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最显性的结果，一是推翻了皇帝，二是剪掉了男子脑后的辫子。为了剪辫，光复后的各地军政府都一再发布告示。1912年3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专门颁布了《一律剪辫文》。所以，有人戏称这是一场“辫子革命”。
男子垂辫作为清代人的一大标志，辫子问题确也贯穿了整个清代。辛亥革命前夕卷起的那场剪辫风潮，也正是清王朝濒于覆亡的一种表现。
男子垂辫本为满族风俗
《满族风俗志》记：剃发垂辫是满族男子的发式，即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剃去颅前发，将颅后发编辫垂后。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许多民族都曾有编辫之俗，特别是通古斯语与阿尔泰诸族。《史记·西南夷传》记西南夷“皆编发”，肃慎、挹娄、鲜卑、柔然、室韦、乌洛侯、靺鞨等北方各族更是如此。《南史》记室韦“丈夫束发”，乌洛侯“其俗绳辫”，高昌男子“辫发垂于背”；《大金国志》载：女真男子“垂金环，留颅后发”，“辫发垂背”。满族之俗即源于此。
对游猎民族而言，这种发式有其实用价值，剃去颅前发，骑射腾跃疾驰时可免眼睛被遮掩；蓄颅后发编辫，露宿时可盘辫暖额枕头。更深刻的原因则源于萨满教的宗教意识。萨满教是通古斯语与阿尔泰诸族共同信奉的原始宗教，其天穹观认为天分九层，为天神阿布卡恩多力、日月星辰、风云雷电雨雪、动植物神、远古祖先及诸英雄神的居处，称金楼神堂。头发生于顶部，为人体的最高位，距天穹最近，被视为人的灵魂所在，极为重要。故女真或满族征战返师时，阵亡者尸身难于带回，必将发辫系上姓名、籍贯携归，公祭或发还家属祭祀后，隆重入棺安葬，称之“捎小辫”。
发辫既为这些民族男子的重要外部标式，自然也是美化装饰的重要部位。女真人系以“色丝”，满人于辫梢悬挂称为“坠脚”的饰物，行走时随辫摆动，非常美观。若以金银珠宝作墜脚则名“金八宝”，《红楼梦》里贾宝玉那根大辫，就是“从顶到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
梳辫发
辫子问题政治化
清军入关初期，虽命汉人薙发但并不严厉。《清史稿·世祖本纪》记：顺治二年攻克南京，六月丙辰（初五，即1645年6月28日），再度颁布《薙发令》，这才严厉起来，令谕“南中文武军民薙发，不从者治以军法”。同月，又颁令直隶各省薙发，令曰：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使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此令一下，一时腥风血雨，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官府命人荷担巡游，担前竖竿，悬布“奉旨薙发”，凡见蓄发者即剃之，抵抗者则杀之，悬头竿上示众。后来理发担上竖有一竿，据说即此制遗孑。顺治四年年底，又颁布《官民服饰制》，明令弃明制而易满装。发式服式从此上升为政治问题，成为清王朝实行高压统治的重要组成。曲阜孔门后裔孔文謤，时任知府，上奏要求据守孔子之礼制而不薙发不改装，招致严词斥责，虽“念圣裔，免死”，但著革职“永不叙用”。薙发改装，极大伤害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人民民族自尊心，尤以知识分子为甚。有识之士指出：此举，令“满汉相怼，永永无已”，实是清王朝的一大失着。
在薙发改装问题上，一个叫孙之獬的人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孙，山东淄川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由检讨至侍读，因案削职。顺治元年，曾斥家财组团练守淄川，对抗抗清义军，得山东巡抚方大猷奏报，招入朝中，授礼部侍郎。当时，汉官衣冠仍依明制，上朝时汉满大臣分班而立。这个孙之獬迎合新朝，率先薙发改装，但站班时汉官以其满装而不纳，满官又以其为汉人而不容。尴尬之下，他上疏称：“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此奏正合清王朝核心集团之意，催生了薙发改装之严令，孙也因此遭人痛恨。后来他招抚江西失当被弹劾免职，顺治十年谢迁起义时城破被杀，“闻者快之”；朝廷讨论对他追谥时，也被以已免官而罢。
剃头生意人
发辫去留的大辩论
十月初十奉天中学堂学生决定七天内剪辫
1910年，发辫去留竟引发了朝廷中的一场大辩论。是年八月间，外务部侍郎伍廷芳上疏请下诏允准官民剪辫。他的奏疏招来了一批守旧官员的竭力反对，其中一个专掌缮抄校对事的从九品小官—翰林院待诏在其《保存发辫折》中说得最妙，他说“发辫者，乃中国之国粹，亦全球上之特色”，“诚以祖宗之成法，不可轻言变更也。”剪去辫子，“非惟国粹亡，特色永失，无翘然特出之品以与各国挈长较短；窃恐尽学洋人，伊川野祭，其礼先亡，而缀绣山河将不复为我有矣。”他认为剪辫之倡，“必有外人从中煽惑，藉此用夷变夏，以遂其蚕食鲸吞之志。”他提出：“为排众议，保存国粹。倘再有以剪发入奏者，即以为外人作伥，按卖国议罪。”
