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欧局势的进展，以及俄乌战事的展开，世界的目光重新回到了亚欧大陆的这一端。这一场战争无疑牵连甚大，在谈及俄乌情况对世界的影响时，除开军事、制裁、难民以及油气资源，还有不少分析者也指出了俄乌两国都是非常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所以目前的战争也会对世界范围的粮食问题产生明显的影响。事实上，眼下（二0二二年三月）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价格暴涨，从绝对价格上说，已经赶上二十一世纪初全球粮食市场危机的水平了。
从表面看，当下的粮食危机只是因为某种非常态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得市场受到影响，而一切平稳之后，俄乌等地的“粮仓”也许会让粮食问题回到正常水平。然而这种思路无视了围绕国际粮食贸易的一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少有人提到的是，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所谓“欧洲粮仓”甚至“世界粮仓”的特殊地位，并不是自然资源决定的结果，更不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而是相当晚近形成的世界粮食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在这种格局当中，俄乌两国的境况也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度从粮仓变为粮荒，而又在过去几十年恢复了粮仓的地位。这种历史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当今世界的粮食体系是怎么出现的，而这种体系如今的危机又意味着什么。
所谓粮食体系，无非是指世界范围内粮食于何处并如何在世界经济当中进行贸易和消费的。在所谓前现代社会，本地的粮食生产与消费是高度统一的。一方面，有着大量的农业人口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另一方面，贸易—尤其是长距离贸易—还没有发展起来，交易也总以奢侈品为主。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国际粮食贸易。
这一切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开始发生变化的。我们熟知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包括自由可供雇佣的劳力，以及前期积累的资本。这样的简单化描述无疑默认了市场会自动提供低廉而充足的粮食，以供城市工人消费。但是这个条件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来说，本国的农业并不总是能够解决本国的发展需要。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都使得农业人口不断减少，而居住于城市的非粮食生产者增加。这无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粮食需求。同时，资本主义的分工等级不仅在国内，同时也在国际展开，出现了“世界经济”。欧洲西部尤其是英国逐渐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工业，而其附属地如爱尔兰以及欧洲东部则首先沦为地位更不利的生活资料供应地，也就是所谓的“粮仓”。这一点在所谓前现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之前已经显出端倪，但是真正作为一个显著的国际市场现象，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
英国作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大国，就遇到过长期的粮食问题。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农业生产陷入停滞，这无疑制约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七00年到一八五0年这关键的一百多年里，英国的谷物产量每年只增长区区0.27%。这自然远远不够供应英国工业革命的需求。英国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候都还能略有粮食出口，而到了一八00年之后，就转为一个稳定的粮食进口国。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旧势力仍然还能以《谷物法》极大地限制英国的粮食进口以及整个世界粮食贸易的发展，那么到了一八四六年废除《谷物法》之后，英国资产阶级从整个世界购买便宜粮食，从此，现代的粮食体系就迅速成型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近半的小麦进口都来自德国和沙俄（包括乌克兰），美洲（主要是美国）贡献了另外三成。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新世界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而德国随着工业化的开展逐渐退出了粮食出口市场。到“一战”前的十几年，欧洲大陆唯一的主要粮食出口国就是沙俄，提供了英国大约15%的小麦进口，而美洲则提供了将近六成。
从《谷物法》废除到“一战”爆发这大半个世纪里所形成的国际粮食体系，是以主要工业国英国为进口中心而维持下来的。而这一体系的核心就在于有少数的工业国，依靠殖民地或者不发达地区的粮食出口维持本国的工业积累。这个局面在“一战”就被打破了。贸易的中断，以及俄国接下来发生的革命运动以及内战，都造成了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明确的世界粮食危机以及英国中心粮食体系的破灭。
