这也就意味着投入一年多的心血以及100多万元的资金全部付诸东流。
拔茶树当天，陈茜一咬牙，发着狠使劲拽，让人苦笑不得的是，却发现茶树苗长得太好，凭人力跟本就拔不出来，最后只能用挖掘机挖。
说起这段经历，陈茜很坦然，仿佛只是过去闹的一个笑话。“做生意，眼光要长远。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女人要冲在前面，走的路自然会比别人艰难很多。”
越挫越勇坚持有机
尽管出师不利，但认准了有机茶这条路子，陈茜反而越挫越勇。
“以前在是在山里挖煤矿，找黑金，或多或少会给自然和生态造成破坏；如今在山上种茶叶，还是有机茶，不仅能产生经济效应，带动一方经济，还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信佛的陈茜相信，这也是一种现世补偿。
在农业专家的建议及多方调研下，陈茜决定增加茶叶的种植品种，最后定下福鼎小种红茶、安吉白茶、金牡丹。
“我的有机茶园定位很清晰，就是要走出口，”陈茜说自己做茶园，以前一起搞煤矿的福建朋友没少帮忙。
当时陈茜去福建去找茶苗，原来煤矿上那帮朋友全部聚拢来，开着豪车带着她直接去拿最纯正的福鼎小种红茶苗，还给她提供了很多茶叶出口的信息和路子。
“真的是当年在煤矿上结下的情分啊。”
在定品种找茶苗的同时，陈茜在原来流转500亩土地的基础上，又从村民手中流转了近4500亩土地，加起来共5000亩。从2013年开始，有机茶园就开始陆续种下茶苗。
“但是我们真正种植土地面积仅有3500亩。并不是因为来不及栽种，而是为了确保种植的土壤真正的没有被污染过。”陈茜说，为了确保今后茶叶的纯天然、无污染，经过勘测选择，但凡是以前施过化肥的土地，都没有被使用。
预计到2018年，这3500亩的有机茶就可以全部采摘。“以后每年我还会再流转小部分土地用来种植一些高端精品茶。”
陈茜驱车带着记者来到茶园最高处的观景台，自豪地说，这座山只要你看得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有机茶园，并且肉眼所看到的面积只占了整个茶园的40%。
绵绵细雨中，一行人登高俯瞰,茶树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堪称“世外桃源”。
在下山返厂路上一旁的茶园里，五六个农民带着斗笠，披着雨衣，拿着剪枝机在给茶树打枝。
“那些是2013年种下的苗，本以为今年夏天就可以收一季，但由于雨水太多，制作出来的茶有苦味，所以我决定全部剪掉，等秋季再收。”陈茜对品质的要求十分严苛。“只有好品质才有好口碑，品质是做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一路上记者还看到了很多矗立在茶园里的太阳能杀虫灯这种新奇玩意。
原来，有机茶在种植过程中，不仅要使用天然绿肥，同时还要采用生物或者物理的方法防治病虫害。而为了全面提升有机茶园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在从台湾考察学习回来之后，陈茜决定实行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体的病虫害防治技术，除了太阳能杀虫灯，漫山遍野还插满了信息素粘虫板、诱蛾器等。
“我们的有机茶园完全不用除草剂，除草全部用人工，每年人工费用就是很大一笔支出。但这样的高投入是值得的，可以确保茶叶的品质，现在人们不缺钱，缺的是真正健康的食品，我们要为舌尖上的安全把好第一道关。”
“茶叶加工的现代化，要求茶叶加工过程达到机械化、连续化、清洁化、自动化和标准化的要求，这样才能保证茶叶的质量安全，实现企业内部的质量管控。”
虽然大部分是机械操作，但陈茜也表示，制茶的师傅与茶叶品质关系十分密切：“茶叶也像艺术品，越是等级高的茶叶，越是需要经验丰富的师傅。”
走出车间，记者看到右边规划的办公区正在有条不紊地建设中，而左边将打造一栋陈茜梦想中的西班牙风格接待区。
石头外墙、大面积落地窗、游泳池，拱廊柱……很多人都问她怎么不修成中式风格，“我觉得西班牙风格不管与现代风格的工厂、办公楼还是周围的大山茶园都更协调一些。干事必须要有想法有创意，不能把自己限于条条框框。”
回报农村致富一方
“陈姐，我给你拿点腊肉。”在采访的间隙，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把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放在陈茜坐的位置旁。陈茜万般感谢之后，将老人送走。
“这是在我茶园做工的老人，我从来不嫌弃年纪大的人手脚慢，只要来，我都给活做，所以家里有好吃的，他们也不忘给我捎上一份，就当自家姑娘。”
陈茜说，她现在每天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这些可爱纯朴的乡亲们。
前两个月，用来发工资的银行贷款迟迟没有到账，碰巧陈茜生病，这两个月都没有来村里。当她一出现，乡亲们非但没有追着要工资，反而带着腊肉、活鸡活鸭、鸡蛋来看她，把车的后备箱全部给塞满了。
这让陈茜感激不已。而一个村民说的一番话更使她无比感动：“陈孃啊，我这里还有几千块钱，你有困难就拿去用嘛。你可不能倒下啊，我们都还指望着你呢。”
“这里的村民都把我当家里人，从来不喊我陈总，都是喊我陈孃，年纪大点的就代他们的孩子叫我陈姐。”
