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他见证了百年风云的变化。他厚重的人生，也堪称传奇。他娶了“张家四姐妹”中的张允和，与沈从文是连襟。由于博闻强识，他是沈从文眼中的“周百科”；他曾和爱因斯坦聊天下大事，就如同“拉家常”；他还和溥仪做过“饭友”，天天同桌吃饭；50岁，他毅然从经济转为文字研究，并坦然“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百岁之后，仍然著书立说笔耕不辍……
他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学术界泰斗，
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著述颇丰，
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
直至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
相继写下《朝闻道集》、《百岁新稿》、《拾贝集》等作品。
1957年他主持修订了《汉语拼音方案》，
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
如今中国95%以上的电脑用户，
都采用拼音输入法，亦受惠于此，
这一局面他当属居功至伟。
每个使用汉语拼音的中国人，
都应该记住他的名字——周有光。
周老原本是经济学家，50岁改行钻研语言学，
一路自学成才。
他的学术成果惠及四方，
耄耋老年仍旧勤学不止，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周老好学至此，令我辈汗颜。
同时，
他淡泊名利、豁达乐观的品质更值得你我学习，
为学有道，一生有光，
他经历过战争中的生死一线、
经历过文革时下放干校，
晚年又经历丧妻之痛，丧子之哀，
可无论前路是什么模样，
周老始终笑对生活，满怀希望，
即便现在他已经离去，
（今年1月14日，周老去世，享年112岁。）
他仍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个温润的慰藉，
让人愿意去相信：
生活是快乐的，世界是美好的。
01
1906年，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
尽管家境贫寒，
但长辈十分看重对孩子的教育。
很小的时候，祖母就教周有光学唐诗，
母亲则教他做人的道理：
遇事要乐观，船到桥头自然直。
这样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深深影响了周有光。
周有光自幼便勤奋好学，
1923年，在常州中学毕业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圣约翰大学，
主修经济学。
圣约翰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大学，
也是当时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知名校友众多：
顾维钧、林语堂、
宋子文、宋子良、
吴肇光、张伯苓等，
周有光跻身其中而未见丝毫逊色，
自是本身能力不凡。
在圣约翰的读书生涯对周有光而言意义重大，
在这里他学到了简单高效的学习方法：
读书看报时，首先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
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
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
为学有道，
这样的学习方式影响和成就了周有光一辈子。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
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毕业后，周有光去了日本留学，
当时他非常仰慕日本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家河上肇，
但遗憾的是，河上肇被逮捕入狱，
他未能如愿做河上肇的学生。
1935年，
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
应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邀请，
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
同时在上海江苏银行兼职。
生活看似顺风顺水，
可随之而来的一场战争搅乱了周有光平静的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周有光带领全家逃难到四川，
他先在新华银行谋职，
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
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
一家人当时度日如年，天天遭受狂轰滥炸，
活在战争的阴霾里。
有一次周有光到郊区工作，
晚上到家时，只瞧见炸光后的一片废墟，
家里人躲到哪里去都不知道。
还有一次，他下了班，
要坐滑竿渡过江到南温泉，
滑竿下坡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
一个炸弹就扔在周有光旁边，
他被冲击到沟里，趴着不敢动，
幸运的是，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一瘸一拐地回了家。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周有光终于结束了提心吊胆地日子，
复回新华银行工作，
第二年开始，先后被派往美国纽约、英国工作，
在美国信托银行工作，
周有光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
在欧洲的时候，
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
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
1949年，周有光回国，
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并仍旧任新华银行秘书长、
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
那时银行界的人都知道有个聪明、有才干的周有光，
他不仅办事能力强，还搞研究。
1949年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他的专著
《新中国的金融问题》。
看题目就知道，在政权更替之际，
与许许多多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
他是要以己之长报效国家。
周有光的思想其实很简单，
他想学习经济，好为祖国做些贡献，
但历史总会打乱一些计划，
譬如抗战，又譬如改行。
02
50岁的年纪，是周有光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向前看，是经济学的“半途而废”，
向后看，是语言学的“半路出家”，
放眼世界，
很少有人能在年近半百时改行从头开始，
而周有光做到了，并且建树颇高。
早在读大学一年级时，
周有光就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
并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
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
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第二年他参加了一个文字改革会，
会议上决定，周有光留在北京，
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任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
对于这样的安排，
周有光选择放弃了安逸的银行工作，
从头开始钻研语言学。
早前周有光从美国华尔街回到中国，
放弃高昂美元薪金；
放弃金融高管身份；
放弃宽敞的花园洋房，
