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仕清三年（四十六岁－四十八岁）
一授官之前
二授官之后的政治态度
三与史学家谈迁的交往
四在国子监任上
五辞官返乡
一、授官之前
另外，据谈迁《北游录》记载，其与吴伟业在京师之往来始于顺治十一年二月中旬，[3]因而又可推知伟业抵京极有可能是在这一年的正月。
对于吴伟业来说，这一变故不啻晴天霹雳，入京才两个月，靠山就轰然崩倒，其被吓得胆战心惊可知，而其被冷落亦可知。这时候，南党之人没有谁还顾得上敦促朝廷及早授给他官职。南党失去陈名夏，如同倒了大旗，乱了营。而陈之遴此时的地位也是临渊履冰，岌岌可危，不能不小心谨慎，少说话，少惹是非。至于其他人就更噤若寒蝉了。
惊吓与恶劣的心境使他在陈名夏一案三个月后又一次病倒。这一次病势不亚于上年刚刚接到诏书时那场病，从七月初至十一月下旬，他几乎卧床四个月，连门也难出，除非朋友来看他，否则便只能闷然独处。[7]
在吴伟业卧病期间，只有一件事比较重要，需要一提，就是其二女儿的婚事。上文曾提到过这个二女儿，她出生于明崇祯十年，当时伟业正在北京做官。同一年，编修陈之遴亦有子。经之遴父亲建议，遂联姻。现在，儿女都已长到十八岁，两家人又都在北京，正好可以完婚了。婚期定在九月中，大约是预先商议选定的良辰吉日，不好随意改动，所以尽管吴伟业缠绵病榻，也按时举行了。本来儿女的婚姻对别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大事，可是这一联姻的双方不一般，一方是大学士陈之遴之子，一方是名人吴伟业之女，因此这件事肯定在官场上传开了。它等于给吴伟业在朝廷党争中的政治立场打上了一个标签，标明了他的党属，标明了他与陈之遴非同一般的关系。
此意无人识，惟应父子知。老犹经世乱，健反觉儿衰。万事愁何益，浮名悔已迟。北来三十口，尽室更依谁？
似我真成误，归从汝仲兄。教儿勤识字，事母学躬耕。州郡羞干请，门庭简送迎。古人亲在日，绝意在虚名。
伟光走后不久，吴伟业又写下《再寄三弟二首》，述说盼望回家的心情，嘱咐将梅村别墅管理好，等候他的归来，如其二：
五亩山园胜，春来客唤茶。篱荒谋补竹，溪冷课栽花。石迸墙根动，松欹屋脚斜。东庄租苟足，修葺好归家。
但目前，“归家”还只是个梦，真正实现这个愿望还要等待时机。
二、授官之后的政治态度
据《北游录》记载，吴伟业是在顺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被授予秘书院侍读一职的，当时，他还在病中。这个官职掌撰著记载，无实权，品级不高，为从四品，比他担任过的少詹事还低。但吴伟业得到这个任命，心情还是轻松了一些，因为这个任命说明陈名夏一案眼下暂且过去了，笼罩在心头的阴云消散了不少。从这时起，他渐渐走出户外，与友人的交往变得频繁了。到十一月下旬，谈迁再去看望他时，发现他的病已经好多了，他正在以“诗绘自娱”。[10]
自此，吴伟业开始忙碌起来，一来是公务繁多，据载，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被任命为《顺治大训》纂修官；三天后，被召入南苑，参与纂修《内政辑要》；四月二十九日，又被任命为《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一气干了四个月才中止；几个月后，复被任命为《孝经衍义》编纂官，再次召入南苑参与纂修。[11]为了完成任务，常常一连许多天不能回家。二来是应酬增加，由这一时期大量的应制诗、唱和诗、祝寿诗、送行诗即可看出。
不过，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在这种忙碌的日子里，吴伟业究竟在想什么？他的内心感情、政治态度究竟怎样？
认真分析一下有关作品和记载，就会发现，自从吴伟业做了清朝官员以后，他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和斑驳的色彩，我们看到的是似乎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事实。
一方面，他犹然心怀故国。京城似熟悉似陌生的景物常常触动他的情思，唤起他的回忆，让他做一番“故国神游”，比如他经过皇宫掖门(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眼前就会忽然浮现出崇祯帝当年“亲御经筵”的情景来：
咸阳三月火，新宫起、傍锁旧莓墙。见残甓废砖，何王遗构；荒荠衰草，一片斜阳。记当日、文华开讲幄，宝地正焚香。左相按班，百官陪从；持经横卷，奏对明光。至尊微含笑，《尚书》问大义，共退东厢。忽命紫貂重召，天语琅琅。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从容晏笑，拜谢君王。十八年来如梦，万事凄凉。[12]
读这首词，让人感到，往昔的荣宠于他真是刻骨铭心，十八年前的旧事追忆起来竟然每一个细节仍然是那般清晰、那般温馨，可是一旦旧梦醒来，眼前却是一片荒芜、一片凄凉。其对先朝先皇的怀念和对新朝的怨恨都蕴涵在这强烈的反差之中了。有时他也会大胆而直接地表露出对于新朝和满族权贵的不满与轻蔑，如下面这首《雪中遇猎》：
北风雪花大如掌，河桥路断流澌响。愁鸱饥雀语啁啾，健鹘奇鹰姿飒爽。将军射猎城南隅，软裘快马红氍毹。秋翎垂头西鼠暖，鸦青径寸装明珠。金鹅箭褶袍花湿，挏酒驼羹马前立。锦靴玉貌拨秦筝，瑟瑟鬟多好颜色……今朝仿佛李陵台，将军喜甚围场开。黄羊突过笑追射，鼻端出火声如雷。回去朱旗满城阙，不信沟中冻死骨。犹有长征远戍人，哀哀万里交河卒。笑我书生裋褐温，蹇驴箬笠过前村。即今莫用梁园赋，扶杖归来自闭门。
诗中以讥讽的笔调写出了满族新贵豪奢骄横、不可一世的气焰，反映出当时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同时也讽刺了满族统治者重武轻文的习尚。
他做官以后的心境并没有好起来，依然常常倾吐被迫仕清、身不由己的悲哀：“我来客京师，一身似匏系”；[13]他依然日日魂萦梦牵地思念着家乡，说“家在五湖西，扁舟入梦寐”，[14]他每每对人诉说起做官后人格的屈辱和面对宦海风波的胆怯：“磬折当途前，问语不敢对。衰白齿坐愁，逡巡与之避。禁掖无立谈，独行心且悸”，[15]由这种郁郁寡欢的心情亦可见出他对于新朝的态度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说的不是真心话。
对待汉奸吴三桂，吴伟业的看法也有所变化，这反映在《绥寇纪略》一书上。《绥寇纪略》撰写于顺治九年，但是当时并没有定稿，后来吴伟业不断将初稿示人，征求意见，以便修改。[25]此书的补遗部分怀疑就是他在仕清后加上去的，其中有两段话提到吴三桂，其一曰：“上崩之后三十三日，而吴三桂请本朝大兵入关，大破李自成于一片石。”其二曰：“春秋大复仇，然孰有身殉下宫之难，子效秦庭之节，如吴宁远者乎？”看，这里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当成了明朝的殉节忠臣，而吴三桂成了“请本朝大兵”“效秦庭之节”的申包胥式的英雄，这还像是《圆圆曲》的作者所说的话么？
有时表达了强烈的故君之思和麦秀黍离之哀，有时却又对清朝皇帝感恩戴德；有时流露出对清朝的不满，流露出对于仕清的无奈与厌恶，有时却又站在与清朝统治者同一立场上重新评价叛臣逆子；吴伟业做了侍读以后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混合体”。
问题是，这两方面矛盾着的表现是如何统一到吴伟业一个人身上的呢？
有人解释，吴伟业出仕以后政治态度实际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屁股已经坐到了清朝一边，至于其作品中常常褒明贬清，常常流露出亡国之痛，那不过是“暗占身份”[26]——装装样子、自我粉饰而已。
问题其实并非这样简单。吴伟业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不惟是他，许多仕清的汉族官员的政治态度都不是单纯的一种色彩。要解释清楚这种现象，就必须“知人论世”，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和时代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进行一番考察。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吴伟业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变化的一面，探究一下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变化的原因首先来自地位的改变。自从吴伟业接受清廷任命，成为清朝官员起，就彻底失去了遗民的身份，成了不折不扣的“贰臣”。他怎么有脸再以遗民的口吻批判吴三桂的叛明降清呢？揭吴三桂的丑无异露自己的短儿，于是，在同一枝笔下，《圆圆曲》中的嘲讽对象到了《绥寇纪略》补遗中就变成“请本朝大兵”复仇的英雄了。杜甫《佳人》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千古名言击中了所有操守不坚者的要害。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这样的现实：在清朝统治政权中，满汉地主阶级的地位毕竟是不平等的。清朝统治者虽然重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笼络与利用，但始终也没有放弃压制与限制的另外一手。满族贵族时刻充满警惕地防止和抑制汉族地主官僚的势力过分强大，通过各种制度把“首崇满洲”的特权地位固定下来。当时处理国家重大军政事务的中枢机构，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满臣，其他各级机构中掌实权的也是满臣，一切都是满臣说了算，向皇帝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29]汉六部九卿不过奉行文书而已。在各种事务上和各种场合，汉族官僚处在可怜巴巴的听候吩咐的地位，常常受到飞扬跋扈的满族官僚的压制与欺负，甚至受到肆意凌辱。林时对《荷锸丛谈》卷三《鼎甲不足贵》条云：
