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跟主席到莫斯科去，那一天读这个多快好省的社论稿，胡乔木读一段，主席讲一段。我回来搞预算就积极一点了，1958年的预算，原来是321亿，回来积极了一下，积极了9亿，搞了330亿。
“大跃进”开始后，李先念认为自己有必要到基层去，了解真实的情况。1958年4月，李先念前往河南考察，他看到一个工人背来一麻袋钢铁，就走过去敲了敲说：“这不是钢铁，什么也不能造。”李先念进一步了解到，炼出这种钢铁的原因，是土高炉的温度达不到，他还注意到，干部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
这年9月，李先念又来到湖北考察，他发现全省的日用百货供应普遍紧张，连肥皂、菜刀也买不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见到李先念的第一句话就说：“钢铁元帅升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我们这里万马都躺倒了。”
经过大量的调研，李先念终于意识到了“大跃进”存在的问题，他坚决要求“纠左”。1959年4月14日，李先念在商业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说：
“大跃进”的经验是不够成熟的。我们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要快到什么程度，要经过实践证明。“大跃进”中，我们热的多，冷的少，虚的多，实的少，“大跃进”中有唯心论。“大跃进”“跃”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经验还不成熟，可能会爬到一定程度又掉下来，掉成“马鞍形”。
1959年7月，中央为了进一步纠“左”，决定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先念去庐山前，专门去苏州看望正在那里休养的陈云。陈云很不满意“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在谈到煤炭生产只顾采煤、不管掘进的错误做法时，陈云说：“只采不掘，就会天下大乱！”这两位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如何克服已出现的经济困难深感忧虑。
庐山会议期间，参会人员白天开会讨论，晚上看戏、跳舞。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所以人们把前期的会议戏称为“神仙会”。但李先念的心情并不轻松，他仍在想着怎样解决好粮食购销、克服财政赤字、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等问题。
当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他曾问过李先念：“对我的信有什么看法？”
李先念明确地回答说：“赞同彭总的意见。”
7月20日，李先念在小组会上发言时，也明确地表示了支持彭德怀的态度，他说：“办食堂存在很浪费粮食的现象，办人民公社步子太快了，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水平估计过高了。”
正是因为李先念讲了实话，所以他成为了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有一天，毛泽东专门找李先念谈话，他一进门，毛泽东就开玩笑说：“杞国人来了。”然后又问他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
李先念说：“主席，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
毛泽东听后非常吃惊，于是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情况，李先念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李先念开始放下包袱，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他主要采取了4条紧急措施：
一是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李先念提议成立了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李先念还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发，调运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接济东北秋粮收获前的市场供应，调运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帮助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
二是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确保城乡居民的基本口粮供应。李先念提出压缩城乡居民口粮标准，这是当时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能保障城乡广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
三是从国外进口粮食。在李先念的建议下，从1961年到1965年，我国年平均净进口粮食84亿斤，这对于解决当时全国人民吃饭问题，保证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四是减少城镇人口。1961年5月，李先念建议减少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
经过李先念的努力，人民的吃饭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这也为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