這个时期开始接替沙俄粮仓地位的国家是美国。为了让欧洲免于革命，不仅在“一战”期间，而且在“一战”过后的重建时期，美国有意识地大量向欧洲输出粮食。当时的美国设立了专门的食品管理部门，其领导是后来的总统胡佛。胡佛宣称，美国的粮食出口就是要同时与饥荒和无政府（革命）进行战斗。美国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有其优越的资源基础，但最关键的还是其政府主动的干预政策。比如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节省粮食，动员民众参与各种节食运动，比如周一不吃肉、周三不吃麦，等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世界上首次运用大量补贴来管理农业生产。很快，美国就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剩余，出现了卖不动的状况，胡佛甚至开始把粮食卖给苏俄。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的美国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际粮食体系的雏形，那就是以少数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干预为基础，以部分国家和地区大量生产粮食剩余为中心，而体系中其他地方则吸收这样的粮食剩余。在“二战”后的相对稳定繁荣时期，这种美国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开始正式建立起来。不过与“一战”后不同的是，“一战”后的美国体系里面购买美国粮食的是欧洲国家，而“二战”后，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和欧洲重建计划让（非社会主义）欧洲逐渐复制了美国的补贴干预模式，从而使欧洲成为国际粮食体系里面的出口方。
如果不是欧洲，那么谁去买美国（以及欧洲）的剩余粮食呢？出于内外两方面因素，世界粮食的进口方逐渐变成了大量的曾经自给自足的第三世界国家。从国际因素来说，美国以及少数其他国家通过粮食补贴有了粮食剩余需要卖掉;从国内因素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独立之后，都有着迫切的工业化的要求。然而，正如之前所论述的，工业化、城市化必然会增加粮食需求，这种需求增长往往要超过本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在少数国家，比如中国，这种增长的粮食需求是靠严格的计划体制和城乡统筹来得到满足的，也就是把饭碗放在自己手里，但是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会有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和农村集体建设，没有领导革命胜利的共产党组织，想要“抄中国作业”非常困难。这些地方采取的办法往往就是用国际市场来解决问题，也就是大量进口看似价格低廉的美国粮食。
这当然是一种看起来成本很低的工业化方案，躲过了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这种国际粮食体系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早期实现了比较稳定的国际粮食价格。但是廉价的国际粮食对于第三世界的粮食生产来说也往往有毁灭性的影响，不利于培育自己的粮食生产，逐渐受制于国际粮食市场（以及美国）。这种不平衡也预示着体系的危机，因为少数国家的粮食出口并不总是能够满足整个世界的粮食需求，国际市场始终处于某种紧平衡之中。比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地区的净谷物进口翻了一番，而非洲的净谷物进口则增加了两倍，在这期间，美洲国家的净出口只增加了85%。
就在这种长期危机趋势还在发育的时候，一个“外来”因素在七十年代开始进入国际粮食体系，并带来了一次大的冲击。这个因素就是拥有曾经是“粮仓”的沙俄领土的苏联。苏联在这之前基本独立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但是就粮食来说，苏联基本上长期是一个出口方。比如在六十年代，苏联的净谷物出口跟整个非洲的进口差不多。然而这种局面在苏联开始着力提高居民的饮食消费水平之后迅速改变了。在社会主义福利社会的建设中，苏联人民开始靠拢西方式的肉蛋奶消费。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人均的热量摄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水平，而肉类的消费量超过了英国。这便要求国家把更多的粮食作为饲料，苏联在七十年代开始变为一个主要的粮食进口国，并迅速超过了非洲和东亚的进口量。曾经的粮仓似乎已经反转成了粮荒，这种发展路径对于现有的美国中心的粮食体系是一个新增的挑战，这个突发的冲击也在七十年代早期引发了二十世纪第二次，也是“二战”后的第一次主要国际粮食市场危机。
美国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在之后的二十年里随之做了调整。一方面，美国大幅度增加了食品出口，而且长期以来需要进口粮食的西欧也成功地学习美国，转型成为粮食出口地区，这种市场供给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苏联进入国际粮食体系所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苏联在九十年代初经历剧变，苏联领导层采用的“休克疗法”对社会和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打击。在随之而来的长期萧条之中，俄罗斯人民（以及大部分原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这也直接影响到这些地区的食品消费。以俄罗斯为例，苏联剧变之后，俄罗斯的谷物产量在很长时間里并没有增加多少，单纯是由于国内消费减少，俄罗斯得以在本世纪初期开始成为一个谷物出口国。
这两方面条件促成了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又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粮食市场时期。但是其危机趋势也在慢慢积累，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出于种种原因，美国越来越不能独力支撑起国际粮食体系了。比如说，在七十年代危机时期，美国一国的谷物出口就占了世界谷物市场的一半，在二十一世纪初，美国依然占有三成，但是这个比例仍然在缩小中。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国际粮食市场再次出现明显的不稳定状态，美国的谷物出口只占世界的不到五分之一。一旦没有一个中心力量来维持，这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现有国际粮食体系可以说已处在缓慢瓦解当中。这一点倒是与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各种国际秩序类似。
从根本上说，美国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是难以持续的。少数发达国家拥有粮食剩余，其他大部分国家由于廉价国际粮食而丧失了自己的饭碗，主要靠购买少数国家的粮食剩余而得以维持工业和城市。这种基于高度不平衡之上的市场平衡是颇为脆弱的，哪怕不谈刻意卡脖子的因素，第三世界逐步增长的粮食需求本来就很难依靠少数地方的粮食供给来稳定满足。更不用说，二十一世纪的北美和西欧都一度出现了减少粮食供应的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批的农业用地被用于生产生物燃料。这也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粮食市场危机的成因之一。