吴伟业辛未会元榜眼，薄有才名，诗词佳甚，然与人言，如梦语呓语，多不可了。余久知其谜心。鼎革后，投入土国宝幕，执贽为门生，受其题荐，复入词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满人诇知，以拜谒为名，直造内室，恣意宣淫，受辱不堪，告假而归。又以钱粮奏销一案，褫职，惭愤而死。所谓身名交败，非耶？
林氏是与吴伟业同时之人，他对吴伟业有偏见，上面这段话与吴伟业的情况不符，不足信。然其所言满族人对汉族士大夫凌辱之状，恐不全是捕风捉影，向壁虚构，虽然未必发生在吴伟业身上，但类似情况似乎是存在的，由此可以窥见汉族官员的处境了。满汉官员之间一旦有了分歧与纠纷，不管是非曲直，受到谴责与惩处的一般是汉族官员。汉族官员对于老百姓是压迫者，可以耀武扬威，可是在满族官员面前，却不能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时时体味到种族歧视之苦、之辱。这同明王朝时期汉族地主官僚那种“惟我独尊”的局面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在清代初年，满汉地主阶级之间既存在着合流的趋势，又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这种由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采取的笼络与压制的两手政策所造成的满汉地主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吴伟业所置身的那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汉族地主官僚对新朝的态度，因而也便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状态，当受到笼络、怀柔时，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认同，一旦受到压制、打击，又会牢骚不满、愤恨怨怼，勾起对先朝的无限怀念。明乎此，则吴伟业仕清后的政治态度之所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吴伟业身上的这两种色彩是不平衡的。地位的改变、环境的熏染、顺治帝格外的垂青与眷顾，虽然使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向新朝的偏转，但是这种偏转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毕竟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受到“忠于一朝一姓”观念熏陶，毕竟在明朝有过一段荣耀的历史——会试夺魁，殿试高中，试卷得到“天语褒扬”；崇祯帝亲赐归娶；不满三十已任东宫讲读，展现出远大的前程——因此他对先朝先帝的感情较之一般汉族官僚更加深厚，对异族的歧视、压制较一般的汉族官僚更为不满与怨恨。从陈名夏一案，他已经体会到这种歧视和压制的残酷了。任职侍读期间，尽管他本人未曾受到直接的贬谪、惩处，可是同僚们的遭遇，周围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都让他感到危险四伏、胆战心惊。当他做了国子监祭酒以后，这种感受愈加强烈和迫近了。
三、与史学家谈迁的交往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补述一下吴伟业入京之后至升任国子监祭酒之前的两年中与史学家谈迁的交往。
仕清期间，吴伟业与人的交游往来是相当频繁的。所与往来的人有三种：一是仕清的汉族官员，包括上司和同僚，来往比较密切的有陈名夏、陈之遴、曹溶、龚鼎孳、孙承泽等；二是乡亲或门生，如周肇、穆云桂、王鉴、黄与坚等，他们来京多数是为了参加科考或谋职，有些人就住在吴伟业寓所，一住便是几个月；三是不曾并且不愿仕清的故友新交，如胡介、谈迁等。
吴伟业和谈迁之所以一见如故，友情日笃，是由于他们都对大明王朝怀有深深的感情，都抱有保存故国真实历史的志向，都把如实地记录一代兴亡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成了他们友谊的基础。对谈迁来说，吴伟业是能够提供有关崇祯、弘光两朝史料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在这两朝都做过官，是许多史事的当事人，并且熟悉典章制度、掌故佚闻，所以一见面，谈迁就把《国榷》呈给吴伟业，请求指正。对吴伟业来说，谈迁是可以倾吐故国之思的知己，《国榷》是一部可以容纳兴亡之感的史稿。他深知《国榷》的价值，料定它必是一部传世之作。所以他乐于与谈迁“极论旧事”，[34]乐于向谈迁出借自己精心收藏的“旧邸报”或者“秘书”，[35]乐于把尚未最后定稿的《绥寇纪略》出示给谈迁，以求校正。[36]他常常主动邀请谈迁到自己的寓所畅谈。[37]
明朝末年的史事成了吴伟业与谈迁交谈最多的话题。吴伟业的叙述都被谈迁记录在《北游录》中，很多被采纳到《国榷》中。例如关于明末张春被建州俘虏事，谈迁最早在他所写的《枣林杂俎·智集》中是这样记载的：
庚午三月（按，庚午为崇祯三年，这是谈迁误记，应为辛未，即崇祯四年八月）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出关陷穹庐中，误闻殉难，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无何，春从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囗氏，年二十一，自经客舍。春愧其妾多矣，盖洪承畴之前茅也。
等到和吴伟业交谈，才弄清楚张春并没有降敌，《北游录》中记下了这件事：
乙未八月丁卯，过吴太史所，语崇祯初蓟州道张春陷于建州，抗节不屈，以羁死，清史甚称之。余因曰：往时谓张春降敌，追削其秩，夺赠荫，流闻之误如此。
最后在《国榷》九十一记：
崇祯四年八月戊辰，是日遇敌于长山，我师败绩，监军太仆寺少卿参政张春被执……春被执不屈，愿求一死……因幽之某寺中……后数年，以疾卒。
谈迁还加了按语：“夫春实未尝诎膝，流离异域，其志有足悲者。宋王继忠陷契丹，上书言款，即张春之前茅也。继忠见原，春见疑，势有固然，无俟言之毕矣。”按照吴伟业的叙述完全改正过来了。
两人常常谈论的还有诗文。谈迁说吴伟业“每一论文，亹亹数百言，下上今昔，不俟捉麈也”。[38]《北游录》中记录了这些饱含着吴伟业创作体验的谈话，如：
甲午，十一月丁亥朔，壬子，过吴太史所……（太史）因曰：“文词一道，今人第辨雅俗，似矣。然有用一语，似雅实俗，有出于俗而实雅，未易辨也。”余闻之瞿然有省。
乙未，三月丙戌朔，丁亥……午过吴太史所……太史曰：“诗文举业，俱不可著一好字。胸中稍著，则伎俩见矣。凡古人得意之处，非古人得力之处，惟深于文者知之。”
吴伟业担任侍读以后，也往往同谈迁谈起近事，如顺治帝对他的召见，顺治帝亲自主持的对詹事府、翰林院汉族官员的考试等等。
总之，两人无话不谈，真堪称莫逆。这两位文学和史学上的著名人物的结识实在是值得庆幸的，特别联系到他们分手后的第二年（顺治十四年）谈迁就去世了，就更让我们有这种感觉。他们互相得到了许多慰藉、许多东西。对于今天的吴伟业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也该为他们的结识庆幸，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结识，才有了谈迁的记录，凭着这些记录，对吴伟业在入京后前两年的活动、心情和思想增加了很多了解。
由谈迁所记，可知吴伟业在被授予秘书院侍读之前，身体状况很糟，谈迁来访，他常常顾不得礼仪，“伏枕”而谈。其情绪也很低落，同谈迁谈的大多是先朝人物和先朝“往事”，每每“不胜遗恨”，[39]流露出“故国不堪回首”的哀伤。做了侍读以后不久，其大病痊愈，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与谈迁所谈，仍以“旧事”为主，但有时也谈及他在清廷中的见闻，谈起顺治帝对他的召见，谈起顺治帝亲自主持对詹事府和翰林院官员的考试，兴之所至，他还不无炫耀地为谈迁背诵了自己在考试中所作的表章，告知御试词臣的品次。[40]我们从谈迁的记录中依稀看出了其心态与思想的些许微妙变化。