住进简陋的小屋；
如今他又要放弃上海安逸的银行工作，
从头开始另一个领域的研究。
放弃二字，谈何容易，
可他只挥挥手，
就风轻云淡告别了过去，
告别了那些优渥的生活。
周有光曾戏言，
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
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
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
一个“零”字，就是他的一生。
经济学家张森根说：
事实上，
周有光先生在学术生涯中所获得的成功、成就和成绩，
达到了近乎圆满的境界。
三年磨砺，终于宝剑出鞘。
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
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
这个成就影响尤其深远。
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
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
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修订者，
“汉语拼音之父”的称号周有光当之无愧，
他的成就让人们看到
“学无止境、术无局限”
年龄从来不是问题，
50岁，也仅仅是个开始。
放弃银行工作，转行研究语言学，
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
躲过了1957年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
却没能躲过文革“关牛棚”“下干校”。
1966年，
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家里的东西都被搬走，他被赶出了家门，
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劳动，
期间不断遭受唾骂和鞭打，
失去尊严，卑微无比。
这个时期，有的人就此消沉，有的人选择隐忍，
而周有光却能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遭遇如此凄慌，他仍念念不忘学术研究，
在干校劳动之余，
他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
《语录席毛主》开始比较文字研究。
无论何种困境，都阻挡不了周老学习的脚步。
1971年，周有光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
一切都变了模样，但一颗为学之心不死。
他闭门谢客，一头扎入语言学的海洋，
经他提议，1982年，
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之后周有光继续“发光发热”，
他参与翻译《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
《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经历过战争、文革，目睹了无数乱世风波，
周有光已经无比通透豁达：
我能幸运地活着，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他85岁退休后，开始执笔写作，
相继出版《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的新探索》、
《见闻随笔》《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拾贝集》《文化学丛谈》《静思录》。
其中三部杂文集《朝闻道集》《百岁新稿》《拾贝集》，
被认为是既思想精深又简明晓畅的适合大众阅读的“中国文化读本”、
“普及常识的真话集”，
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史上的传世之作”。
周老90而学儒，百岁高龄仍旧笔耕不辍，
正是说明：
只要你有心，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学习，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无关年龄，只关乎内心。
03
如果说周老的一生充满传奇，
那么在传奇的另一端是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
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俱嫁得如意郎君。
大女儿张元和，嫁于昆曲名家顾传玠，
三女儿张兆和，嫁于作家沈从文。
四女儿张充和，嫁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而二女儿，便是才貌双全的张允和。
1931年，在周有光的主动写信追求下，
与张允和正式进入了“恋爱季节”，
这场爱情来的温润如柔风，
自然而然走到一起，
又自然而然走了一辈子。
叶圣陶曾说：
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
娶了张允和，周有光的确一生幸福，
结婚前，周有光给张允和写信说：
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张允和回信：
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
婚后颠沛流离了十多年，先后搬家三十次，
周有光在前方奔波，张允和就稳定后方。
文革时期周有光被放干校的时候，
独留张允和一人在京，
几乎所有的难都留给了她，
而在她柔弱的外表下，
是那般坚强的内心，
一切她都一声不吭地扛了下来。
晚年时候，夫妻二人彼此共勉，笔耕不辍，
张允和写下了《最后的闺秀》、
《昆曲日记》等书，
并续办家庭刊物《水》杂志。
从1933年两人成婚，
到2002年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
人世沧桑，岁月无情，
经历过战争的逃亡、经历过文革的摧残，
那些伤痛悲喜都已经离去，
惟独张允和与周有光始终恩爱。
他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据说每日要碰两次杯，
上午喝红茶，下午煮咖啡，
几十年如一日。
自古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
漫漫人生路，
执一人之手，与一人白头，
最好的爱情，莫不就是如此！
04
纵观周有光一生，
他的学术成就不仅仅局限于一本《汉语拼音方案》，
他为现代文字做出的贡献更是举足轻重。
中国近代教育重古代，轻现代，
很多人提倡白话文，
但在大学里却为人所看不起，
很多人研究古代的文字，
却很少有人研究现代文字，
周有光四处奔波，提倡现代汉字学。
并在北大中文系讲汉字改革课，
整理成《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
对中国的文字学意义重大。
不仅如此，周老还架起了中外文字交流的桥梁，
以前的国学大师总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
而未曾涉足国外的东西。
周有光弥补了这片空白，
他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相结合，
得出很实用的系统结论，
写了两本关于比较文字学的书
《比较文字学初探》
《世界文字发展史》
影响深远。
后来这本《世界文字发展史》进入“世纪文库”。
此外，周老还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提出“三段论”、
全球化时代“双文化论”、
科学一元论以及华夏文化论等，
被视为“文化启蒙、思想先驱”之作；
他提出的“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更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给国人极大的启迪。
周老经历了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四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