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关于'汉字拉丁化'的争议再次出现，关于'汉字主要是象形文字,不利于培养抽象思维'，'汉字的书写、出版、电子输入,都不如拉丁字母''恢复汉字拉丁化进程'的言论活跃在互联网空间的边角。
要回答'汉字拉丁化改革为何不成功'这个问题，还得还归渊薮，从三个阶段来看它的缘起、发展和流变。明确了历史来龙，才能分辨，为何发展去脉告诉我们：汉字拉丁化，终究是死路一条。
用拉丁字母印刷的《大众报》
汉字拉丁化，是晚明'西学东渐'思潮下的必然产物。它的肇始，是指以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是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了学习汉字和传教（影响中国皇帝、官僚阶层）的需要，开始系统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这可以理解为是'汉字拉丁化'的第一阶段：肇始-辅助。
晚明以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方便东西方文化交流，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迭经金尼阁、威妥玛等人的完善，从而诱发了汉字（字）简化的新思路——拉丁化。1605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的《西字奇迹》具有开创性的系统化意义。
《西字奇迹》书影
《西儒耳目资》书影
《语言自迩集》书影
第二阶段，则是指近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至1949年建国前）基于彻底改变汉字字形，而代之以拉丁字母的拼音方式使用汉字，书写汉字。这是'汉字拉丁化'的第二阶段：革命-代替。
其中支持者、参与者不乏近代以来于文化界振聋发聩的人物。谭嗣同曾在其名篇《仁学》中呼吁'尽改象形文字为谐声'。而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都发表过赞成推行拼音文字的意见。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汉字拉丁化'也被维新仁人时常语及。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守旧势力的复辟也暂时中止了'汉字拉丁化'的讨论。
清室既屋，民国肇兴，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刘半农、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再次祭起'汉字拉丁化'的大旗，指出汉字是'带病的遗产'，疾呼'只有汉字拉丁化一条路可走了！'——
1922年8月，蔡元培在《国语月刊》第七期《汉字改革说》中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钱玄同也紧随其后，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发表《汉字革命》，信誓旦旦：'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
1935年12月，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表示支持汉字拉丁化运动。'字非罪而天下罪之'的窘况折射了当时思想界急于有所突破而处处寻不得终南捷径的愤懑和无奈。
鲁迅先生是支持'汉字拉丁化'改革的旗手之一
1930年春，《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署名瞿维托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
当时，在国内多数地方，实行的依旧是国民政府的拉丁化方案。形象来说，国民政府搞了两件大事：第一个是旨在取消文言文表达的白话文运动，第二个就是旨在规范发音的国语运动，其中，第二项运动对汉字拉丁化起着极强的推动作用。当时官方机构有读音统一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还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民间团体叫国语研究会。
第三阶段，则是指1949年建国后，以最终实现'汉字拼音化'为改革目标，采取渐进态，借鉴近代以来拉丁字母拼音汉字的方式，注音汉字，拼写汉字，直至将拼音最终取代汉字的文字改革。但这场改革最后以折中的方式收场。这是'汉字拉丁化'的第三阶段：渐变-辅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继而引发建国后全民三十余年向汉字拼音化（以拉丁字母拼写音标）极力迈进的态势。1955年10月15日，北京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通过拉丁字母式的《汉字拼音方案》。该方案在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汉字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自此以后，汉字拼音与汉字平起平坐，渐有取代之势。
1950年3月16日《宁波人报》转载的《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