据《北游录·后纪程》，谈迁于顺治十三年二月六日离京南返。对吴伟业来说，在京城的日子，“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谈无二三”，像谈迁这样的可以敞开心扉无所不谈的知友就更少。在谈迁之前，每一位友人的离去都曾让他伤心，如今谈迁的离去，更让他备感孤独落寞、情怀悒怏了。
四、在国子监任上
就在谈迁离京南返的同一天，顺治帝下旨，升吴伟业为国子监祭酒。[41]这个官职一般都是由博识多通、学养深厚的宿儒来担任的，吴伟业的才学、名望足以副之，是这一职务非常合适的人选。顺治帝任命他来担任这一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可谓识人，表明了对他的器重。自此，人们往往呼他为“吴祭酒”了。
不过，官职的升迁并没有使吴伟业快乐。自顺治十二年下半年，他就时常被惊恐所袭：七月，给事中季开生上书言事被杖，流徙尚阳堡，他为之写下《送友人出塞》诗，唱出了“塞马一声亲旧哭，焉支少妇欲从军”这样伤心的诗句；十月，几十名詹事府和翰林院的汉族官员外转，贬往荒僻之地，他又赋诗为这些同僚送别；同月，其挚友左都御史龚鼎孳因“事涉满汉，意为轻重”引起清廷不满，顺治帝责斥他在有司给犯法官员定案时“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42]结果交由吏部审议裁处。十一月，张溥之弟、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因为所举荐的官员才干不具，“条陈各款，多系已行事宜，全无可采”，而被革职，且“下法司鞫问”。[43]在种族歧视的大背景下，上述情况随时随刻都会发生，汉族官员往往因为细故遭到惩处。吴伟业明白，尽管他目下受到顺治帝的器重，但说不定什么时候祸患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早就厌恶了仕途风波，曾用“收竿还怕转船迟”这样的诗句自警，而今在清朝做官，又多了一层异族统治者的猜忌与压制，风波更加凶险，他就更加战战兢兢，毫无快乐可言了。
吴伟业升任国子监祭酒之后遭遇的一连串不幸使他愈发抑郁悲苦和惊恐不安。
他首先碰到的不幸是妻子的患病和去世。吴伟业原有一妻二妾：郁氏、浦氏和朱氏。元配郁氏卒于顺治四年，其后浦氏继为正室。这里所说的妻子指的就是浦氏。浦氏当时患的是什么病已不可知了，只知道病势沉重，卧床不起。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顺治帝在南海子阅骑射，召群臣从观，吴伟业拖着衰弱之躯，被迫随从前往，并且奉命作诗祝颂。这一天天气寒冷，风沙扑面，他风餐露宿，苦不堪言，而尤其让他痛苦的是此时妻子已危在旦夕，他却身不由己，不能厮守在妻子旁边，无可奈何地作着什么应制诗。等他回到家时，妻子呻吟，幼女啼哭，景象凄惨。没过几天，妻子就去世了。他差人将妻子的灵柩送回老家，自己却没有返回的自由。后来他在给友人的诗中写下这一时期的境况和心情：
我行感衰疾，腰脚增疲曳。可怜扶杖走，尚逐名贤队。薄禄贪负闲，忧责仍不细。扈从游甘泉，淅淅惊沙厉。藉草贫无毡，仆夫枕以块。霜风帽带斜，头寒缩如猬。入门问妻孥，呻吟在床被。幼女掩面啼，灯青归残穗。白杨何萧萧，冲泥送归槥。尔死顾得还，我留复谁为？[44]
（陈之遴）用言者谪居沈阳，取最少子从，其二在南，独留直方京师，以绝塞远，馈衣药，居中为调护。余时卧疾，遭缌麻（指丧妻），惨戚戚不乐……相国背发疽，舍中儿多南下，直方孱然膏粱少年也，从一医一童子出关，踔千里绝迹无人地以省父。余与之立马门外，女泣而送之。[46]
悲痛与不祥笼罩在陈容永和吴伟业女儿头上，也笼罩在吴伟业头上。陈之遴的失势给他的震动一点也不亚于两年前陈名夏的被杀，危险离他好像更近了一步。他更急于抽身退步了。
待到这一年秋天，又有一些友人或同僚遭到贬官：七月，龚鼎孳被降官八级，远谪广东；八月，“考察汉人京官，侍读何采、编修张表、给事中王运熙、李人龙、御史李植、史等七十二员，分别致仕、降调、革职有差。”[47]“物伤其类”，每发生一桩这样的事件，都会给吴伟业以强烈的刺激，都会使他联想起自己的命运。我们由他此时写下的几首赠别诗就可以看出其心境了。这里节选二首，一首是《送旧总宪龚公以上林苑监出使广东》：
三仕三已总莫问，一贵一贱将奚为？别君劝君休失意，碧水丹山暂游戏……独有飘零老伏生，不堪衰白困将迎。只因旧识当途少，坐使新知我辈轻。花发罗浮梦君处，踯躅悲歌不能去。
此诗既为龚鼎孳的不幸感伤，又自伤自怜，感慨自己在政治上孤立无援的处境。朝廷之上，能够互相支持、声气相通的人本来就不多，除二陈外，只有龚鼎孳、曹溶不多的几个知己，龚鼎孳从崇祯九年起就有了来往，故尤为知心。而今，二陈和曹溶杀的杀，贬的贬，龚鼎孳又被迁谪远方，朝廷上尽是些“新知”，他更觉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更感到前景黯淡可怕了。
另一首是《送何省斋》，这是写给何采（号省斋）的。吴伟业在做国子监祭酒之前，曾和何采同在翰林院任职，并且何采的祖父何如宠是崇祯四年会试主考之一（另一位是周延儒），乃吴伟业当年的“座主”，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他与何采来往较多，互称知契，故何采被迫致仕，他以此诗相赠。这是一首五言长诗，诗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自述身世，说他“少壮”时就辞了官，抱定志向要“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然后讲到违心仕清以及出仕后的种种苦恼与无奈，讲到不久前妻子的去世和自己的痛苦：“尔死顾得还，我留复谁为？”剖明了一刻也不愿意留在官场的心迹。可是自从他升任国子监祭酒以后，很多人并不理解他，有的祝贺他升官，盛言称道他的名位；有的却又责备他“恋栈”，不能早早归隐。他心中苦涩，无法当面辩白，遂在诗中写道：
旁有亲识人，通都走声利。厚意解羁愁，盛言推名位。不悟听者心，怛若芒在背。忽接山中书，又责以宜退，卿言仍复佳，我命有所制。总未涉世深，止知乞身易……人生厌束缚，摆落须才气……老夫迫枯朽，抱膝端居睡。虽称茂陵病，终乏鸱夷智。逊子十倍才，焉能一官弃。
对于前一种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者，他什么都不想说，只是心里苦恼和别扭罢了。而对于后一种批评者，他则埋怨他们涉世太浅，把“乞身”看得太容易了。他何尝不想及早归隐呢，可是身在官场，哪来自由。要归隐，必须找到时机和借口，否则，闹不好，就会惹来灾祸。他说自己一直都在苦心寻找着时机和借口，却未能如愿，因此他怨恨自己缺乏像春秋时范蠡（范蠡助勾践灭吴后，弃官而去，自称鸱夷子皮）和眼前的何采那样“摆落”束缚的才气。
在写作《送何省斋》一诗后两三个月，脱离清廷的恰当时机与借口终于被他找到了。
五、辞官返乡
顺治十三年十月十日，吴伟业的伯母张氏去世。张氏是伟业伯父吴瑗的继室。伟业出生时，其母亲朱氏还抚育着一个三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不久便夭折了，所以吴伟业行大），张氏念朱氏太劳累，就帮助照顾伟业。张氏无子，对伟业格外疼爱。伟业小时候有一次闹病，张氏精心护理，一连好多天没合眼，所以伟业从小就跟伯母很亲。朱氏常常教育伟业决不可忘记伯母的抚育之恩。伟业仕清入京时，张氏已经七十二岁，可是身体尚康健。她对伟业恋恋不舍，千叮咛、万嘱咐，叫伟业不要忘了伯父伯母。[48]
伯母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吴伟业十分伤心。同时他马上想到从清廷脱身的机会来了。不过，为伯母的丧事告假，很难告准。他想出一招：过继伯父母为嗣子，以奉香火，因为伯父母没有孩子。而为嗣父母奔丧，以尽孝道，理由堂而皇之，朝廷不好阻拦。于是，他一面上疏乞求过继伯父母为嗣子，一面请当时的礼部尚书王崇简为嗣母张氏撰写墓志铭。不久，朝廷果然允准其请，顺治帝还“亲赐丸药，抚慰甚至”。[49]大约在年末，他终于获假离京。
由上述情况来看，吴伟业上疏请求过继给伯父母为嗣子，实乃其脱身清廷之计，名义上是告假而归，为嗣母守制，实则不打算再返回。其二女儿知道父亲的心思，因此当伟业离京时，非常悲痛，拉着他的手，用诀别的口吻说：“儿从夫(指陈容永)长作京师人矣。父老病，无意复出。儿非有事不得还江南，”[50]以致恸哭失声。
吴伟业离京时，正值酷寒时节，运河封冻，故他走的是陆路。由河北入山东，过济南，道新泰，经蒙阴，走郯城……这一路，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战乱所造成的残破。明清之际的战乱已经过去十几年，然而触目所见，依旧残迹斑斑，伤痕累累，人烟稀少，荒凉可怖。不仅残留下来的百姓贫穷到骨，地方官府的财政也十分拮据，连遭受破坏的官署也无力修复。他在新泰县驻留时，就因“行署久废”，不得不“借民宿居之”。[51]他一路所作诗词中不断出现这类句子：“谁问碻磝战骨，秋风老树成围。”[52]“残民榆作垒，新树石成庄。”[53]写得最好的一首是《郯城晓发》：