自从陈茜来到坝羊乡发展有机茶园，很多出门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留守老人小孩不再孤独。
“他们来我这里打工，一天70元，如果家里劳动力多的，一个月赚六七千没有问题，还能和家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他们想自己种有机茶，只要质量过关我也愿意收购。”
陈茜回忆起以前刚到这里时，吃个排骨火锅周围都围满了吧嗒着嘴巴盯着看的孩子们，“现在都有钱了，想吃什么父母给买什么，早不稀罕肉了。”
陈茜坦言，其实当初守着自己干煤矿赚的那些钱，光吃银行的利息也过得很好，白天逛逛街做做美容，晚上泡泡吧确实很享受，但是却很空虚。现在扎根农村，每天沐浴在充满负氧离子的山中，望着茶树长得一天比一天粗壮，看着周围村民家的房子越修越漂亮，“心里是真幸福。”
张文立谈企业转型升级
张文立的激情与辛酸
“煤炭是一部激情史，又是一部辛酸史。”这是张文立搞煤炭25年的深刻体会。
在结束外出10多天的考察后，8月7日，张文立回到办公室，摆在他面前的是9月份公司应还银行3000多万元的利息清单。
这张清单对于在煤炭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他来说，并不显得沉重。
他要考虑的，是如何使企业加快转型，增强造血功能，走出一条科学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为安顺永峰煤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峰集团）董事长，张文立认为，面对当前煤炭行业严峻的形势，企业要有担当，从长远着想。只有转型升级，才是企业唯一的出路。
“盘活资产，建立人才专家库，走煤炭一体化，是目前永峰集团转型升级的主要思路。”张文立如是说。
他始终相信，任何时候市场都会眷顾有准备、讲诚信的企业。
多年来，永峰集团也正是靠科学管理和诚信经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次转身
和许多煤矿企业一样，永峰集团目前也面临资金周转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一个多亿外债收不回来，另一方面是银行贷款难。目前集团拥有12家煤矿和7家非主营业务控股公司。而今年上半年公司煤矿共亏损7000多万元。
“煤矿亏损主要是银行贷款利息。”张文立说，要立即着手清查贷款都用在煤矿哪些方面，不能用银行贷款还利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利用其他企业来“造血”，弥补煤矿亏损。
他打算请专业评估机构重新对集团进行综合评估，同时与用煤企业合作，走煤炭上下游结合的一体化道路。“也就是采取参股、控股方式，共同承担市场风险和利益。”对于有多年资本市场经验的张文立来说，这是他的强项。因此，他充满信心。
其实，早在两年以前，永峰集团就投资14个亿参股了两家银行经营，每年都有不菲的红利补充集团资金。
追溯到更早以前，张文立对煤炭开采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张文立从安顺蔡官镇老家外出打工，主要从事煤炭贸易业务。从那时候的小打小闹开始，逐渐发展到经营煤炭和石油。到90年代末期，他积累了一定资本。随着国家对石油经营的控制，以及当时发往广东、广西等地煤款回收困难，2000年左右，张文立开始考虑转行。
“搞煤炭开采，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张文立回老家蔡官镇，发现很多外地人在家乡开采煤炭，众多亲戚朋友都希望他投资煤矿。
由于当时国家对煤矿实行关井压产，许多开采原始的小煤矿被淘汰。随着贵州西电东送序幕的来开，省内一批火电厂逐渐上马，电煤需求量日益增大，煤炭市场一片飘红，特别是安顺电厂一期、二期的投产，张文立意识到机会来了。
“永峰，就是永远攀登高峰。”张文立说，永峰集团实际就是将自己原来的“安顺市开发区石油化工工业公司”进行更名，形成国有、民营、集体混合制企业。
挖煤第一桶金
永峰集团成立之初，每年都有铁路运输计划。
“那时候公司靠卖铁路运输计划一年就可以赚200多万元。”但是张文立没有这样干，“投机生意不能长久。”在经过10多年的打拼，他认定，必须以实体经济促进企业发展。
2005年，永峰集团接手安顺安谷铁龙煤矿，从年产3万吨技改造到6万吨。
2006年，永峰集团一次性投资上千万元，将安谷铁龙煤矿按照年产30万吨进行改造。
“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张文立说，到2007年初，煤矿完全按照高标准全部改造完成并投产，当年底全部收回成本。
“几乎花掉了前10年的资金积累，同时也赚到了开采煤矿的第一桶金。”张文立说，那个时期对煤炭的投入充满了激情。
2008年底，永峰集团将原混合制企业改为自然人股份制，主要以家族资本为主。
“从当初的注册资金300万元发展到今天1.96亿元，企业靠的是科技创新和诚信经营。”在张文立看来，艰苦创业，高效管理，无私奉献，回报社会是永峰集团的核心价值观。
责任与担当
保电煤供应，是永峰集团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的主要责任。
