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这句话，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在这岁月长河中，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物一直供养着全世界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人口。这一重要事实赋予了中国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号——农业大国。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农业大国，靠的不仅仅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有自古以来不断进步，且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农业科技。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数十年来研习中国农业史。在他看来，农业史事实上就是中国这片土地的历史。自从一万年前，种植业、畜牧业随新石器革命诞生以来，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发展出了高水平的农业科学技术。在中国，农学与政治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映了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和宇宙观。
农学为我国古代四大学科之首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曾雄生引述《吕氏春秋》中的这句话，表明农业即“稼”，在古人眼中是天、地、人之间的桥梁。
曾雄生注意到，《史记·夏本纪》对于大禹治水的记载中有一句为“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意思是大禹命令伯益向大众分发水稻种子，种植在低洼湿润的地方。这个细节表明先商时期中国已有农业知识与技术的传播行为。
秦国能统一六国离不开农学的领先。曾雄生表示，秦国的农业是各国当中最发达的，它的农学也很发达。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上农》等4篇就是现存最早的农学论文。
《说文解字》中记载：“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按照先秦的贵族谱系，秦国公族的祖先正是接到大禹命令负责传播水稻技术的伯益，而“秦地宜禾”表明秦国的土地恰好适合种植水稻和粟等粮食作物。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秦国成为了农业强国，最终完成了统一六国的霸业。
除了史料记载，宏观数据也表明古代中国农学水平先进，对世界贡献巨大。曾雄生表示，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按照学界的统计，全世界栽培的作物种数在600种到1000种之间，其中起源于中国的超过20%。
中国农业养活了数量庞大的人口，不仅如此，“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孕育了灿烂的中华科技文明。”曾雄生强调。
在构成中国古代科技支柱的同时，中国农学也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水稻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蚕丝是高级衣料，大豆牵动着世界经济格局，源自中国的曲面犁壁和耧车是18世纪欧洲农业革命的重要基础……无数案例表明，中国的农学源自中国的农业知识、农业技术，都有着世界性的贡献。”曾雄生说。
农业实践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在现代农业生产当中，生态环境保护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的先民在成千上万年的农业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去处理农业与环境的关系。”曾雄生说，“例如用地养地的绿肥种植、选种育种一穗传、稻田灌溉的水温调节、接力追肥的看苗施肥、田间管理的晒田烤田、植物保护的以虫治虫等。”
古人还注意到要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进行杂种、兼种和扩种。对于不同的土地类型，古人会选择不同的作物组合。凭借这种方式，我国传统农业不仅提高了产出，节约了民力，还保护了生态和物种的多样性。
此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通过改变耕作制度，实行多熟种植、种植与养殖结合等手段来深层次利用土地。例如桑间种豆，稻田养鱼、养鸭等举措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兼有除草、灭虫和肥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古人还发展出了循环农业模式。
“传统农业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和实践是我们现代人处理农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份宝藏。”曾雄生评价说。
农学在交流互鉴中发展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农业起源地。各地区农业文明的交流互鉴，科学技术的相互传播从古至今始终在发生。曾雄生表示，农业文明是开放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农业进步都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
在古代中国为世界提供大量农学成果的同时，中国也从世界各地引入了大量的作物、农学知识和技术。大约五千年前，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我国，成为在中国仅次于水稻的主要粮食作物。从汉代到唐代，大量果蔬和畜禽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宋代引种推广的占城稻和宋元之交推广的棉花，明清传入的辣椒、玉米、番茄和马铃薯，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风俗文化。
“交流互鉴是农业文明与生俱来的特征。交流的意义是强化自我、完善自我。农业交流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选择过程，例如中国传统农业以谷物栽培为主，因此对中国农业影响最大的外来物种都是植物。但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居民膳食营养水平的提高，我国越来越注重畜牧领域的交流，这是农业交流能动性的体现。”曾雄生说。
“中国农业有着辉煌的历史。‘走出去’‘请进来’的情况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少见。在未来，我国的农业和农学仍将在交流互鉴中发展，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曾雄生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