匹马孤城望眼愁，鸡声喔喔晓烟收。鲁山将断云不断，沂水欲流沙未流。野戍凄凉经丧乱，残民零落困诛求。他乡已过故乡远，屈指归期二月头。
[1]《梅村家藏稿》卷二七《陈百史文集序》：“溧阳陈先生以诗古文词名海内者二十余年，余也草野放废，未尝一及先生之门。先生顾寓书余曰：'吾集成，子为我序之。’夫先生之文，衣被四海，乃于三千里外欲得穷老疏贱者之一言，此其通怀好善，诚不可及，而余则逡巡未敢也。今年春，始进谒于京师。今先生刻其集初就，余受而卒读。”
[2]上书卷三二《梁水部<玉剑尊闻>序》：“水部真定梁公慎可别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见于京师，出所著《玉剑尊闻集》以示余曰：'子为我序之。’”按，梁维枢，字慎可。据谢国桢先生《明清笔记谈丛》记载，梁维枢《玉剑尊闻》十卷，有顺治十一年赐麟堂刻本，卷首即有伟业所作序。可知序中所说“今年春”指的是顺治十一年春。
[3]谈迁《北游录·纪邮》：“甲午(顺治十一年)，二月壬戌朔……己卯，晴，访吴骏公先生，不值。壬午……吴骏公先生见过，不值。甲申，仍访吴太史，语移时，晚招饮。以《国榷》近本就正，多所裁订，各有闻相证也。太史不善饮，余颇酣。”
[4]据《北京名胜楹联》。
[5]《清史稿》卷二四五《陈名夏传》。
[6]《清史稿》卷二四五《陈名夏传》。
[7]据《北游录·纪邮》载，吴伟业病于顺治十一年七月五日（壬辰），病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壬子）左右。此期间，谈迁来访，吴伟业“每强坐晤对”。
[8]《梅村家藏稿》卷一二《病中别孚令弟十首》其三：“十日长安住，何曾把酒尊？病怜兄强饭，穷代女营婚。”
[9]上海图书馆藏过录袁枚录本。
[10]《北游录·纪邮》上：“甲午，十一月丁亥朔，壬子，过吴太史所……先是太史善病，每强坐晤对，今病良已，诗绘自娱。”
[11]见《清世祖实录》卷八八、九一、九七和《北游录·纪邮》下。
[12]《梅村家藏稿》卷二二《风流子·掖门感旧》。
[13]上书卷九《赠家侍御雪航》。
[14]上书卷九《赠家侍御雪航》。
[15]上书卷九《送何省斋》。
[16]《北游录·纪邮》下。
[17]《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
[18]《北游录·纪邮》下。
[19]《北游录·纪邮》下。
[20]见《北游录·纪邮》下《御试词臣》条。
[21]《梅村家藏稿》卷四四。
[22]上书卷四八。
[23]上书卷二五。
[24]上书卷一五。
[25]据《北游录·纪邮》，吴伟业仕清期间，曾将《流寇辑略》（即《绥寇纪略》）出示给谈迁。另检钱曾《今吾集》有《梅村先生枉驾相访，酒间商榷<绥寇纪闻>，有感赋此》一诗，《今吾集》按时序编次，此诗排在《辛丑二月四日牧斋先生止宿述古堂，张灯夜饮，酒阑有作，依韵奉和四首》之后，故其作期不会早于辛丑年（顺治十八年）。
[26]蒋超伯《通斋诗话》。
[27]严正矩《涉园集》卷二一《上大司成吴梅村先生书》。
[28]《梅村家藏稿》卷一五《送永城吴令之任》。
[29]《清世祖实录》卷七一。
[30]黄宗羲《南雷文集》卷八《谈孺木墓表》。
[31]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32]俱见《北游录·纪邮》。
[33]俱见《北游录·纪邮》。
[34]俱见《北游录·纪邮》。
[35]俱见《北游录·纪邮》。
[36]俱见《北游录·纪邮》。
[37]俱见《北游录·纪邮》。
[38]俱见《北游录·纪邮》。
[39]俱见《北游录·纪邮》。
[40]俱见《北游录·纪邮》。
[41]《清世祖实录》卷九八：“顺治十三年丙申，二月庚戌朔，乙卯，升侍讲吴伟业为国子监祭酒。”
[42]上书卷九四。
[43]上书卷九五。
[44]上书卷九《送何省斋》。
[45]《清史稿》卷二四五《陈之遴传》。
[46]《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47]《清世祖实录》卷一○三。
[48]见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八《吴母张太孺人墓志铭》。
[49]《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
[50]《梅村家藏稿》卷四九《亡女权厝志》。
[51]杨继芳《颐中堂诗文集》卷九《平阳日记钞》：丁酉春正月，吴骏公司成以读礼归，道由新泰，因行署久废，借民宿居之。骏公谓门下曰：“行路得蔬饭足矣，勿需供亿，致挠贤令清政也。”临行，裁赠诗，谊甚笃。其诗曰：“置邑徂徕下，相逢泰岱傍。残民榆作垒，新树石成庄。客路齐纨暖，山城鲁酒香。当年羊太傅，何必念襄阳。”新邑为叔子故里，故及之。
[52]《梅村家藏稿》卷二二《木兰花慢·过济南》。
[53]同注（51）。按，杨继芳日记所录诗实即《梅村家藏稿》卷一三《赠新泰令杨仲延》一诗，然文字出入颇大。这里所引的两句在《梅村家藏稿》中改成了“残民弓作社，遗碣石为庄”。
第九章案狱迭起数番惊魂（四十九岁－五十三岁）一“倦策”初归二“受患只从读书始”三陈之遴案的冲击四又遭战乱五女儿与母亲之死六“奏销”、“通海”两案的株累
一、“倦策”初归
仕清期间，每有人离京归乡，吴伟业为之送行，都“神意不佳”，[1]涌起对于故园的思念和对于归乡者的羡慕。三年中，他历尽惊惧、劳瘁和苦闷，当顺治十三年底终于用计摆脱“尘网”，告假而归，一下其心中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他携带一家人急切切地往家赶，从启程离京到抵达太仓，大约用了两个多月，比入京快了一个月左右。
“倦策”归来、心境稍定之后，吴伟业开始谋划和安排今后的生活了。他在为张王治五十岁生日写的祝寿文中说自己顺治十四年这一年中忙的就是“莳花药，治亭圃，营垂老里巷之娱”。[2]他对梅村别墅做了一番新的营置：从某大姓人家购买了数本名贵牡丹栽种在庭园之中，[3]还添筑了一个新景点——鹿樵溪舍。溪舍周围小径两边遍植松树。[4]经过一番整治，使花木更蓊郁，园庭更明丽，使梅村别墅更具“林泉之胜”。他经常呼朋唤侣，觞咏于别墅之中，终日无倦色。有人形容“其风度冲旷简远，令人挹之鄙吝顿消”。[5]友人田茂遇这一年夏天来梅村访游，在梅村度过十天，写下《重过梅村先生梅花庵》诗，描写了当时吴伟业的生活：“我来娄东游，每到梅村里。先生高卧梅花庵，闭门不顾溪桃李。为我开君娇雪楼，消暑为君十日留。坐上通家多孔李，尊前词赋半应刘。先生朝夕手一卷，别有著述非骚选。高谈四座凉风生，夏簟琅玕昼忘倦。干旌孑孑日相寻，笋舆微醉落花深。呼朋爱听苏门啸，抱膝时闻梁父吟……”[6]读书、著述、游山水、赏花木、与友人谈文论艺，成了当时吴伟业生活的主要内容。
予又出子门，十步九崎岖。脱身白刃间，姓名轻锱铢。我去子亦行，后各还其庐。官军虽屡到，尚未成丘墟。生涯免沟壑，身计谋樵渔。买得百亩田，从子游长沮。天意不我从，世网将人驱。亲朋尽追送，涕泣登征车。吾生罹干戈，犹与骨肉俱。一官受逼迫，万事堪唏歔。倦策既归来，入室翻次且。念我平生人，惨憺留罗襦。秋雨君叩门，一见惊清癯。我苦不必言，但坐观髭须。岁月曾几何，筋力远不如。遭乱若此衰，岂得胜奔趋。十年顾妻子，心力都成虚。分离有定分，久暂理不殊。翻笑危急时，奔走徒区区。君时听我语，颜色惨不舒。乱世畏盛名，薄俗容小儒。生来远朝市，谓足逃沮洳。长官诛求急，姓氏属里胥。夜半闻叩门，瓶盎少所储。岂不惜堂构，其奈愁征输。庭树锄为田，荠麦生阶除。当时栖息地，零落今无余。生还爱节物，高会逢茱萸。好采篱下菊，且读囊中书。中怀苟自得，外物非吾须。君观鸱夷子，眷恋倾城姝。千金亦偶然，奚足称陶朱。不如弃家去，渔钓山之隅。江湖至广大，何惜安微躯？挥手谢时辈，慎勿空踌蹰。
二、“受患只从读书始”
吴伟业抱定主意不再出仕，过一种无拘无束、闲逸散淡的生活，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现实却与他的愿望相反。自顺治十四年十月起，清廷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压制就有趋紧之势，至顺治十八年，四年之间，蓄意制造了一桩又一桩大狱，气氛变得沉重而恐怖。吴伟业的很多友人、弟子罹难，他本人也险被有些案件牵连。几年中，恶浪迭起，险象环生，他常常处在魂悸魄动的恐惧之中。此外，他还又一次经历了战乱，饱受了惊吓和劳顿，而家中也多变故。他不仅无法闲逸洒脱，反而比以往更增苦恼，更多忧愁。
近人孟森先生《科场案》一文指出：“专制国之用人，铨选与科举等耳……凡汲引人才，从古无有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铨政纵极清平，能免贿赂，不能免人情；科举亦然，士子之行卷，公卿之游扬，恒为躐取科第之先导，不足讳也。前明如程敏政、唐寅之事，沈同和、赵鸣阳之事。关节枪替，经人举发，无过蹉跌而止。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孟森先生还认为，清廷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示汉族知识分子以颜色，加强控制，“束缚而驰骤之。”使不敢公然表示出与新朝二心。
