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大约7000年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当时中原地区可能已出现规模化养猪。
商、周时代养猪技术型性革新是猪的阉割手术，《易经》记载：“豶豕之牙吉”，即阉割了的猪性子就会变得驯顺，虽有犀利的牙也不足为害。《礼记》上说：“豕曰刚鬣，豚日腯肥”，即未阉割的猪皮厚毛粗，叫“豕”，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圆，叫“豚”。阉割术这是养猪史上的一件大事，表明古代人对于猪睾丸的功能和生理作用有了突破性认知。而后阉割技术广泛流传于古代民间，深受农民的欢迎。
原始养猪业不同于现代，以放牧为主。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有“牧豕人”，即放猪者，古代粮食比较匮乏，但荒地多，适合放牧猪这种杂食动物。另古代养猪并非全部阉割，未阉割的猪味道较大，只有底层农民才会经常食用。到宋代苏东坡对猪肉做法进行了改良，加入作料经久炖而成东坡肉，成为一绝才被广泛接受。
古代养猪业伴随着农业生产而发达起来，不仅为了食肉，也为积肥。汉代人们对肥料与土壤的关系已有相当的认识。经对汉墓出土的陶猪圈的考证，证明某些地区已出现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养殖方式。为了积肥，设计了各种形式的猪圈：独立式猪圈、与厕所相连的连茅圈以及与作坊相连的猪圈等。汉代在猪种选育方面也有相当发展，方以智所著《物理小识》中提到“短项无柔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说明当时已掌握了猪机能与形态的关系，对猪种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魏晋南北朝以后，群众养猪的经验日益积累，并用文字记载下来。北魏的《齐民要术》中载有：“圈不厌小，圈小肥疾；处不厌秽，泥秽得避暑。春夏草生，随时放牧，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畜待穹冬春初。”说明当时人们已注意到放牧与舍饲的结合、因季节而实行不同的饲养方式、利用放牧节约饲料等重要观念。
隋、唐以来，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养猪已成为农民增加收益的一种重要手段。《朝野佥载》中载：“唐洪州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即古代养猪专业户。又据《新唐书·卢杞传》记载当时官办养猪场数目有数千头，可见唐代我国养猪业的规模。
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对人们饲养以及猪肉的质量提出较高的要求。苏东坡游历民间，因此尝过各地的猪肉，“熳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是东坡肉做法最真实的写照。《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末年京都开封每天从南薰门赶进猪只的情况：“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头者。”说明当时城市发展对猪肉的需求程度和宋代养猪业发展的情况。
明代时，养猪业曾遭受一次浩劫。因为明代皇帝姓朱，与猪同音，正德十四年曾有旨禁止养猪，违者充军。次日，远近尽杀，减价贱售，小猪埋弃，一时骇异。《万安县志》记载：“正德中，禁天下畜猪，一时埋弃俱尽。陈氏穴地养之，遂传其种。”任何艰险都阻止不了劳动人民养猪的传统，陈氏穴地养猪的事例，正是劳动人民为了保存猪种，与统治者进行斗争的案例，这才继承与发展了养猪业。《本草纲目·兽部·豕》中讲道：“猪天下畜之而各有不同：生青、充、徐、淮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辽东者头白；生豫州者口皋短；生江南者耳小，谓之江猪；生岭南者白而极肥。”生动的描绘了我国各地丰富的猪种资源及特点。
清代在鸦片战争前，养猪业是比较发达的。全国各府志中，都把猪作为“物产”，而且对一些特产名贵猪种记载得更为详尽。值得提出的是十八世纪，中国猪被引入到英国，与当地约克郡和巴克郡土猪进行杂交而育成了世界闻名的大约克夏和巴克夏猪，后又被美国引去，与当地猪交配而育成了波中猪和彻斯特白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养猪业持续下滑，战争、灾害和疾病流行，养猪业呈现一片衰落的景象。后来经过不断努力，慢慢又恢复了繁荣的养猪业。
总之，正因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才有了现代养猪事业的蓬勃发展。吃水不忘挖井人，通过了解更多古代养猪知识，也一定可以在日常研究中给予我们新的思路，在猪身上发掘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