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资政院就剪辫提案举行了讨论。资政院本是清王朝为预备立宪而设的中央级咨询机关，为日后成立上下议院的基础。议员定额200名，钦定民选各半，钦定由皇帝从王公亲贵、京师各部院七品以上官员、各地硕学鸿儒及纳税大户中遴选；民选从各省谘议局议员中产生。故议员多为体制内人士，又派了皇族溥伦、一品大员孙家鼐为总裁，所作决议也须“具奏请旨裁夺”后才有效，所以，完全是一个为朝廷帮衬的摆设性机构。可在是日的讨论中，绝大多数议员赞成剪辫，只是易服则从商务考虑而主张暂缓。其中牟琳、文龢、罗杰、陈懋鼎、易宗蘷、方还等要求最力。牟、罗指出：现今已有大批人剪了辫，朝廷并未禁止，实已默许，不如明诏允准，“以新天下耳目”。易、方等列数留辫于外交瞻观上不雅、机器作业时多危险、军人学生操练中多妨碍，又有害个人卫生，剪之“有百利而无一害”。会上虽有甘肃杨锡田等登台反对，其说词无非老调重弹，被大多数议员讥为“无可驳之价值”。经3小时40分钟辩论，大会进行投票表决，以白票为赞成、蓝票为反对，采取实名制投票，为示郑重，表决前还封闭了会场。是日出席136人，以102票赞成，28票反对，6票废票，通过剪辫决议。
值得一提的是：是日收票137张，多出一张。亏得采取实名制，很快核出有人署“汤鲁璠”之名投了一张赞成票。汤不仅那天未出席会议，更是举国皆知的反对剪辫者，显然有人捣乱。果然，宣布结果后，一个名叫顾栋臣的反对者提出：既多出一票，其中必有舞弊，表决结果不应承认。旋因绝大多数议员认为票数悬殊，一票无关大局，否决了该动议。
农工商部奏京师商务总会禀称：京师各行商会暨各省商众，以喧传剪发易服，力陈商业危迫，恳予维护等语。国家制服，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除军服、警服，因时制宜，系前经各衙门奏定遵行外，所有政界、学界以及各色人等，均应恪遵定制，不得轻听浮言，至滋误会。特此明白宣示，俾京内外周知，以靖人心而安生业。钦此！
对这份《上谕》的产生，奕劻做了不少小动作。前一天，载涛还与他“争议良久”。故载涛见到《上谕》“极为激愤”，即刻赶去质问奕劻。奕劻“极不承认有反对”剪辫之意，强辩地说：“此次谕旨，专为维持商业起见。虽未能允准剪发，亦未见不准剪发。且只对于服制而言，亦可见朝廷于剪发一节，有将默允之意。”实际上，恰因没有明言准许剪辫，各省无法操作，即于暗中否决了资政院的决议案。奕劻这个政治“老江湖”，自以为得计地认为已将此事敷衍了过去。
1911年12月1日沪军都督府劝令剪发辫告示
上海张园剪辫大会
然而，民众却不买奕劻们的账，尤是青年学生。据《春申日报》统计，至十二月（1911年1月），仅北京，法文学堂学生剪辫者十分之八，殖边学堂与交通传习所十分之七，财政与安徽学堂十分之六；连皇族亲贵子弟最集中的陆军贵胄学堂，竟也有150多名学生组织了剪发会，于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5日）全体剪辫，使该学堂200余人中，仅四五人还留着辫子。京外各省也是如此，以湖北为例，十二月六日（1911年1月6日），两湖师范10多名学生剪辫，次日星期日又有20多人剪去，周一归校后效法者更多。监督刘洪烈无力阻止，又恐遭责，急忙电告学台。学台赶来训责学生时，有学生抗声回答：“此乃我辈之自由，与官师无干。”学台无奈，归禀总督瑞瀓，瑞瀓听罢，也只不知可否地说了句“善为约束”而已。声势最大的则是上海，十二月十五日（1911年1月15日）在张园举行了剪辫大会。
《春申日报》上的漫画
大会气氛极其热烈，待剪者耸身上台，楼上楼下满场呐喊鼓掌，只听得剪刀响处，一声叫“好”，一阵掌声，一根长辫落下。当场上台剪辫者百余，合计各分处至5时已一千有余，而待剪者犹有数百。时有前来拍摄纪录片的，云“此实中国特有之事迹”，称将“运往外洋”，不知于今此片胶卷是否还存于世。
大会带动了上海民众剪辫热潮。次日，毛浩书局职工周丙坤等8人，一同剪辫。数日间，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前身）900多名学生中，300余人剪了辫；打铁浜中等商业学堂亦有60余人；中国体操学堂百余名学生中剪去者居半；六里桥浦东中小学堂、中国公学、复旦公学、南洋中学、民立中学、南市商团及各行各业都有许多人剪辫；江南制造局测绘员蒲有新等五六十人在张园大会上剪了辫，上班后同事也多相约剪辫。
不过，就全国而言，至武昌起义前，剪辫并没有普遍地展开。武昌起义后，各地相继光复，特别是随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清帝退位，中国男子才逐渐剪去了脑后的那根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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