在科场案中，被判罪的多为江南文人。南闱不必说，北闱所株累者也多是南士。对北闱与南闱的处置，也是南闱要重得多。北闱仅杀两房考，且法官拟重判，而特旨改轻。到南闱则法官拟轻，而特旨改重，考官全部被杀。被流放者也是北闱考生仅流放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县东)。南闱考生则流放至当时更为荒僻的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西)。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宁古塔“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向来流人，俱徙上阳堡(当作尚阳堡)，地去京师三千里，犹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至此，则望上阳如天上矣。”[13]对南闱的处置所以要重得多，同清朝统治者的心态有关。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清兵入关后，在江南地区遭受到最顽强的抵抗，不少反清斗争就是江南士人领导的。而且他们知道，十几年来，江南士人始终没有完全帖服，很多人暗中与郑成功或永历政权相联络，伺机推翻新朝。清朝统治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寻机报复。现在终于找到借口，大发淫威。
实际上，许多被株累者完全是冤枉的。例如吴江举子吴兆骞，便系遭仇家诬陷所致。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他同其他举子一起受命北上京师，接受审查与参加复试。到达京师后，刚刚在礼部报到，由于“仇人一纸谤书”，[14]他就被拘送到刑部下狱。而下狱后第四天，他又被押解着参加了由顺治帝亲自主持的在中南海瀛台举行的复试。据载，考试时，每举人一名，均有满族士兵两员“持刀夹两旁”，[15]“堂上命二书一赋一诗，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16]这种把举人当成被审查的犯人一样来对待的考试，真是史无前例，荒唐至极。在这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气氛中，“与试者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17]这还不算，当时正值“冰雪僵冻”，士子携笔砚立丹墀下，冷得几乎伸不出手。吴兆骞本来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出口成章，下笔万言，这次却“战栗不能握笔”，[18]最后交了白卷。他也因此而被认定是科考有弊，定罪流放。
陆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无钱
……
嗟君时命剧可怜，蜚语牵连竟配边。木叶山头悲夜夜，春申浦上望年年。江花江月归何处，燕子莺儿等飘絮。红豆啼残曲里声，白杨哭断斋前树
从他罗隐与方干，不比如君行路难。只有一篇思旧赋，江关萧瑟几人看？
《吾谷行》述说的是孙旸的屈辱与不幸，兼及其兄孙承恩，诗云：
……可怜吾谷天边树，犹有相逢断肠处。得免仓黄剪伐愁，敢辞漂泊风霜惧。木叶山头雪正飞，行人十月辽阳戍。兄在长安弟玉关，摘叶攀条不能去……
以上两诗以歌当哭，写出了对无端被祸文士的“无数奖借，无数牢骚，无数怜惜”，[20]字句间流淌着真情。不过，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悲歌赠吴季子》(吴兆骞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师友们遂按伯、仲、叔、季的次序，称之为吴季子)。因吴伟业对吴兆骞更为熟悉，更为同情，而兆骞的不幸也的确更为巨大：其流放之地是比陆、孙二人更加荒远的宁古塔，并且遭流放的不仅是他本人，连父母兄弟妻子也未能躲过此劫，所以吴伟业的感情更加激越，他简直不是在用笔写诗，而是一任感情在喷涌发泄。请看全诗：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消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抵。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这首诗明显不同于吴伟业的其他歌行，它不用典故，不用对偶，绝去雕饰，纯是以气运词，一气呵成，一韵到底，读来声急调促，如聆后汉祢衡《渔阳三挝》，悲切激烈，字字敲击人心。诗一起笔就不间断地连下五句，说人生远别，已经让人黯然魂消了，而你何以竟去了这样一个山非山，水非水，不生不死的地方？诗人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节奏和音调表达了闻知吴兆骞惨遭流放后的无比愤激。接着，点出兆骞的优越家境与绝世才华，以见其被祸的无辜。然后想象其远途中的痛苦，想象将要到达的那个绝域的阴森恐怖，这里所描绘的苦寒、蛮荒、有如地狱一般的世界成了人间黑暗的象征。诗的结尾由兆骞的命运推而广之，想到广大汉族士人的不幸，他把士人“受患”之因归咎为读书识字，实在是愤极绝望之语，也是融合着个人深切体验之语，字里行间，包蕴着对蓄意摧残汉族文士与汉族文化的满族统治者的怨恨之火。
吴伟业还有两首写给吴晋锡(字兹受)的七绝《送友人出塞》，也是感人至深的好诗：
鱼海萧条万里霜，西风一哭断人肠。劝君休望令支塞，木叶山头是故乡。
此去流人路几千，长虹亭外草连天。不知黑水西风雪，可有江南问渡船？
今人读此诗，尚且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悲戚，想来吴晋锡看到此诗，触动伤心处，必定要涕泗横流了。
用诗歌对清朝统治者以案、狱大规模压制汉族文士进行控诉和揭露，吴伟业是第一人。在清初和后来的无数同类题材作品中，吴伟业的上述诗篇算得上是最动情、最出色的吟唱，它们写出了受害士人的痛苦，喊出了广大汉族士人的不平，是对满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的有力控诉，因而刚一问世，就不胫而走，广为传诵，尤其是《悲歌赠吴季子》，在当时的士林中几乎无人不晓，与后来顾贞观为吴兆骞所作词《金缕曲》二首，同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绝唱。
三、陈之遴案的冲击
就在科场案中的顺天闱案结案之际，也就是顺治十五年的四月，又发生了一件让吴伟业震惊的事情：陈之遴再次获罪流放。上一章提到，顺治十三年三月，陈之遴曾以原官被发往盛京居住。不过，同年底，他又获命回京入旗。为了能夺回原来的权势地位，他贿赂、交结宫中太监吴良辅，触犯了禁条。事情暴露后，他被捕下狱，家人也牵连被逮系，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而定案。这一次的处分比上一次要重得多，他不再能以原官身份流放，而是被革职；遭到流放的也不再是他一个人，而是“用流人法”、“全家徙辽左”，[21]并且家产被抄没。他回京的路已经完全断绝，后来，他果然死在了流放之地。
陈之遴案比起科场案同吴伟业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了。亲家的命运、女儿和女婿的命运，揪扯着他的心。他同时还联系到自己，尽管他和陈之遴之间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亲家在朝廷中的彻底失势仍然让人感到某种不祥，将来一旦有事，朝廷中不仅没有了援手，说不定还会有不少落井下石者。如果说科场案给予吴伟业的还仅仅是一种警示，使他体会到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的恐怖，那么，陈之遴一案则让他感到危险更加切近了，好像绳套越缩越小，越抽越紧，他已经不再置身于绳套之外，而在绳套之中了。
吴伟业惟一感到万幸的是陈之遴的儿媳没有判为一起流放。陈之遴命吴伟业的女儿带着孩子南归，同时给伟业寄来一封信，说自己子女不少，可是在患难苦辛之中，真能不惜力，奔走办事，给自己安慰的，“惟有容儿(陈容永)夫妇耳。”[22]伟业回赠以一组七律：《赠辽左故人八首》，从各个角度为其不幸哀伤，试看其中二首：
短辕一哭暮云低，雪窖冰天路惨凄。青史几年朝玉马，白头何日放金鸡？燕支塞远春难到，木叶山高鸟乱啼。百口总行君莫叹，免教少妇忆辽西。（其二）
齐女门前万里台，伤心砧杵北风哀。一官误汝高门累，半子怜渠快婿才。失母况经边塞别，从夫只好梦魂来。摩挲老眼千行泪，望断寒云冻不开。（其八）
前一首写陈之遴全家流放之惨，后一首写自己女儿夫妻分离之痛。由这两首诗，吴伟业之心情可觇矣。前人说这组诗“真一字一泪”，[23]确实如此。
汉法三冬系，秦关万里流。可怜诸子壮，不料阖门收。要路冤谁救？宽恩病独留。羁栖骑瘦马，风雪阻他州。（其一）
万事偶相值，愁中且遣家。江山俄转战，妻子又天涯。客酒消残漏，军书过落花。出门翻自笑，安稳只龙沙。（其三）
诗写得相当沉痛，而最沉痛的要算“出门翻自笑，安稳只龙沙”两句。龙沙，泛指塞外沙漠，具体指陈之遴一家的流放之所。那里本来是令流人生畏之地，可是，在烽火又将燃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反倒成了多难世界中难以寻觅的安稳处所了。这两句诗用的是陈容永的口吻，以一种自我解嘲的语气表达出对颠倒的世界的无奈与怨恨，其实它写的是作者自己的心情，写出了他对又一次遭受乱离的忧惧与哀伤。