1986年1月，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做了一份报告，报告完全没有提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意味着，此时中央政府已放弃了'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拼音化向着'拼音作为拼写注音工具，从属于汉字'的方向发展，'汉字拉丁化'在官方已然尘埃落定，不再讨论。
1955年10月15日，北京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通过拉丁字母式的《汉字拼音方案》。
建国后与推广汉字拼音方案同时的，是汉字的多次简化。
'汉字拉丁化'改革并不应该被简单地认为是一场闹剧。它的产生、发展、高潮、回落、弱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过程。
从明末的发轫来看，当时东方文明以主动态势迎接西方文明的进入，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文明传播者设计出一套基于母语（字）识别汉字的系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它的产生有着'西学东渐'背景下极大的工具价值和传播意义，可以说，没有拉丁字母对汉字的注音，东方就不会有《几何原本》，而西方也不会有《天工开物》。
近代以来的中国迭遭险阻，文化列车脱离了既有轨道，汉字（字）承载了太多关乎旧道德、旧思想的罪过。所谓文不能表其意——正在转脸面向西方文明的国人对动辄子曰诗云的痛恨转嫁给了文言。字不能通其神——对以拼音文字背后西方文明的艳羡变态为对自身既有文字形态的仇视。
当然，对于当时大部分学者支持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改革思想，并不能简单归之于'痛恨'和'艳羡'，一个客观事实是——近代中国的识字率实在过于低下。
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学堂教育起步较晚。
在19世纪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大约为20%，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人口识字率都低于这一比例。如20世纪初湖北省人口的平均识字率只有16%。若仅就农村人口的识字率而言，其比例则更低。（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字动辄千余字，每字笔画不知凡几，且'同字不同音'的情况更是让人颇为挠头。而拉丁字母不过26-31个字母，入门较汉字简单易记，且每个字母辅以音节，便于拼写，'会说即会写'，这对有志于提高识字率，进而大范围开启民智，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一代学人而言有着怎样的诱惑力？进一步而言，拉丁化后的'汉字'在表象上将给予西方世界以开放的、力图亲近的姿态，而于实质也将极大地缩短东西方的文化认识距离——西方可以通过便于识别的字母文字了解和认知中国。
这个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这依旧无法挽救近代'汉字拉丁化'改革必然走向失败的局面。
在近代，汉字不可拉丁化受制于两大因素：
一为近代缺乏全国人民普遍使用的'官话'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汉字拉丁化改革，其实质有意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有'官话'，却无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教育。方言杂处的中国社会是依靠统一的文字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信息交互处理的，用拉丁字母标音，固然可以'官话'为样本，但在官话并不普及，甚至'官话'被作为特权阶级的一种专属语言的近代，这样的简单处理在操作上不仅需要耗费极大的社会成本——因为依照当时的政治现状和社会经济水平，需要至少一个统一政府和三代人的努力推广全国'官话'。同时，这也是不尊重当时中国现状的——对方言的历史流变、地理分布和语音分类等研究至今仍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拉丁化的必然前提是'以音定字'，读音尚不能统一，又怎可轻谈拉丁化呢？
二为近代缺乏系统明确的白话文语法规范标准。退一步而言，假使官话已经成为标准，但依旧存在第二个问题——对于尚处于文白夹杂，且所谓白话多半是古白话的近代，是否已经有条件形成全国范围内的'白话文'语法规范？一个成型的拉丁化'汉字系统'不仅依托于统一的读音规范，也同样依托于成型的文字使用规范，也就是语法。我们知道，现代汉字中主、谓、宾、定、状、补的使用规则与古白话的使用规则相差甚远，与文言文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拉丁化的'汉字系统'不仅要疲于应付尚不能统一的语法规范，更要建立起一整套汉字文、白、拉丁字母三类对照系统，这不仅仅是工作量的问题，即便是穷极数位语言学家一生的智慧也未必能建立起这套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文字系统，需知，这样的一套系统是否为使用了四千年汉字的中国人所普遍接受，是另一个可怕而难以操作的命题。
于是，新的问题来了：如今的中国为何不能实现'汉字拉丁化'？
汉字（字）不可拉丁化不仅仅受制于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历史性因素，更依赖于汉字（字）本身迥异于拉丁文字的诸多特性。