2005年，国家不再匹配煤炭市场计划，而当时贵州省电煤需求日益紧张，省外煤炭市场需求更旺，省内电煤价格与省外煤价相差较大，煤炭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为了保证省内电煤供应，永峰集团按照省政府要求，外卖一吨煤保省内一吨电煤，后来外卖一吨煤要保省内两吨电煤。
安谷铁龙煤矿投产后，80%以上产量保省内电煤供应。“从2007年到2012年，永峰集团至少少赚4到5个亿。”张文立说，省内电煤比省外煤炭价格每吨相差100元到200元。
张文立说，2010年到2011年，集团公司用安谷铁龙煤矿的积累，投入10多亿元收购年产9万吨煤矿参加全省煤矿兼并重组。
“能源是国家战略储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源企业必须要尽责任和义务。”这些年来，永峰集团主动承担保电煤的责任，积极参与贵州煤矿兼并重组，捐资近千万元用于教育、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体现了一个现代民营企业该有的担当。
2011年，张文立当选安顺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常委会委员。永峰集团多次被评为省、市、区“安全生产标兵单位”、“先进集体”等称号。
思考与忧虑
过去的10多年，永峰集团为保电煤与电厂之间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受到政府和各级部门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那时候借钱办矿的苦处。”风光的另一面，是一个煤矿企业法人的内心纠结。
“让利于顾客，给别人留点‘情面’，在你遇到困难时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张文立说，在各个不同时期，永峰集团一直都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诚实守信经营。
然而，今天企业遇到了困难，却已物是人非。
“永峰集团的未来，只有靠自己。”在张文立看来，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也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和核心生产力。
近年来，公司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通过引进人才、自行培养、与高等院校签订委培协议等多种方式，陆续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形成了一支稳定的专业化的队伍。目前，公司共有煤矿专业技术人员56人，中专学历21人、大专以上学历35人，具有中高级职称人员22人。
“民营企业的成长，与国有大矿培养的人才密不可分。”对此，张文立感概颇深。他说，未来永峰集团的发展，首先是解决人才的问题
一路走来，永峰集团也曾经遭遇过许多困难和阻力，但是张文立始终坚定信心。
“未来煤炭企业面对的不仅是安全和资金的风险，还有法律等其他综合风险。”张文立说，在本轮兼并重组中，永峰集团收购的部分小型煤矿，原矿主故意隐瞒债务，导致诉讼到永峰集团。
“收购的煤矿工商营业执照都还未过户，法院就因原煤矿债务纠纷查封了永峰集团的账户。”张文立十分忧虑，这样的查封是否还有？因为永峰集团遭遇了两次这样的查封。
他呼吁司法部门在对待兼并重组中的法律纠纷时，应该理性依法办案。
“既然选择了煤炭行业，就没有后悔过。”他说，尽管今天煤炭行业走到了十分艰难的地步，煤炭市场也经历了许多悲欢离合，但是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煤矿企业只要理性对待当前困境，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说起转型，杨永意气风发
煤老板的转型实验：从“主人”到“管家”
杨永喜欢穿浅色衬衣，全身没有任何装饰品，哪怕一块手表。说话也很周全，学识丰富，逻辑严密。整个气场和“煤老板”这三个字，完全挂不上钩。
“很多人都没想到，我曾是一名公务员！”今年41岁的杨永端起一杯清茶，淡然一笑，解开了记者心中的疑惑。
由杨永主要负责经营的煤炭企业，是一个有近三十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在威宁当地较有名望，也曾风光无限，而今却陷入煤矿停产、负债累累的困局。
“煤炭行业历来信奉‘资源为王’，但结合现在的产业状况和未来国家能源布局，我们民营企业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思路，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寻找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杨永说。
他的想法是，从“煤主人”转型为“煤管家”——卖经验、卖技术、卖管理，没有资源也能为王！
第一次转身：从公务员到煤老板
很快，颇有管理才能的杨永又被提拔为单位的领导层，年轻有为的他，职场生涯一路顺风顺水。
2004年，由于家族企业的发展需要，家族长辈们希望杨永回到威宁协助经营煤矿，事业之路上的第一次重要抉择摆在他面前。
带着对水利事业的依依不舍，杨永最后还是辞去公职，进入家族企业管理层，从此投身煤炭产业。
