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朝，存在两个广为人知，却互相矛盾的认识：
其一，隋朝两任皇帝修建了为数众多、容量巨大的粮仓，巅峰时期的存粮号称可供全国人民食用50年；
其二，推翻隋朝的主力，正是各地揭竿而起的饥民。无论是占据长安的贵族李渊，还是掌控洛口仓的瓦岗军，无一不是用粮食作为自己收买人心的武器。
那么问题来了：隋炀帝杨广以及各级官员，为什么坐视百姓造反却不开仓赈灾？难道真如网上传言的那样，这些粮食只供官用绝不能给百姓？
我们从古时的粮食问题说起。
填饱肚子—事关封建王朝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民以食为天"，在如今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和平年代，我们对此并无多大感触。但在古代社会，"盛世"的首要标准，就是要让所有老百姓吃饱肚子，并且最好还有些存粮。《史记》中描写文景之治下西汉的盛况：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在安史之乱后，杜甫回忆唐玄宗创造的开元盛世时写道：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而这两个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标杆的鼎盛王朝，最终灭亡的本质原因，其实是在于经济问题，具体来说是没有解决农民的肚子需求：
西汉政府由于无法处理土地兼并带来的农民流离失所等社会矛盾，而被王莽篡权；而"穿越者"王莽提出改制方案核心，就是意图以古老的"井田制"，来解决当时的农民问题。最终改革失败，为了抢口饭吃而发展起来的绿林、赤眉军，迅速将新朝推翻；
至于东汉的灭亡，同样是起源于农业生产问题而爆发的黄巾起义，它不仅严重动摇了刘氏的统治基础，也给各路军阀提供了趁机坐大的契机；
而与北方藩镇进行了上百年拉锯战的唐王朝，也是在挨了黄巢起义的致命一击后，给了各路军阀撕破脸自立山头的机会；出身于起义军、后来变脸镇压起义的朱温，干脆逼唐室退位。
所以，粮食，可以被视作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石。
那么，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有这么难吗？
真的很难，有好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生产力过于低下。以最强盛的唐朝为例，根据《新唐书》等资料记载，当时正常年岁的粮食亩产量约为1石，大概是今天的53公斤；而在2018年，我国的粮食亩产量为375公斤。也就是说，同样的土地，那时只能产出相当于今天1/7的粮食。
第二，自然灾害。以上数据，是理想状态下的产出量。但从古至今，农业生产永远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尴尬处境。直至近些年，日益发展的农业技术才缓解这一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旱、洪、蝗这三大害，令所有的王朝毫无抵抗力，这里举两个例子：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接手的是文景之治后空前繁盛的王朝。然而仅过了三年，发生了黄河泛滥事件，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
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没错，就是字面意思：人吃人。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连续两年发生了洪水、干旱与蝗灾，关中地区的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卖儿卖女，"民多卖子以接衣食"。所幸的是，朝廷出钱为这些儿童赎身，才避免了大范围的人间惨剧。
第三，战乱。这是对古代粮食生产损害最大的因素，没有之一。古代的农业生产，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因此，农业和战争，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积极进取的汉唐两朝，基本上都挑选农闲时期发动对外征战，而且采取多户人家抽取一位男丁的做法。
而在大规模的战乱期间，上述规则自然没人遵守。作战以及所需的后勤，吸收了大量的壮年劳动力，农业生产因此被耽搁；加上社会秩序被破坏，正常生产无法开展。
所以历史上每次大的战乱后，人口都会断崖式的锐减。如在公元609年，巅峰隋朝的人口超过890万户；而经过了唐朝的贞观之治后，全国的人口在公元652年仅为380万户。唐玄宗在位的公元754年，户数达到了惊人的906万户，然而在仅仅在数年后，经过了安史之乱，唐王朝控制区域的人口仅为293万户！
所以，确保粮食安全，让绝大部分老百姓吃饱，是任何朝代政权考虑的首要问题。而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就解决了这一难题。
隋文帝如何解决粮食难题
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公元581-604年），困扰中原王朝千百年的粮食问题被解决，人口的暴增就是最直观的体现：隋朝建立时，人口约360万户，后来平定南陈获得50万户；而在短短二十余年后，全国人口翻番，增长到了890万户。