过去几十年的情况就是，老体系依然运行，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刚过去的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情况，那就是前苏联地区的再度崛起，在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粮食危机之后，俄乌两国在数年之内就将小麦出口翻了一番。这种出口的增长建立在国内产量的实足增长，而国内消费仍然不高的基础上。就在这短短数十年间，俄罗斯的小麦出口量已经赶上和超过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沙俄时期的“粮仓”之名。
从这样的趋势看，世界上会形成一个新的俄罗斯中心（或者俄乌中心）的粮食体系吗？哪怕抛开现在凸显的地缘政治不稳定性造成的危机，可能性也并不大。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建立在本国消费低的基础上，哪怕是到了近年，俄罗斯的本国谷物消费依然没有恢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一旦俄罗斯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哪怕是部分地恢复苏联后期的消费标准，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很可能会大幅度缩小。到那时，又有谁能来补救呢？而且，现有的石油农业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其生产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化石能源，且对环境有显著的破坏。从生态的角度来说，希望在少部分地区通过大量投入化石能源来规模集约生产以支撑整个国际粮食体系，也是不可行的。
那么，世界能否跳出粮仓与粮荒的周期变化，真正解决粮食问题呢？首先，技术的作用是有限的。粮食的生产无疑受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然而粮食问题却远远超出了技术层面。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技术本身不会解决粮食问题，不管是二十世纪的绿色革命，还是后来出现的各种新的生物技术，都是如此。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马尔萨斯的预言里。实际上，全球的粮食生产完全可以满足人类总体的需要，但是具体的国际生产和分配制度，使得这一点难以实现。
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近两百年来的国际粮食体系本身。大规模国际粮食贸易的出现，在历史上首先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而且粮食体系的出现和维持，又会强化这种不平衡。英国作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迫切需要从其他社会里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而由此出现的第一个国际粮食体系有效地支撑了英国以及其他部分国家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稳定资本积累。而到了美国主导的第二个国际粮食体系，低廉供应的美国粮食在“二战”后相当时期内促进了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资本积累，却又使得这些地方难以自己解决粮食问题，从而逐渐孕育新的危机。可以说，粮食体系是全球资本积累的重要制度，而粮食问题，则正是内生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长期危机趋势。
这并不是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取消粮食贸易，而是在于培育各个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自己掌握饭碗的能力，越是能够保护自己的农业和农民，就越是能够把饭碗放在自己手里，从而能够不被国际粮食体系所左右。这最起码要求，在这些地方，国家不能以短期的经济眼光来看待粮食生产、农业和农民，而是要将其作为整体发展的战略，把食物主权拿在手里。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好的典型，虽然也参与国际粮食贸易，但从总体上说，在漫长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成功地做到了独立于国际粮食体系之外。这是与新中国彻底的农村革命以及领导层长期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分不开的。如果中国在未来逐渐进入国际粮食体系，那么中国的饭碗恐怕就如大批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不稳当了。
民以食为天，天下同理，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条就是到二0三0年的时候消除饥饿，然而现在看起来希望渺茫。摆在世界—尤其是很多缺粮的不发达国家—面前的任务是迫切的。可以预想，随着美国霸权的衰退愈加明显，未来以美国为中心的各项世界秩序都不可避免地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也包括国际粮食体系。在过去粮食体系运作相对良好的时代，世界上也没能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比如就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二0一九年，世界上仍然有将近七亿人困于饥饿中。在世界局势更加不稳，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粮食体系运作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更多的饥饿，乃至饥荒，恐怕都会出现。能否在未来几十年走出一条新的道路，真正地让全人类免于饥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临的深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