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为什么没有像小麦、水稻一样成为现代人主粮？
答：在现代人的餐桌上，“黍”已经十分稀罕，但在古代各类典籍甚至诗词里，“黍”却曾是标准的“熟脸”。唐人孟浩然那一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叫多少后人暖心了上千年。而在诞生于周代的《诗经》里，总共只有百次提到农业作物，“黍”竟出现了21次。在三千年前中国人的“食谱”里，标准的重量级地位。
“黍”，又称黄米，在中国本土的农作物里，它是响当当的“老资格”。比如中国境内东至黑龙江西至新疆的各类石器时代遗址里，都能发现“种黍”的遗迹。其在中国本土的栽培史，保守估计八千年以上。中国传统的农业“五谷”里，“黍”曾长期位居第一位，商周时代的餐桌甚至宴会上，“黍”更是主角，不止用来做主食，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诗经》里的名句“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足以见证其在农作物里的“一哥”地位。
也同样是在“黍”失去“一哥地位”的春秋战国年间，虽然中国农作物里的“一哥”变成了粟，但另一位农作物里的“年轻人”也正后来居上——小麦。虽然在距今3800年的新疆孔雀河古墓沟遗址里，就发现了小麦的遗迹。但中国人种小麦的历史，还是要比西亚国家短得多。小麦起初被称为“来”。直到战国年间，小麦还只是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以及河北东南部等地，就连“种粮大户”关中平原，直到汉武帝时还“关中俗不好种麦”。
也同样得益于古代中国强大的耕作技术，“年轻”且“外来”的小麦，也不停克服着水土不服的毛病：中国北方各类先进的灌溉工程，各新型麦种不断涌现，“耧车”“铁犁”等新农具的应用，以及“区田法”等先进耕作的推广，都给小麦产量打了强心针。汉代时，中国小麦的亩产量已经突破了120市斤，是13世纪英国小麦亩产量的近三倍，更高于汉代农作物“一哥”粟。“俗不好种麦”的关中等地区，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大量种麦。
但“水土不服”的难题都解决了，这些难事还是事儿？也正是从唐朝年间起，中国小麦的收割技术和加工储藏技术，也是高速发展。唐代时就有了长镰刀“麦钐”，一把麦钐的收割效率“功过累倍”，宋元年间又出现了“麦绰”“麦笼”，收割效率更比唐朝以前提高了十倍。直接解决了“大规模种植”的瓶颈。“水磨”“石磨”等新型粮食加工器械的普及，叫“小麦变面粉”速度加快，“伏天曝晒”“药物防虫”等新方法，也大量应用。
如此一来，从唐朝中后期起，中国小麦的种植，那是彻底解了锁。宋代的小麦种植不但遍及北方，还在南方大规模推广。就连公认先前不适合种麦的广东，都获得了小麦丰收。湖广四川淮南等地都是大面积种麦。到了明清年间，小麦的种植更遍及了南北各省，以《天工开物》的总结说，当时老百姓的饮食已是“小麦居半”。曾经“粟”“黍”身后低调的小麦，这时已华丽转身，成为中国人的主粮。
看过这样的突破，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时代，会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又一高峰。为什么棉花甘蔗桐树漆树茶叶桑麻等昔日昂贵的经济作物，会在明清年间大量普及种植。正是这高速增长的农业产量，给经济作物的增收提供了空间，更给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搭起了平台。那如“银泵”般一度赚世界钱的繁荣产业，背后的“无名英雄”，正是小麦等农作物。
甚至何止是明清，如果纵观从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年历史，就知那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岁月，也同样是小麦的“逆袭一哥”史。中国历史上的多少“盛世”“中兴”，也正是小麦等农作物在助力。看懂小麦，也就看懂了中华民族开阔学习的眼界胸襟，以及孜孜进取的力量。一株小麦背后，恰是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动力源泉！
参考资料：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农业科技史话》、张显清《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芦宁《先秦两汉黄河流域粟与小麦地位变化研究》、夏奇梅《麦类作物的起源及在南北朝之前的栽培》、曾雄生《论小麦在古代中国的扩张》
原标题：《黍为什么没有像小麦、水稻一样成为现代人主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