那么他是如何实现这一壮举的？首先是生产了足够的粮食，然后在此基础上打造了完善的配给系统：
第一，开源—厘清户口，发展生产。
隋初，18岁以上的百姓即成为"丁"，即开始缴税、服役，一直到60岁才能免除。为了逃避，很多百姓权贵官员勾结，要么虚报岁数，要么投靠到大户门下。对此，杨坚应对如下：
自王公贵族以下，各级官员都会按照爵位分配一定的田地，所谓"永业田"；此外还会根据家丁、奴婢数量，分配一定的土地，并且一律按照标准收税；
对于虚报年龄的行为，杨坚命令各州县进行筛查，并鼓励互相举报，户口虚假的，一律流放；同时，为了避免官民勾结，根据高颎的建议，每年正月五日都要对户口进行一次新的检查。光这一项措施，就为隋朝增加了200多万纳粮人口。
此外，随着人口的增长，杨坚多次下令，实行均田制。在人口稠密处，，成年男丁最少不过二十亩地，但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第二，节流—厉行节约，轻徭薄赋。
历代封建王朝的衰败，无一不是经历了统治阶层腐化堕落，进而横征暴敛，最终民心丧失、百姓流离失所这一过程。鉴于此，杨坚在位期间以身作则，大力提倡节约：
帝既躬履俭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
对于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太子杨勇正是因为渐有奢靡之风，在他心中逐渐失宠。在皇室的引导下，杨坚在位期间，隋朝士大夫阶层基本不穿绫罗绸缎；身上的装饰品，也不过是"铜铁骨角"，想穿金带银，估计只能躲在家里偷偷过瘾。
此外，杨坚还多次减轻赋税。比如在公元589年评定南陈之后，他下令对南方免除十年的赋税及徭役；其他各州，则免除当年的租赋。第二年五月份，由于天下安定，杨坚进一步减轻徭赋，年满50岁的百姓，一律无需缴税服役。
公元592年，有关部门汇报：由于"入者常多于出"，国库的存储已经放满物资，甚至不得不堆在屋檐下。杨坚说道：
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就是说，宁愿藏富于民，而不要一味的堆积在国库。
第三，供应网—粮仓与水路
南北朝时期以来，由于频繁的水旱灾害，人口稠密的关中地区以及黄河流域成了饥荒的重灾区。为了解决统治中心的粮食问题，隋王朝在水路沿线，先后设立了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等几大粮仓。
此外，由于渭水泥沙沉积，造成船行不便，杨坚命令宇文恺开凿了一条300多里的人工渠，连接长安城与潼关，是为广通渠。
就这样，关中地区多年来的粮食危机终于得到了有效缓解。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应对举措。隋朝在全国各州设立粮仓，称其为"义仓"（或"社仓"）。各地在收获之日，根据实际情况，将多余的粮食存放在所在的仓库中。按照家庭条件，各户的交粮标准有所区别：
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实际上这个标准是比较低的，并没有带来额外的负担。同时，每年朝廷专人在各地检查核算，并且实时更新，避免贪污浪费现象。再加上南北朝时期以来各地已有的粮仓，隋朝各地常年粮食储备日益充裕。
第四，执行措施—周全的赈灾手段
有了粮食，但如果赈灾不利，那还不如没有。杨坚在位时，面对民间的自然灾害，隋王朝称得上反应及时、处理得当。
开皇年间，关中地区连年大旱，而中原地区的青、兗、汴等15个州则频繁大水，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杨坚应付的有条不紊：
命令大司农丞王禀，组织运送广通仓三百多万石至关中赈灾；又把城中原有的存粮贱卖给民间食用；对于那些家里赤贫的百姓，朝廷则买了6000多头牛和驴送给他们，让其前往关东的富饶地区就食（类似于讨饭）。
对于遭受洪水的中原地区，杨坚则派遣苏威等人分头行动，打开各地的粮仓赈灾。
其外，对这一期间受灾的所有州县，均给予了免除当年租赋的待遇。
公元594年，关中再次遭受大旱，杨坚亲自带领百姓前往存粮充裕的洛阳地区就食。
就这样，先是开源节流，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又经由完善的应对措施，保证了粮食的配给，杨坚为后世立下了如何解决老百姓饥饿问题的模板。那么，依托如此好的基础，他的儿子杨广又是怎么玩砸的呢？
杨广治下失控的粮食供给系统
上任的前几年，杨广为完善隋朝的粮食供应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公元605年，他先后组织百万民丁，开挖通济渠、邗沟，将黄河、淮水、长江三大水系连接起来；公元610年，再次连接京口与余杭。这一系列开天辟地的工程，既有分洪、灌溉的功效，又打通了南北的水路交通，使富庶江南的粮食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往北方。
公元606年，杨广在洛阳以东设置了洛口仓，这一粮仓堪称巨无霸：共包含3000个粮窖，每窖储存8000石粮食；同年底，在洛阳北修建了回洛仓，其容量为洛口仓的1/10。
如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杨广开掘的南北的运河与两大粮仓，坐镇中原、连接南北，格局庞大、气度恢宏，将隋朝的粮食供应网络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更称得上是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
