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问题意识；问题构架；选题；上海环境史
选题与“问题意识”
或许可以这么试问从事国史研究的学生：你为什么选择了哲学社会科学，而不是理科或工科？为什么在哲学社会科学中选择历史学，而不是哲学、文学或其他学科？为什么在历史学中选择了国史，而不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或世界历史？为什么在国史中选择了经济史、社会史方向，而不是政治史？等等。这一连串问题本身就蕴含着选题与“问题意识”的密切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
如果给史学研究中的学术定位勾画一个选题坐标，横向为年代，纵向为领域，在不同“象限”中的交错定位就是研究者开垦的“家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研究选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纵向坐标大致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主要时期。横向坐标所涉及的领域则十分广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可纳入其中。在横向、纵向坐标的交汇点上，一个个学术方向的确立，一个个研究选题的孕育，都必定是与时代、社会、经济、家庭、教育、志向、兴趣等一系列偶然因素熔铸而成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一个个明确的问题。
然而，存在于研究生教育中的问题是：即便应试成绩优秀，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不是由研究生自身的学术蕲向和学术积累萌生的，或许是导师主动“批发”的选题，或许是导师被动相助一个选题，以致这部分研究生面对选题的第一步就一定程度地折损了“破题”的能动性，“问题意识”自然也就相应地打了折扣。如果换一个角度审视，研究生是带着有所领悟的选题并被导师认同，或者是导师顺应研究生的学术志趣共同讨论出的选题，相较之下，这类选题将很大程度地富有自主研究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应受到导师的鼓励和倡导。
就此，引申出关键问题：好作者、好选题、好论述、好著作所具备的“问题意识”，究竟从哪里来？如何辨识和解读？笔者以为，一流学者为什么能在学界独树一帜、口碑载道，其根底和大要在于其经历、学识、情致和抱负，铸就了投身于此的博大的学术关怀。缘此，才会孕育出探寻本源的“学术意识”，开创新领域、新方向的“问题意识”，追求学术建树的“问题意识”。
正是立足在这个基点上，可以说，“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是一致的，即没有学术关怀就没有“问题意识”，甚或说就没有闪烁着学术智慧和蕴含着学术品质的“问题意识”。所以，研究者们才会在自己所认定的领域里，兀兀穷年，孜孜矻矻地开掘、探索、追寻、发现、求解。这是其学术志趣、学术素养、学术能力和学术眼光决定的。简言之，只有深深地扎根于开垦的学术园地里，“问题意识”才会敏锐和饱满。
史料与“问题意识”
对广大青年学人尤其是硕士、博士研究生来说，如何在论文写作中提炼主题并加以阐释，并由此形成贯通的“问题意识”，这是一个现实且迫切的问题。笔者以为，研究人员在面对选题时能否形成可破解的“问题意识”，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
叙事篇章中的“问题意识”与“问题构架”
顾名思义，所谓“问题构架”，就是联系选题所汇集的史料，并针对所提问题的缘起、背景和内容，进行铺展、探究和解说，以至形成文本的章节构架。其逻辑的演进是从问题开始，通过答案的追寻和呈现，转化成有辨析、有见解的叙事篇章。以下通过笔者近年来以当代上海环境史写作的若干例证，探讨如何“追击性”地提问，如何在应答中建立叙事的构架。
与此同时，笔者还曾先后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发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研究》，于《史林》2021年第5期发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处理工业废渣问题研究》。同样也可通过笔者个人“解剖麻雀”的方式解构“问题意识”。
笔者“解剖”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想要通过这些例证将虚态的“问题意识”落到实态的“问题构架”中，即把握史料、读透史料、剖析史料，从中发现问题的构成和线索，以回答为引导，一层层地铺展出史料与思考融汇一体的篇章和叙事。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广大青年学人尤其是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共鸣，推动国史研究深入发展。
宏观视野中的“问题意识”与“问题构架”
当然，面对选题和史料，会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探究，但当这些具体问题和解答作为篇章结构串联起来，甚或作为同类“选题链”中“共性结论”的呈现，将打开一个更加综合的宏观视野，得到更为深刻的结论。例如，通过对当代上海环境史中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工业废渣处理的研究，就可见三个更重大的问题需要梳理和阐明：
其一，为什么上海城市的“三废”环境恶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
上海城市污染的“百年之债”滥觞于近代以降的工商业勃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工业生产总产值大规模增长，“一五”计划时期，上海的工业结构，按历史上形成的“纺、轻、重”顺序向“重、轻、纺”并举的方向发展。“二五”计划时期恰逢“大跃进”，明确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以钢铁工业为例，1958年，新建、扩建39个大项目；1960年，计划钢产量高达250万吨。这不仅造成资源浪费，经济亏损，更给业已脆弱的上海环境“最后一击”。
其二，为什么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城市环境会出现“有治理，难作为”？
1972年，中国出席了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与世界各国同台共议，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工作亦正式提上日程。上海发出了“向‘三废’开战”的号召，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烟囱除尘”现场会。1973年，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上海“列入全国搞好环境保护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但总体来看，此时的治理成效并不太好。曾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中国代表曲格平，针对当时的中国环境问题，做出了“有治理、难作为”的评说。
其三，为什么上海的环境污染治理在改革开放中换了“新天地”？
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环境问题因历史的欠债和工业生产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仍处于“边治理边排放”的状态中。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理念在中国应运而生。此源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行动议程》，中国政府做出履行该文件的庄严承诺。为此，上海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各方面工作稳中有进。上海苏州河经过综合整治，由昔日的黑臭河道变成了景观河道可谓明证。进入21世纪，上海抓住举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博会）的契机，以实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累计环保投入2250亿元以上。通过拆除污染源等重要举措，为城市大规模更新赢得了空间。这是改革开放的大势，赋予了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时运，推动其向“环境友好型”城市转型升级。
［作者简介］金大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