四、又遭战乱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了三个月左右。郑成功的进攻与退却都必须经过由太仓和崇明岛所夹成的长江孔道，因此太仓便无可避免地成了双方争夺的军事要地。这一带的百姓遭受了自清兵下江南之后又一次战乱，两个月中，风声鹤唳，人心惶惶，闻警即逃。他们首先受到清兵的侵扰与蹂躏，据亲历这场战乱的太仓人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载，郑成功攻入长江，进逼南京以后，梁化凤军奉命入卫，途经太仓，“排门撞进，停泊军马，刻意诛求，直入卧闼，供顿少不如意，即老拳恶声相加。民魂颤魄夺，望风逃匿，因而席卷裘橐，搜括至尽，然后满载而去——如是者六七日始尽……是役也，自沿海以及娄城外，如玉峰、姑苏、梁溪、晋陵、曲阿、京口，兵所过，靡不残灭无遗，数百里绝无人烟。”王家桢还特别讲到自己家：“吾镇(指太仓沙溪镇)户无大小，男女逃窜，室家空亡，供亿之苦，破产捐赀。余家两被抄掠，百人突入，虎狼席卷而去，酒食供应，络绎不绝，半月方罢。比之乙酉七月大兵一屠，惨状相似。”而郑成功军也给百姓造成祸害，他们初入长江时，纪律尚好，然败逃时，却也曾“纵兵焚掠，靖江、泰兴一带，皆遭其毒，而又退至崇明，攻焚剽掠，遂使梁镇(指梁化凤)之兵，络绎再过我地，复见侵扰”。
人民对于郑成功的反攻，反应是很复杂的。郑成功以恢复明室相号召，初时人心振奋，“四方响应，皆谓中兴”，甚至“有以大明皇帝龙牌迎其兵入城”者，[25]尤其是那些一时没有被战火延及的地区的人民皆拭目观望，渴望听到反清的捷报。可是，这次战事又确实给沿江百姓造成自乙酉之后最惨烈的一次祸难。百姓最不愿意见到干戈战乱，那些亲受其祸者，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
顺治十六年的战事给吴伟业的刺激和印象太深了，一年以后，他仍然屡屡在诗中提及之，例如下面三首诗：
万籁广场合，道人心地平。天留今夜月，雨洗去年兵。歌管星河动，禅灯风露清。凄凉阖闾墓，断壑起松声。——《虎丘中秋新霁》
今年京口月，犹得杖藜看。暂息干戈易，重经少壮难。江声连戍鼓，人影出渔竿。晚悟盈亏理，愁君白玉盘。——《中秋看月有感》
长夜清辉发，愁来分外明。徘徊新战骨，经过旧台城。秋色知何处，江心似不平。可堪吹急管，重起故乡情。——《咏月》
三首诗显然并非作于同地，可是有意思的是三首诗差不多都作于中秋时分，而且都不脱月字，大约因为郑成功水师最后从崇明岛败退海上是在顺治十六年的八月十三日，已临近中秋，而今见到皓月当空，极易发生联想吧？或许是因为当时诗人普遍喜欢以月为喻，来隐指明朝，而这里正是出于同一机杼，反复吟咏中秋之月，以使人联想起那个“明”字吧？由这三首诗可以看出，只要一提到那一年的战事，他的心情仿佛就像长江江心的流水一样，波澜起伏，无法平静下来，眼前仿佛仍然飘洒着血雨腥风，耳边仿佛仍然鼓角嘶鸣。三首诗中最耐人寻味的句子是“重经少壮难”。谁都知道，作者的少壮是在明朝度过的，明乎此，则“重经少壮”的含义就不言而喻了。在郑成功反攻失败以后，他清醒地看出，清朝的统治已相当稳固，连最后一点复明的希望之火也暗淡下来了，复兴故国几乎就像人“重经少壮”一样失去了可能。深味“重经少壮难”这句诗，不难体会出其中包含着对复兴故国的多少企盼，又包含着对复明运动失败的多少遗恨！
五、女儿与母亲之死
顺治十六年的战乱结束不久，吴伟业又接连遭受到家庭内部的一连串不幸。
拙政园是苏州最大的一座园林，在娄门、齐门之间，占地六十余亩。本为唐诗人陆龟蒙故宅。在元为大弘寺。明嘉靖初年，御史王献臣在寺基之上营建别墅，名之为拙政园，取晋潘岳《闲居赋》“拙者之为政”句意。后其子赌博，将此园输给里中徐氏。清初，改为驻防军府。几年后，陈之遴购之。可自从陈之遴得到此园，就一直在北京做官，十年不归，然后又两度获罪流徙，总共也没有在园内待过几天，连山茶花开放也没有见过。吴伟业深深为之叹惋，于是创作了《咏拙政园山茶花》一诗。此诗从花落笔，借花生情，层层摹写，托物兴怀，将许多怕犯忌讳、不便明言的感喟婉曲道出。请看如下一些诗句：
灌花老人向前说，园中昨夜凌霜雪。黄沙淅淅动人愁，碧树垂垂为谁发？可怜塞上燕支山，染花不就花枝殷。江城作花颜色好，杜鹃啼血何斑斑。花开连理古来少，并蒂同心不相保。名花珍异惜如珠，满地飘残胡不扫？杨柳丝丝二月天，玉门关外无芳草。纵费东君着意吹，忍经摧折春光老。看花不语泪沾衣，惆怅花间燕子飞。折取一枝还供佛，征人消息几时归？
诗中句句不离花字，句句又都寓有陈之遴之情事，女儿和陈容永夫妻离居之事也隐含其中(并蒂同心不相保)。吴伟业对陈之遴的关切与同情，其满腹的不平与哀伤是不难体会出来的。
在苏州的几个月中，女儿的病势越来越沉重了。原来她还只是猜度丈夫不会被赦免，等到她闻知朝廷果然下达严命，担心变成了事实，犹如将萎的花又突遭霜打，一下子红消香断，“呕血数升，遂以卒。”[28]卒日为顺治十七年五月六日，在其丈夫被遣送之后第二十四天。女儿的夭折让吴伟业悲伤得不能自已。平时他对这个女儿操心最多，她十一岁时，生母郁氏就去世了，出嫁后，又迭遭不幸，因而对她也就格外怜爱。如今女儿才不过二十五岁就离开了人世，撇下了几个年幼的孩子，怎能不让人为之垂泪！更让人难以为怀的是其死后因为婆家人都已被发配，竟连一个主办丧事的人也没有了。吴伟业亲自为女儿殡殓，“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得五内俱摧。他写下《亡女权厝志》一文，结尾以歌当哭，声哽气咽地吟成一首“招魂词”：
木叶山兮雨冥冥，芦管吹兮，悲风憀栗之中人。伊岩关之嶻辥兮，虎豹以狺；冰雪皑皑兮，恨黑水之无津。问华表之奚归兮，鹤告余以不闻；生与死其终弗见兮，噫乎寥廓于重云。越有岑兮江有浒，魂归来兮从汝母。奠椒浆兮渍兹土，依佛火兮救诸苦。
祸不单行，就在仲女去世之后三四个月，吴伟业又有一个女儿病逝。这个女儿生于甲申、乙酉之际，避乱矾清湖时尚在襁褓之中，而死前不久她又赶上顺治十六年之乱，仅活了十六七岁，真可谓生于丧乱，死于丧乱。如果说仲女之死是跟其公公的失势也就是跟当时的政治有关的话，那么，这个女儿之死则是同时代的苦难联系在一起了。吴伟业《哭亡女三首》讲出了这个意思：
丧乱才生汝，全家窜道边。畏啼思便弃，得免意加怜。儿女关余劫，干戈逼小年。兴亡天下事，追感倍凄然。
一恸怜渠幼，他乡失母时。止因身未殒，每恨见无期。白骨投怀抱，黄泉诉别离。相依三尺土，肠断孝娥碑。
扶病常闻乱，漂零实可忧。危时难共济，短算亦良谋。诀绝频携手，伤心但举头。昨宵还劝我，不必泪长流。
在诗人看来，女儿的早夭完全是“干戈”造成的，谁说儿女之事和天下兴亡没有关系呢？惟其如此，诗人才更觉凄然。从诗的描写看，这个女儿是非常懂事的，临死前还在劝说父亲不要伤心。作为父亲，不能保住儿女，已是人生大痛，听了女儿的话，感情就更承受不了。可是在这乱世，谁又有回天之力呢？于是他讲出了“危时难共济，短算亦良谋”这样表面看来自我宽解实则痛彻心脾的话，楮墨间分明渗透着诗人的血泪。
转年，在清廷制造的又一个大案“奏销案”发生之前，吴伟业的母亲朱氏又去世了。[29]吴伟业事母甚孝，关于母亲的死，他虽然没有留下诗文记载，但其悲痛之情则是想见得到的。
六、“奏销”、“通海”两案的株累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帝死，子玄烨即位，将第二年定为康熙元年。玄烨年仅八岁，国家政务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个辅政大臣掌管。此四位大臣代表了一小部分保守的满族亲贵将领的利益，对顺治帝所施行的大力推进汉化与封建化的做法来了一个紧急刹车，并反其道而行之，倡言“率祖制，复旧章”，[30]竭力保存满族的旧制度、旧传统。他们将篡改的顺治帝遗诏颁布天下，中心内容就是要抑制汉俗，反对信任汉官。他们制定了一系列压制汉族官吏、知识分子的政策，并接连制造了一些政治案件，对汉族官吏、知识分子进行镇压与威吓。“通海案”和“奏销案”就是他们处心积虑制造的涉及面甚广的大案。
顺治十八年这一年中吴伟业真是交了“华盖运”，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奏销案”刚刚结束，惊魂未定，“而又有海宁之狱。”[37]这里所说的“海宁”是指陈之遴，因为他是海宁人。大约陈之遴被流放以后，当局继续追究与陈氏贿结内宦有关系的人，遂有此狱。吴伟业险些被牵连进去。关于这一案件的详情，由于缺少记载，已不可知了，只知道吴伟业获免实属万幸，“吾之幸而脱者几微耳”，[38]他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陆銮的告发虽然没有得逞，可是对于当时的文人的结社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知道，明末文人结社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依然很盛，士人们除了以文会友，也每每在一起议论时政，有些文社还以以文会友为幌子，秘密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对此，清廷早就隐隐有所察觉。而当郑成功反攻长江以后，清廷就更感到汉族士子的结社对自己尚不稳固的统治地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潜在威胁，故充满了警惕与敌意，于是终于在顺治十七年正月下达严令，禁止士子结社订盟。陆銮的告发既在严令公布之后，又蓄意将文社与“通海案”相联系，可谓十分毒辣。不惟吴伟业，整个吴地的士人当时皆惴惴栗栗，有大祸临头之感。陆銮被置于法，东南一带才“士心始安”，[43]而从此江南文社也便全部星散，士子们再不敢有只言片语涉及结社订盟之事了，甚至连规模稍大一些的文人聚会也不敢搞，明末结社的流风余韵至此彻底澌灭。吴伟业再也做不成像张溥那样的在野士人的领袖人物了，他更加感到寂寞与悲凉。