在对汉字（字）的研究中，从修辞学角度来看，'文体、风格、技法'的运用与汉字（字）本身的音、形、义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被赋予了民族特质的汉字修辞也展现出唯有汉字才能予以表现的魅力。
近代以来，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主张的三美原则：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虽是汲取西方文化、诗歌的特点，然而却是绝对地建立在传统汉字言文学基础之上，我以为，此三美恰可以概括汉字（字）在修辞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音乐美，这里所说的音乐，其实就是音韵。汉字和拉丁语系（此以英语为例）语言最大的不同在与汉字是象形文字衍生而来，形、音、意三者紧密结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线电视，无限空间'，且不谈对仗形成的对比效果，单说'线'与'限'，音同，意不同的对应，加之'双关'手法的运用，'运用夸张手法提高交际兴趣'的同时，更'进行了幽默的表述，'简洁自然，而又引人遐想无数。
再看古典诗歌中的音乐美则更为突出，这不仅表现在平仄的搭配和结尾的押韵，也表现在音节的完全对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音节完全对称，在音乐上形成一种整齐的美感，而且，平仄的搭配完全符合诗句所表达意义的要求，恰似悠扬的小调一曲，悠扬婉转，引听着遐想无数。
而英语诗歌的节奏主要是靠'节奏和音韵两个语音手段'，节奏是通过'话语中重读音节(stressedsyllables)和非重读音节(unstressedsyllables)的模式，单词声调的抑扬顿挫构成语流的跌宕起伏。'传达其特殊的艺术效果。而音韵则是通过'重音和节拍的交替变换,使词语结构产生某种音乐般的快感'。
不可否认，英文中也存在音乐美，然而，汉字语言中的音乐符合其民族特征，表现出回环、婉转、空灵等特点。如果说英文中的音乐美是跌宕起伏的交响乐章，那么汉字中的音韵则是悠扬的小调，如潺潺流水，婉婉道来，回味无穷。两种差异也体现了民族的特色，汉字言更趋向于中庸、平和，因而其音韵并没有显现特殊的抑扬变化，音调上基本趋于平直化，却也于细微之中品真谛。
其二是建筑美。如果说汉字修辞中的比喻、夸张等手法，英语修辞中都可找到勉强的替代品，那么整齐的建筑美则是汉字的'独家卖点'。
'均衡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人甚至提出，汉字修辞是对偶的修辞。'而对偶的一大特征就是字数的对称，这就形成了汉字言所特有的整齐的建筑美。
而英语'只能做到意义的大致对偶，很难做到视觉和听觉形式上的真正的完全对偶。'（徐鹏：《修辞和语用——汉英修辞手段语用对比研究》）这就不免要牵扯到另一个话题——方块字，正是汉字中的方块字给予汉字更大的空间，形式外表上一模一样的一个个方块字，其内涵却可各具特色，从这个角度说，方块字为整齐的建筑美开辟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其三，色彩美。这里所说的色彩，应用到汉字和拉丁语系语言的对比，更多的指感情色彩变化的搭配。众所周知，汉字注重形容词而英语注重名词，这就决定了汉字比英语更易渲染出感情色彩。
首先，汉字的色彩美表现在感情色彩变化多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凝练明确的反问勾勒恢宏壮阔的途径；'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杂诗》）'，没有明确答案的拟问'帮助读者展开想象，引起共鸣'；'看姹紫嫣红，好不热闹'，口语化的反语，轻松自如地道出说话者新生……而音形意结合，让人自然地感受着或浓烈，或委婉的感情色彩变化。
其次，除却浓烈的感情色彩变化，汉字还有一层模糊的色泽，如'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孟子·离娄下）'、'三寸不烂之舌'、'九死一生'……这些模糊数词为汉字言增添了可扩展性，这是英文的three无法具备的。而且，'三'、'九'等数字在汉文化中也有其特殊意味，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三'就是指天、地、人，它的含义当然十分广大。三又'生万物'，所以，'三'自然可以泛指'多次'。
作家夏衍在晚年曾对'汉字拉丁化'改革的激进举措有过反思。他在《懒寻旧梦录》中这样直白地说道：'我的想法很简单，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四千年文字记录的文明古国，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类书、传奇、小说，古籍浩如烟海，废止了汉字以后，试问如何对待这笔精神遗产能把他们都译成拉丁拼音么'
这样的质问在'汉字拉丁化'的改革思考中屡见不鲜，也成为了多数人不愿'汉字拉丁化'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理由——如果为了迎接一个民族的未来而割断它的过去，这样的赔本生意后代子孙如何做得呢？
实事求是而言，当今社会不能将'汉字拉丁化'完全否定。这是有着比较深刻的时代原因的。
因此，走向世界的汉字（字），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学理分析，需要的是尊重历史的诚实态度，需要的是各美其美的文化信心，而不是脱胎换骨、趋炎附势、缺乏可操作基础的'拉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