“2009年，正是煤炭行业最红火的时候，我们决定投资附加值更高的煤炭产品。于是，把企业的资产全部打包卖给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杨永说，当年通过与这家大企业的多轮收购谈判，他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什么叫“资本运作”，为其后来的转型思路埋下了伏笔。
接着，杨永他们又投入大量资金，转向专业从事特级以上铸造型煤的生产及销售。但很快又发现，由于不能控制原煤供应的上游资源，铸造型煤生产变得很被动，往往还要花高成本绕道云南购煤。于是，又咬牙分别耗巨资收购了三个煤矿。同时，为了生产出高品质的清洁型铸造型煤，打通中间环节，又再次出资建设了一个120万吨的洗煤厂。
“如果不技改，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下属三个15万吨以下煤矿的兼并或关闭，甚至是整个家族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产业链将彻底断裂，说倾家荡产一点不夸张。”杨永说。
当时，家族内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寻找渠道融资，对煤矿进行技改，最后组建成一个煤矿集团，并拉动铸造型煤产业链，实现资本放大增值；另一种观点则是按兵不动，先研究好政策，观察市场变化后，再决定出路。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的一些做法比较冒进，绞尽脑汁获得一笔融资后，又发现融资成本太高。现在，我们经营的所有煤矿已经停产，而且还有了巨额的负债。”杨永叹息。
和杨永的公司一样，在煤炭行业近年遭遇的产业危机下，加之政策调控和煤价下滑，贵州很多民营企业都容易迷失方向，甚至造成决策失误，煤老板们遭遇到十余年未见的惨淡行情，他们的财务状况远比外界所想的糟糕，反而成为了被资源绑捆的“奴隶”。
第二次转身：从“煤主人”到“煤管家”
困局如何破？
现在，杨永除了担任汇巨能源集团总经理外，同时还与其他集团公司合作，共同管理另一家煤矿集团。这就是杨永变身“煤管家”的试水。
“其实在这轮煤改潮中，我渐渐感受到，民营煤企缺乏资金实力，基本玩不动，只有依托央企或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平台，才有可能不被踢出局。”杨永笑起来，“也就是要傍个国字号的大款才行！”
多年积累的行业资源人脉，将机遇送到了杨永面前。
“我有个朋友，正好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型央企驻贵州负责人，这家企业瞄准了贵州煤炭兼并重组中蕴藏的巨大资本机会，酝酿整合优质资源将其打包上市，所以一直希望寻找合适的煤矿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杨永说自己当即决定，必须坚决地“傍”上去。
“我们第一个谈成的就是总产能231万吨的一家矿业集团，该集团已于今年6月获得了兼并重组主体企业资格，并顺利通过实施方案。所以，我现在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这家矿业集团的共同管理人。”杨永说，按照约定，只要收购过户全部完成，杨永的团队就将获得该矿业集团一定比重的股权，而这家央企是绝对控股方。
“其实这个‘煤管家’并不好当，也不是谁都当得了的。”杨永告诉记者，贵州很多煤矿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煤矿的债权债务和法律纠纷理不清、煤矿有贷款造成证照不全、煤矿与第三人有诉讼关系已被申请财产保全等等方面。
杨永说，正因为煤炭集团的收购工作繁琐且烦杂，收购后的企业经营也要依靠职业化的团队来管理，这家央企才给出了较有吸引力的管理股权比例，对于双方来说，是一种共赢机制。
“下一步，如果汇巨集团最终顺利通过兼并实施方案，我的计划也是整体转让给这家央企，我和我的团队同样拥有管理股权。接着，再把我们家族企业的煤矿等资产全部卖给这家央企，成功实现转型，真正变成卖经验、卖技术、卖管理！”杨永表示。
通过与央企的合作，也让杨永看到了更多的机会，他的脑海里已经勾画出一个更长效的转型路子——做能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
“传统煤炭企业，只有生产和销售两个盈利点。能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增加了提供增值服务和售后服务两大方面，意味着更多的商机和增值空间。”杨永说，这其中涵盖了包括资源勘探开发、物流运输、仓储管理、装备制造、煤炭加工、资源废弃物利用等一系列盈利点,使得一次交易相当于多笔传统交易。
业内人士指出，商业模式的创新意味着企业转型变得实实在在：从卖煤炭到卖服务，从当“煤老板”到当“煤管家”、“煤保姆”，从“重”变“轻”。长远看，这种创新本质上是企业竞争能力、盈利能力的提高，以及发展空间的拓展。
“但是，一切尚未尘埃落定，我希望，这是一次真正具有标本意义的转型实验！”杨永仍很谨慎，他说，事不立则罢,但凡立则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