回顾吴伟业顺治十八年的经历，真可谓步步陷阱，处处荆棘，险象环生。接踵而至的案件和不幸给他的刺激太深，达到刻骨铭心的地步，以至几年以后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和祝寿文中仍然发出愤怒的怨嗟(见上面所引)，以致临死前他仍念念不忘这一年所遭遇的种种危难。这使得顺治十四年以来他对于清王朝日益强烈的怨恨、不满在这一年中达到了最高潮。
第十章晚年岁月（五十四岁－六十三岁）
一小心避世
二学术研究和诗文集的整理与出版
三诗人之死
一、小心避世
顺治十五年春，清廷派遣大军分三路进攻活动于云、贵地区的李定国军。李定国虽顽强抵抗，但仍然抵挡不住清军的凌厉攻势，连遭败绩，兵力大损。至这一年底，永历王朝的地盘丧失殆尽，永历帝狼狈逃往缅甸境内。此时，永历王朝仅仅作为反清复明的一个象征而存在了，实际上，败局已定，大势已无法逆转。此后，永历王朝又勉力支撑了两年多，到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永历帝终于为大举入缅的清军俘获。康熙元年四月，永历帝父子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宣告灭亡。六月，李定国病逝于孟腊。至此，西南一带的反清复明斗争被清朝彻底镇压下去了。与此同时，东南一带的反清复明斗争也跌入了最低谷，顺治十八年三月，郑成功为避开清军攻势，进兵收复台湾。转年五月，郑氏病逝于台。同年，江浙地区的一批民族志士如魏耕、钱缵曾、祁班孙或被杀戮，或遭流放。
对于志在恢复的汉族士人来说，顺治十八年和康熙元年实在是让人沮丧消沉、心灰意冷的两年，随着一面面反清复明旗帜的倒下，心中保存的那一簇本已微弱的希望之火差不多快要熄灭了，尽管不愿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如磐石，难以撼动了。这种严酷的大局，再加上顺治十四年至十八年清廷为了镇压对新朝怀有二心的汉族人民而蓄意制造的各种案件，使得广大士人噤若寒蝉，不敢再轻言时政、轻举妄动了。
这种精神状态在吴伟业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在闻知永历朝灭亡之后写下了《滇池铙吹四首》，为这个存在了十几年的小朝廷唱出了最后的挽歌，同时也唱出了自己的悲凉与绝望。而此后，一直到逝世前，也就是从康熙元年至康熙十年，他便采取了一种似乎是远离现实的生活态度，不问时事，不谈政治，以游山玩水，寻访名胜打发掉最后的岁月。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做一次旅游，游常熟，游松江，游洞庭东西二山，游嘉定，游湖州，游无锡，当然游得最多的是本府府城苏州……有时一年出游多次，一游就是几十天。山水诗成了这一时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诗中似乎全没了一点火气，写得平和淡远，例如五律《寒山晚眺》：
骤入初疑误，沿源兴不穷。穿林人渐小，揽葛道微通。湖出千松杪，钟生万壑中。晚来山月吐，遥指断岩东。
再如五古《丁未三月廿四日从山后过湖宿福源精舍》：
千林已暝色，一峰犹夕阳。拾级身渐高，樵径何微茫。回看断山口，树杪浮湖光。松子向前落，道人开石房。橘租养心性，取足须眉苍。清磬时一声，流水穿深篁。我生亦何幸，暂憩支公床。客梦入翠微，人事良可忘。
但这种竭力要忘怀人事的萧散冲淡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他内心其实全没有真正耽情山水者的恬适轻松与洒脱。只要观察一下他的足迹，就会看出，他在晚年的十年中，除了于康熙七年三月曾往游距太仓二百多里的湖州(当时友人吴绮正任湖州知州)外，活动范围始终不出方圆百里左右。尽管有大量闲暇，他却一直没有实践从中年起就怀有的“采药寻名山”、“长放万里心”[1]的愿望。这与体力无关，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也不大，更不是因为要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其母亲已于顺治十八年去世，父亲于康熙二年去世)。其谨慎的举动大概主要还是出于对尚不太平的现实世界的恐惧，出于尽可能避祸全身的心态。
有人只看到吴伟业晚年生活的表面现象，便称羡他“优游晚节”，有“后福”。[2]这真是非知人之言。就同当年有人恭维他仕清时官运亨通一样让他啼笑皆非。他的“优游”乃是不得已而做出来的。他其实相当痛苦，对清朝的不满与怨愤也相当强烈，只不过他把它们埋在心里，尽可能不发泄出来。他活得小心翼翼。但偶尔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冷不丁地冒出几句心里话，例如游嘉定时写给同年进士的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莫嗟过眼年光易，征调初严已十霜。”[3]游松江登上城楼临眺之时又写下如下的诗句：“月落三江外，城荒万马中。空持一尊酒，歌哭与谁同？”[4]游湖州时对着友人更是敞开心扉，道出近来的不幸：“官退囊频涩，年侵镜渐憎……旧业凋林薄，残身瘦石棱……已耽耕稼隐，几受党碑惩。寥落依兄弟，艰难仗友朋。”[5]这些诗句感时伤乱，自嗟窘迫、衰迈与所遭遇的风险危殆，充满了牢骚不平，透露出其感情的真正底色。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康熙六年游洞庭东西二山途经吴江时写下的《吴江有感》：
落日松陵道，堤长欲抱城。塔盘湖势动，桥引月痕生。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
表面看，这首诗写得似乎平静极了，一点儿也不慷慨激烈，可是，当你感受到诗人所勾画出的那种由赋税和兵灾所造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冷清的时候，当你了解到诗人的旧交亦即吴江惊隐诗社的士人们是因为被康熙二年的“明史案”株连而星散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诗人的内心是冷静的吗？
这一时期吴伟业也偶有全篇直截了当揭示现实黑暗的作品，如《直溪吏》：
直溪虽乡村，故是尚书里。短棹经其门，叫声忽盈耳。一翁被束缚，苦辞橐如洗。吏指所居堂，即贫谁信尔。呼人好作计，缓且受鞭棰。穿漏四五间，中已无窗几。屋梁纪月日，仰视殊自耻。昔也三年成，今也一朝毁。贻我风雨愁，饱汝歌呼喜。官逋依旧在，府帖重追起。旁人共欷歔，感叹良有以。东家瓦渐稀，西舍墙半圮。生涯分应尽，迟速总一理。居者今何栖，去者将安徙？明岁留空村，极目惟流水。
诗人亲眼见到了官吏横征暴敛的一幕，按捺不住愤怒和对受害者的同情，写下了这首被人称做可与杜甫“三吏”“三别”媲美的诗篇，不过像这样的诗作，在其晚年的作品中不多。他连一向重视和偏爱的有关明清易代史事的题材也不再触及。有人认为他“江郎才尽”，实际上他是有意回避各种敏感的话题。康熙七年，他在为好友宋征璧（字尚木）的诗集所作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念平生操觚，不至于抵滞，今每申一纸，怛焉心悸，若将为时世之所指摘，往往辍翰弗为。”[6]由此可见其心态。另外在《遣闷》诗中他也曾说过：“一字不向人间留，乱离已矣吾无忧。”看来，为了生存的需要，他真的在这样做了。虽然并非“一字不向人间留”，但留下的绝大多数都是些不涉时事、无关痛痒的诗篇。
二、学术研究和诗文集的整理与出版
吴伟业一向很重视学问，他说过：“昔人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然非才与学兼到，不足言诗。供奉(李白)才胜而博学，少陵（杜甫）学胜而富才，储(光羲)、岑(参)、王(维)、孟(浩然)多擅双绝。”[7]因此他从年轻时起就用功读书，直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白头儒生良自苦，独抱陈编住环堵。身历燕南遍齐鲁，摩挲漆经观石鼓。上探商周过三五……”[8]可以说，他不单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个博通多识的学者。大约他不希望后人仅以诗人目之，因此在晚年曾用了三四年工夫撰写了两部学术著作：《春秋地理志》和《春秋氏族志》。康熙十年他在给冒襄的信中提到过这两部书：“弟三四年来颇有事于纂辑，欲成《春秋》诸志，而《地理》与《氏族》先成，《地志》尤为该洽，病中聊以自娱，惜当世无有剞劂之者，终付酱瓿，又以自叹也。”[9]语气中不无自赏之意。他在遗嘱《与子暻疏》中也提到这两部书，很郑重地将此二书和诗文集及《绥寇纪略》一并托付给三个儿子，可见他对此二书是很珍爱的。
