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距离杭州约120公里的浙江省浦江县，蓝天白云下，稻田环绕间，上山遗址迎来一个重要发现。
“证据确凿，结论高度创新。”国际审稿人评价说，这项研究深入探讨了水稻在中国的漫长演化历史，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农业起源格局的认识，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东亚水稻起源最全面的论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上山遗址。上山遗址中心张国萍供图
缺失的证据链
水稻是全球半数人口的主食。但人类最早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种水稻、吃稻米，开始农业起源？
过去一个多世纪来，这个问题一直充满争议。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阿萨姆和云南起源说，各类假说纷纷扰扰。
直到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浦江上山遗址以及长江中下游诸多遗址水稻考古证据的发现，才让国际学术界开始认同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是世界水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但直到21世纪初，学术界认可的农业起源地是中南美洲和西亚，不包括东亚。”论文共同第一兼通讯作者吕厚远对《中国科学报》说，“水稻栽培和驯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至今，中国一些大学的教材里还在讲水稻是印度起源的。”
国际上，中南美洲和西亚分别被认为是玉米和小麦驯化地。东亚稻作农业起源缘何不被认可呢？
其关键问题是，缺少化石证据。
传统观点认为，距今2.65万至1.9万年前的末次盛冰期因为温度降低，在长江中下游是没有野生稻分布的。“如果没有野生稻，驯化从哪儿来？”吕厚远说，“由于东亚地区的水热气候条件，植物死亡后埋藏在地层中的有机质很容易腐烂，难以在上万年的演化中保存下来，这使得我国缺少8000~1万年以前的从野生稻到驯化稻的鉴定方法和证据。”
那么，是否存在可长期保存的水稻鉴定指标？能否找到长江流域末次盛冰期野生稻的证据？可否揭示人类驯化野生稻的过程回答其中潜在的机制？
20多年来，吕厚远和团队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他们的办法是用“植硅体”微化石。“植硅体是充填在高等植物细胞组织中的二氧化硅颗粒，它数量多、分布广，1克叶子中能够产生几万粒；而且二氧化硅跟玻璃一样能够保存很久，不管是被动物吃掉排泄还是遇火焚烧，都能在土壤中沉淀下来。”论文第一兼通讯作者张健平向《中国科学报》解释说。
更关键的是，吕厚远表示，像人的“指纹”一样，不同植物的植硅体有着不同的形态特点。比如水稻植硅体是带有鱼鳞状纹的扇型、竹子是长鞍型、芦苇是盾型……
吕厚远和团队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就开始研究植硅体，在中国可谓“一枝独秀”。他们跑遍全国东南西北，不仅采集了不同气候带的表土土壤样品，分析不同植被带植硅体组合特征和分布规律，还采集了数千种植物样品，请植物学家帮助鉴定后，进行植硅体分析，并画了成套的现代植硅体的素描图，做成了图版，出版了植硅体研究专著，做成了许多套显微镜片子，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国内外的学生前来学习。
这套技术在我国多个遗址的考古工作中都展示出非凡的战绩，如鉴定出我国青海“东方庞贝”喇家遗址的“面条”是由黍粟制作的，河北武安磁山考古遗址植物遗存为黍（黄米）。这套农作物植硅体鉴定方法还被写入欧美多所大学教科书。
然而，由于野生稻和驯化稻的植硅体属于“同类”，要鉴定出它们的演化差异却是难上加难。
浙江下汤遗址，吕厚远（右一）等在听考古专家讲剖面。上山文化分布在浙江省，下汤遗址属于上山文化。地质地球所供图
建立“新标准”
早在1998年，吕厚远在分析东海大陆架钻孔样品时，就发现在1.3万多年前的地层中有水稻植硅体。根据当时有限的现代野生稻、驯化稻样品的分析，他发现驯化稻植硅体中的“鱼鳞纹”通常大于等于9个，而野生到中则多数少于9个。但当时的技术和有限的化石数量很难回答野生稻动何时开始驯化的问题。
如何找到更早的野生稻的证据，区分野生稻与驯化稻的差别，并建立一套国际认可的指标呢？
“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和许多单位合作，获得野生稻的样品，在我曾经负责的中国科学院的‘碳专项’项目中，有武汉植物园等植物专业的团队参加，提供了难得的获得样品的机会。”吕厚远说。
研究团队不仅采集了野外不同年代地层中的土壤，带到实验室通过化学溶液处理等方法把植硅体分离出来进行鉴定；还从海南、江西等地采集很多现在的野生稻植物、土壤进行分析，并化身“农民”，通过大棚实验培植野生稻，排除驯化基因，然后一个个叶片进行鉴定，取得了大量的可重复检验的数据。
为了确保测年的准确性，这项研究的测年由国内外4个实验室共同参与，相互验证。“光释光测年主要测沉积物埋藏的年代，使用了小测片、单颗粒的方法，结合年代模型解决了地层扰动的问题。结合植硅体碳14测年。两种测年方法可以相互支持，来证明年代的可靠性。”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山东临沂大学教授于禄鹏介绍。
一系列的跨学科研究表明，上山文化遗址记录了东亚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连续过程，野生稻早在约10万年前就在这里生长，约2.4万年前的气候寒冷期开始作为采集资源被人类初步利用，约1.3万年前开始了野生稻驯化前的栽培，最终在约1.1万年前实现驯化，标志着东亚稻作农业的起源。
上山文化遗址发现的水稻壳的植硅体（前三排是不同鱼鳞纹数量的扇型植硅体）。地质地球所供图
就像“开盲盒”
“上山文化申遗最重要的内核就是稻作起源，新研究为上山文化作为稻作农业起源地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关键性的科学依据，将有助于当地申遗工作的推进。”论文共同通讯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表示，
不过，张健平坦言，最甜的还是成果被接受的时候，“获得了国际专家的认可，感觉自己的工作是值得的，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新的研究计划正在酝酿，吕厚远表示，关于水稻驯化和起源问题的仍有许多谜题待回答，例如是什么基因在控制水稻鱼鳞纹的变化？多年生的普通野生稻是如何转变为一年生、通过种子繁殖的野生稻？水稻的起源是一次还是多次？是单点驯化还是多点驯化？驯化过程是迅速完成的还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他希望进一步开展跨学科研究，探索上山文化与其他地区例如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等在地质环境上的差异，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
上山遗址公园。上山遗址中心张国萍供图供图
研究团队在上山遗址（左三为张健平、左四为吕厚远）。地质地球所供图
江西的野生稻。地质地球所供图
在江西野生野生稻田，吕厚远用上山文化特有的大口盆模型采野生稻试验。地质地球所供图
研究团队在浙江井头山遗址利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电法、磁法等）寻找地下考古文化地层与自然地层关系，突然大雨，到棚里暂时休息（左一为张健平）。地质地球所供图