然而，接下来的天灾人祸，造成了大量饥民
从公元611年开始，筹备远程高句丽而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给隋王朝造成了巨大冲击。
这一年，为了一举歼灭心腹大患高句丽，隋炀帝紧锣密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筹备工作：造船、调军、筹马，当然还有最主要的—运粮。
但就是关键的粮食运输，带了来巨大的负面后果：
为了筹备几十万军人所需的后勤物资，隋炀帝征发60万多民夫，输送粮草至东北的泸河、怀远二镇。由于道路险远，已经超出了运河的运输范围，运力极其薄弱："二人共推米三石"。结果粮食还未运到目的地，已在途中被当作口粮吃完。为了躲避惩罚，这些民丁只得亡命为贼；再加上贪官趁机盘剥，大量百姓路被逼落草为寇：
百姓穷困，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同年，山东（崤山以东）、河南（黄河以南）共有30多个郡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双重危机下，大量饥民蜂拥而起：
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馀人，攻陷城邑……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
公元612-614年连续三次远征高句丽，大量的兵员损失与后勤消耗，进一步加剧了以上局面。窦建德、王薄、郝孝德等十余股农民起义势力先后崛起，他们各自拥兵十余万，四处肆虐。
那么杨广为何不及时开仓放粮，以安抚饥民、稳固统治基础？
他已经失去了对赈灾系统的控制。
有粮、有粮仓、有运河，但在最关键的执行环节，隋王朝出现了大问题。据史料，有以下几方面的状况：
其一，杨广刚愎自用，大臣阿谀奉承，造成信息不对称。公元616年，杨广询问各地流寇的情况时，被他信任的宇文述、裴蕴等人坚称："渐少……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杨广信以为真，信心满满的东游江都。
其二，官员怕担责任？
《隋书》记载，公元615年，流寇四起，百姓困守堡坞之中无法从事生产，粮食奇缺，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没有粮食：
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爨，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
官员畏惧法律追究，所以不敢赈灾。导致百姓只能吃树皮、泥土充饥，最后发展到人吃人：
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稿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隋书·诚节》中也提到，齐郡张须陀在准备开仓救济百姓时，身旁的官员都劝他："须待诏敕，不可擅与。"张须陀坚持放粮，其后才上报。但实际上杨广得知后，并没有因此怪罪任何人。
其三，不听指挥。
《资治通鉴》记载，在公元617年，山东、河南大水，饿殍满地，隋炀帝下令官员就近打开黎阳仓赈灾，但是官员没有及时执行，史书中原话是："吏不时给。"
结果这一粮仓被李密派李世勣拿下，其后大开仓门赈灾，并由此征集了20多万青壮年从军。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杨广此时的面临如下处境：墙倒众人推。这自然有其深层原因。
首先，杨广与其父亲杨坚在位时，有两个出奇一致的执政方针：推行科举制、均田制。
前者动摇了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愈演愈烈的门阀统治制度；后者则从根本上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垄断基础。这两大创举，实际上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伟大改革。
但改革就意味着与既得利益者背道而驰。在社会稳定时，依靠军队及百姓的支持，隋王朝无比强盛；但在杨广过度使用民力，破坏了自己的政权基础时，被压抑多年的权贵阶层势必趁机拆台，为自己攫取最大利益。最具代表性的李渊、李密，这二位都是来自陇西贵族。
其次，赈灾系统本身，已经与利益集团的意愿背道而驰。
这一点尤为残酷。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发国难财"，每当发生天灾人祸、战争动乱时，偏偏却是一些大地主、名门望族发达的机会。杨坚打造的赈灾系统，为底层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在一些阶层看来，却是牺牲了自己利益为代价。
所以当杨广在动乱中失去了控制力时，这些人势必会抓住机会、落井下石。帮朝廷赈灾？不可能的。不管皇帝谁来做，自己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隋朝的上述制度是错误的。李渊父子建立大唐后，全盘接受改进了隋朝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修建运河、赈济灾民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最终打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