据推测，这两部著作应该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因为他对于《春秋》研究颇有年岁，从十几岁起就已经通晓这部儒家经典了，其《哭志衍》一诗可证：“强记矜绝伦，读书取大略。家世攻《春秋》，训诂苦穿凿。”后来他也一直研究不辍，故必颇有心得。此二书就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可惜，此二书今已散佚不存。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知《春秋地理志》有十六卷，《春秋氏族志》有二十四卷。又检《娄水文征》卷七十七，载萧抡《<春秋地理志>书后》一文，对此二书的情况透露了一二：
萧抡，字冠英，号子山，诸生，其弟萧揆为嘉庆三年举人(见《娄水文征·姓氏考略》)，以此可知萧抡当为乾隆、嘉庆之际人。据萧抡之文，可知《春秋地理志》与《春秋氏族志》的底稿乾、嘉之际尚在世，然犹未付梓，当时《春秋地理志》的底稿已不全，八册中有一册已亡佚。又知此二书之研究对象除《春秋》本书外，也包括“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
三、诗人之死
吾少多疾病，两亲护惜，十五六不知门外事。应童子试，四举而后入彀。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时有攻宜兴座主（指周延儒），借吾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给假归娶先室郁氏。三年入朝，值乌程(指温体仁)当国，吾与杨伯祥诸君子正直激昂，不入其党。乌程去，武陵(指杨嗣昌)继之，蕲水(指姚明恭)又与吾不合，种种受其摧挫。先是吴下有陆文声、张汉儒之事，吾以复社党魁，又代为营救，世所指目。淄川(指张至发)传乌程衣钵，吾首疏攻之，又因召对与济宁杨凫岫谋击大奸史，逮而阴毒遂中于吾。吾去而封王豫中，谋以成御史宝慈勇参武陵事主使坐吾，赖死而后免。既升南中少司成，甫三日而黄石斋予杖信至，吾遣涂监生入都具橐。涂上书触圣怒，严旨责问主使，吾知其必及；既与者七人，而吾得免。于是升宫允、宫谕，吾绝意仕进，而天下乱矣。
南中立君，吾入朝两月，固请病而归。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十年，危疑稍定，谓可养亲终身，不意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
先是吾临行以怫郁大病，入京师而又病，蒙世祖章皇帝抚慰备至。吾以继伯母之丧出都，主上亲赐丸药。今二十年来，得安林泉者，皆本朝之赐。惟是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吾归里得见高堂，可为无憾。既奉先太夫人之讳，而奏销事起。奏销适吾素愿，独以在籍部提牵累，几至破家；既免，而又有海宁之狱，吾幸而脱之者几微耳。无何陆銮告讦，吾之家门骨肉当至糜烂，幸天子神圣，烛奸反坐，而诸君子营救之力亦多，此吾祖宗之大幸，而亦东南之大幸也。
吾同事诸君多不免，而吾独优游晚节，人皆以为后福，而不知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今心力俱枯，一至于此，职是故也。岁月日更，儿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者，故书其大略，明吾为天下大苦人，俾诸儿知之而已。
吴伟业在这篇遗嘱中要告诉人们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仕清不是他的本愿，并且他至死都在为自己的失节辱志懊悔与自责。他最害怕“无人识吾前事者”，说明白点儿，就是害怕世人和后人误解，把他看成是寡廉鲜耻、丧尽良知的民族败类，因此他要把滴血的内心袒露给人们。他讲述自己一生“大略”的目的，与其说是“俾诸儿知之”，不如说是要所有不真正了解他的人知之。这篇遗嘱，名义上是写给儿子的，实则是写给世人和后人看的。他懂得，失节仕清已是洗刷不掉的耻辱，只有真诚地忏悔与自责才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谅解。这正是他写作这篇遗嘱的苦心所在。
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遗嘱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不知为什么现在的《与子暻疏》中没有了这段话。但这段话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因为顾湄是吴伟业的弟子，与晚年的吴伟业来往甚密，他当亲眼见过吴梅村的遗嘱。而且吴伟业逝世后确实葬在了邓尉、灵岩一带，其墓前的石碑上也确实题写的是“诗人吴梅村之墓”几个大字(笔者见过这块墓碑，并且拍了照片)，他的家人果真按他的遗嘱做了。
从顾湄记录的这段话来看，他对自己死后的安排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首先，“敛以僧装”就颇耐人寻味。他虽然信佛，却并没有出家。甲申之变时愿云和尚曾与他“相约入山”，当时他“牵帅未果”；[13]几年后，愿云再次以出世相规劝，他连连表示“不负吾师约，十年践前诺”，[14]然而始终不曾毅然割断世俗之情，以至他五十岁生日时愿云曾用“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松声”的诗句委婉地责备他有负前约。[15]而死后他却要“敛以僧装”，为什么？大概是想履践生前未曾实现的允诺吧？或许，更重要的是想避开身仕两朝之人究竟该以什么服色入敛的矛盾吧？因为他既不愿服清朝的服色，又不敢也无颜再服明服，那么，“僧装”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了，墓石上题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也同出此意，一方面，他本心的确不愿做清朝的官，所以不肯题清朝的官衔，另方面也不好再用明朝给的官衔，而他又确实称得上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所以只好如此题了。
吴伟业对自己最后结局的苦心安排既反映了身为“两截人”的尴尬处境，也反映出其矛盾痛苦的心情。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他已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时，他再次痛思身世，作《临终诗四首》：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岂有才名比照邻，发狂恶疾总伤情。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
胸中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平任结蟠。磈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汍澜。
奸党刊章谤告天，事成糜烂岂徒然。圣朝反坐无冤狱，纵死深恩荷保全。
四首诗并不是要回顾和总结整个一生，所以没有一句涉及明朝的经历(这和《与子暻疏》不同)。诗人临终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失节的耻辱，惧怕的是死后的千载骂名。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了人格分裂给他带来的悲哀，听到了他那被愧疚压抑的心灵的哭泣，另方面又看出他为找回人格尊严，重建为自己不光彩的行为所破坏的道德信仰与价值观念所做的挣扎与努力。正是出于渴望获得救赎的心理，他再次鞭挞和解剖了自己卑琐懦弱的灵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四首诗，是其内心世界的坦诚而真实的披露。由这些诗作可以见出直到临死，他的负罪的内心仍然没有得到解脱与平静，他怀着巨大的痛苦走完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
吴伟业于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1672年1月23日)辞世，享年六十三。
[1]《梅村家藏稿》卷九《送何省斋》。
[2]《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
[3]《梅村家藏稿》卷一七《赠同年嘉定王进士内三四首》其二。
[4]《梅村家藏稿》卷一四《茸城客楼大风晓寒吟眺以示友圣、九日、玉符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